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东方早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2月07日 10:49 |
作者： |
孙立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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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金融学教授
新春伊始，便打开了2009年全球经济发展的格局：这将是一场政府干预所创造的“希望”和市场萎靡导致的“失望”进行你死我活的较量和争先恐后的赛跑的一年，而且一定会惊心动魄！
因为无论是在G20峰会还是在达沃斯论坛上，决策者、企业家、经济学家的发言，都再次释放了欧美爆发的金融危机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对世界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的担忧，如果政府无所作为，那么，市场在这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将不断会刷新“失望”的历史记录，而且，在此基础上所导致的大众信心的崩溃又会把衰弱的经济带向更加糟糕的结果。
事实上，从一开始局部的金融机构资不抵债所造成的资本市场的动荡到现在全球性的流动性恐慌所造成的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全面萎缩，都在不断向我们敲响了这样的警钟：这场金融创新滥用所导致的危机，在世界经济失衡发展的今天，已经大大削弱了市场“看不见的手”所产生的资源有效配置的威力和自我摆脱危机的能力，而此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政府救市的方式、救市的力度、救市的时机以及救市的能力才会直接影响到这场危机的收敛速度、经济整体的复苏程度以及全球发展的和谐程度。
所以，我们看到各国政府的救市政策此起彼伏，而且从帮助市场解压的货币政策突然转变为政府直接推动消费和投资的财政政策，并且救市政策一波推出一波，一波高过一波。
就连美国新上任的奥巴马政府也一改共和党的救市理念，加入了当今政府主导的救市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浪潮，而不是依从过去共和党的“保守”观念——政府的救市政策只能是放松监管，及时注入流动性，帮助市场恢复资源配置能力，而通过降息或减税等修复市场自救能力的做法，才是摆脱危机干扰，促进经济复苏的最好方法。
当然，2009年各国政府一改过去被动的货币政策的救市方式，而共同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一做法无可厚非，而且十分必要！它充分体现了各国政府对“市场失败”现状所带来的“自救无力”格局的共识。
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这种“大政府”干预政策所存在的局限性，要客观地接受市场可能因此会面临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首先，在全球范围内会自觉和不自觉地形成贸易和金融保护主义的格局。因为政府动用的是自己国家纳税人的钱，非常希望这些钱能立刻带来自己本国的就业、生产和消费复苏的效果，有时候就会采取一些保护主义的配套措施，以期待财政的救市效果显现得更为明显。甚至，这种保护主义的做法有时可能满足于自己的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自身的利益需要。最有可能出现的保护主义做法就是有些政府会斤斤计较，表面上是要求国际收支平衡，实际上是过分要求“利益均等”，而不顾双方之间存在的客观差异。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政府在欧元疲软的时候，加大在欧洲市场的技术和高附加价值的产品采购行为也是回应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负责任的积极态度。事实上，世界经济失衡环境下所发生的金融危机，只能通过更有效的经济和金融的合作才能尽早和有效地加以摆脱。
其次，支撑政府财政政策实施的融资手段也会影响救市的效果。如果政府的财政政策的扩大，都是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比如增加货币的投放等）来加以实现，那么，今后通胀的压力会抑制市场的活力，而不能起到通过政府干预来恢复市场的价格信号，从而激活市场自身配置资源活力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银行系统来消化政府的开支，那么，政府要特别关注政策的效果，否则，没有起到替代银行有效的配置资源的效果，那么，反而会造成本国的银行系统由于资源过多地被占用而丧失了自己配置资源的比较优势和能动性，这对经济尽早的恢复也是不利的。
所以，今天在危机的时刻，政府的支出不能够产生对民间经济的挤出效应，不能够出现国进民退的市场结构，要多在融资渠道上进行一些“创新”，比如，让高收入阶层或群体多持有一些国债以代替高税收的做法，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第三，政府的财政政策不能够只起到对市场的输血作用，而更关键的是要产生市场的造血功能。否则，就业扩大和工业生产提高的效果将是有限的而且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利好的救市政策不一定就能够改善企业的投资环境和个人的消费能力，用得不好，反而会加大“问题企业”的道德风险（只要自己是大企业，只要我的产业链足够长，那么，政府一定会关注我的企业，哪怕我参与了不应该参与的金融投资，哪怕我的产能不负责任的在扩大。这种想法的存在无法从根本上汲取这场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深刻教训），会削弱市场整体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日本企业在泡沫经济崩溃后，很大程度提高了自身库存的管理能力，所以，只要外部市场活力恢复，它们的利润复苏会非常明显，相反，我们的企业在“过保护”的投资环境中可能没有企业应该具备的流动性管理能力，产能过剩就是这一问题的最好写照），甚至会导致腐败现象更加恶化（比如，为了拿到政府的财政资助和项目的委托，企业领导会托关系走后门，地方政府会“跑步钱进”，结果造成资源配置的严重失效）。
今天资本市场的“一起一落”的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一方面对政府救市政策的期待愿望，但另一方面又对经济基本面能否迅速改善缺乏信心”这样的特征。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救市政策虽然必不可少，而且在当前又是十分必要，但是，它自始至终都应该是为了实现“修复市场活力”（而不能替代市场）这一最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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