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1月16日 09:55 |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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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严峻经济形势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会卷土重来吗？
华尔街金融危机很可能正在演变成一场百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不过，对于各国领导人而言，他们远比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和英国的麦克唐纳等前辈要幸运得多。受惠于GATT/WTO这一全球多边贸易机制，以及战后跨国资本的自由流动，客观上使得类似上世纪30年代那样赤裸裸的世界关税大战，再度发生的风险相对降低。
当然，许多人更愿意相信的一个理由是：政治家都是聪明的人，他们没有理由不从过去的惨痛历史教训中汲取经验。仅从表面上看，似乎也的确如此。在去年年底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和APEC会议上，与会各国领导人一致表示，将采取必要手段限制本国贸易壁垒升高，以防重蹈覆辙。
这里所谓的历史教训，指的是1930年在两个美国议员的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恶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该法案将2万多种进口产品的关税大幅提高，由此引发各国跟风效应。到1932年，世界贸易比1929年下降了25%，世界工业生产降幅达30%。每个国家都试图将自己与外部危机隔绝开来，结果反而加剧了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
今天的人们往往很难理解，70多年前的各国政府何至于如此短视愚昧？然而当我们仔细检阅历史时，便会发现情况恐怕不是那么简单。事实上，当时国际社会对于贸易保护可能带来的危害并非浑然不知。例如，早在1929年秋，“国联”便呼吁所有成员国签署“关税休战”协定，规定2~3年内各国关税水平不得提高。然而，随着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暴跌，为保护本国就业，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得已诉诸抑制进口策略。
回到现实中来。毫无疑问，此轮全球贸易衰退很可能再次成为诱发贸易保护主义的直接导火索。世界银行去年年底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预计，2009年世界经济增速仅为0.9%，全球贸易额将紧缩2.1%。截至2008年底，欧美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已宣布陷入衰退，而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也大为放缓，与上世纪30年代的情况极为相似――保就业成为各国政府的首要责任：目前美国失业率高达7.2%，其中仅2008年就新增260万失业人口，创下二战以来的最高纪录；而欧元区单月失业率也已高达7.7%，总失业人口1718万人；至于中国，同样面临着空前的就业压力。据有关方面测算，2009年仅城镇需解决就业的人口就达到2200万~2400万。
因此，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和蠢蠢欲动的贸易保护主义幽灵，笔者认为，不能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各国政府的觉悟和国际责任上，毕竟理想主义敌不过现实利益的考虑及由此引发的冲动。
以奥巴马为例，他当选美国总统后，便很快被贴上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标签。原因在于：一是他摆脱不了民主党多年来的传统，二是他在竞选中为捞取选票所做的一些虚虚实实的承诺，三是他任命的一系列阁员中缺乏态度鲜明的自由贸易支持者，四是迄今为止他本人尚未公开就全球贸易自由化做出清晰明确的表态。中国人讲要“听其言、观其行”，虽然不断有人在为奥巴马辩护，但正如著名国际贸易学者贾格迪什?巴格沃蒂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这位美国当选总统在贸易问题上令人不安的沉默，让我们不得不放弃幻想，并变得警惕起来。”
不可否认的是，与上世纪30年代不同，现行国际贸易体系及其规则有助于减少各种明显的贸易保护措施。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现行WTO规则还存在广泛的灰色地带，并不能有效阻止各成员采取或明或暗的贸易保护手段。因此，现在最大的风险就在于：一旦不负责任的一方率先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将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触发“以牙还牙”的连锁报复行为。
自1986年乌拉圭回合谈判启动以来，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世界平均关税水平已从26%降至2007年的8.8%。但如果顶不住这一次危机的压力，各成员多年来的集体努力可能将付诸东流。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的一份报告指出，若主要经济体将目前实际执行的关税水平升至WTO允许的约束水平，则全球贸易额将锐减7.7%。
当前，中国正面临严峻的外部经济形势。海关总署统计显示，中国2008年12月份出口额比上年同期下降2.8%，跌幅为10年之最。有鉴于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确定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其中，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这就表明，中国在面临外部危机和挑战时，并不倾向于通过贸易保护手段，特别是汇率贬值来振兴经济。
笔者认为，今后一到两年，中国一方面应积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实质性成果，并在WTO规则框架下对欧美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进行主动应诉；另一方面，也应加快地区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要求其他国家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时，中国自身也要坚决抵制贸易保护的诱惑，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促进国内企业产业结构转型和提升国际竞争力上来；同时要打破行业垄断，让民间资本有机会进入更多的领域。（作者为上海财经评论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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