| 来源： |
新闻晨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2月25日 09:11 |
作者： |
阿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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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将于近期公布的中国平安2008年年报中，平安董事长兼CEO马明哲的薪酬从上一年的6616万元直接“归零”，分文不取。有媒体分析这是马先生挨了一年多骂后的幡然醒悟，也有的说这样的“零薪水”并不理性——无论如何，正常的薪酬体系总是要与公司治理以及业绩挂钩才合理。
薪酬问题从去年开始就闹个没完。故事一个接一个，主角可能会变化，但情节基本一样——高薪出现了，大家都觉得可以骂，什么话都能出口，并且因为掌握了道德的制高点，完全可以不受谴责，甚至也没有想过要负责。而被骂者任何辩解都无济于事，愤怒的口水才不管你这薪酬是否合法，一口咬定你是“皎皎者易污”。当然还有很多声音为低薪打抱不平，但大多流于表面，挽一把貌似辛酸的泪水之后，就当自己已慈善了，然后依然把愤怒对准高薪烧去。
假如社会公平可一骂了之就均贫富了；假如经济发展不需要再分工，骂完了，物物交换的时代重降，大家自己种粮纺布，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也许有人会说，这不一定多正确，但至少是快乐的，可以作为追求目标。
然而这可能吗？
现代文明发展至今，本来就没有一个不受争议的工资标准。本质上说，人类至今都没有想出一帖万灵膏药，说是一帖下去，举世就太平了，凡人皆富贵了。换成政治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从来没有一种分配能够公平到皆大欢喜。
有人说，金融界一部分人合法拿高薪不合理，至少很难合国情。并举例说，这并非国人仇富，因为同样高收入的袁隆平先生却在一片叫好中，受到全社会鼓励去买最新款的奔驰。这样的分析当然在摆事实。但个案的理所当然，却不应成为全部社会构成的普遍分析。把不同行业满足不同消费需求的分工作简单比较，并不科学。袁隆平先生拿高收入合理，金融家从无到有把一个小社区的保险服务社发展到全国第二、世界瞩目，从而得到高收入，应该也不是坏事情，也说明中国经济的进步和社会财富的增加。
大米增产了满口叫好，保险品种有更多选择就要口诛笔伐？粮食是商品生产，保险也是金融产品制造，都是国民财富组成的一部分。何故厚此薄彼？任何国民财富的创造者，都不需要被上纲上线地判决为取得高收入就有“朱门酒肉臭”的动机，何况这未必是导致“路有冻死骨”的先决条件。
市场经济怎么发展才有效率？其分配制度怎么建立，才能保障起码的公平合理？这些可以见仁见智。但有一条，任何人都无法否定和回避：市场经济必然是社会化分工的结果。按照亚当·斯密《国富论》开篇第一章的论述，国民财富的形成和性质就是以“分工”为第一基础的。没有这个“分工”，一切经济发展都免谈。而“分工”就必然会导致分配不一致。现在问题的核心不是高薪，而是在全球一体化的分工中，我们各行各业的薪酬标准在全世界几乎都处于下游。高薪酬行业与世界相比差，低的也差——而且差太多。之所以中国人在世界上仍然属于便宜的劳动力，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缺少理性的薪酬制度构建。
总之，当薪酬作为人力资源价格来体现人的劳动和创造的价值时，中国人的勤劳、智慧、善良、勇敢和富有创造性是被严重低估的。马明哲先生这次决定“白干一年”，表面上看是共度时艰的“限薪令”效果初显，但在其背后，中国人力资源价值的扭曲仍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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