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时代周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1月15日 14:54 |
作者： |
佚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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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寻找到复苏和振兴的快捷之路，就是摆在所有人面前、关系民族命运和文化复兴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依靠传统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填补产能过剩的同时，认真思考和讨论金融危机的起源及其深层影响，然后对症下药。
温家宝总理近日在江苏调研时提出，“要在金融危机中最早复苏和振兴！”这一说法极其令人振奋。如何寻找到复苏和振兴的快捷之路，就是摆在所有人面前、关系民族命运和文化复兴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依靠传统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填补产能过剩的同时，认真思考和讨论金融危机的起源及其深层影响，然后对症下药。
而温总理奔走各地打气，不仅为国民重建信心，而且意在回应国际社会。危机爆发之初，不少海外媒体曾兔死狐悲，认为一场金融风暴就把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打回第三世界的原形。不久前，《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拉赫曼还心怀叵测地说，比较前苏联解体的时代，如果中国倒在金融危机的2009年，那将会非常具有讽刺意味。
最新的背景是，法国总统萨科齐1月8日在巴黎与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商谈时共同提出，现在到了资本主义必须重新“道德化”、开始规制全球资本主义的时候了，不能再任大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为所欲为，必须加强全球范围内对资本的监管。他们提议，应在联合国框架内新设一个经济理事会，平行于现行的教科文组织等等，准备在全球的范围内打一场规制资本主义的“持久战”，彻底终结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早在去年10月底，在反金融危机问题上大出风头的萨科齐建议，正式扩大G8规模，吸收中国、印度等作为G8正式成员国。德国副总理、外长斯坦迈尔也支持这一G13方案，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上周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研究中心国际工作坊上，来自欧洲和中国的各界专家们明确呼吁，在金融危机时代，欧洲和中国之间应当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以在这次危机中表现稳健的欧洲为样板，加速中国的内部改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争取最早复苏既是国际间的相互较劲，关系大国地位、大国崛起的责任，也关乎中国发展模式是否具备持续性，关乎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
如果我们假定全球化的结果—金融危机—源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过程中，那么，中国作为冷战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必然地与全球化—金融危机的生成过程存在结构上的紧密联系。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来看，任何金融泡沫都来自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分离。此次金融危机，表面上是2001年互联网泡沫和2008年次贷危机的雪崩效应，实则源于克林顿政府任内允许养老金的共同基金进入风险市场。曾对克林顿财政归零政策大加褒扬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坎南，在90年代后期对此曾有严厉批评和警告，认为必将导致金融危机。
但是大多数人低估了美国借贷消费(生产资本)与养老基金(金融市场)分裂的程度，忽略了加剧这一系统分裂的一个主要力量来自系统外部—沙特、日本和中国等国购买的大量美国政府债券支撑着美国资本市场较低的利率，支持着无节制消费的信心，也对互联网等高技术的回报给出了错误的信号。而且这一外部力量又与中国经济体内社会保险积累与世界工厂生产模式的脱节息息相关—在央行看来，以出口导向赚取的外汇储备形同强制储蓄积累下的国民保险金，不得不重新投入美国债券市场以保值增值。
反观欧洲福利国家模式，由国家稳健管理的养老金—社会保险却居于国民经济的核心，每个公民都可从工资缴纳中清楚计算未来受领的养老金被真实计入每件产品的成本和国家竞争力。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工作人口日益减少、社会福利难以为继，而不是希法亭意义上金融资本的分离。在欧洲的治理模式下，主保险公司体制与劳动和资本合作的法团合作主义共同管理着国民经济与政治体制，在这次金融危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一致强调国家规制资本的重要性。
因此，有必要从根源入手寻找应对金融危机的解决之道，弥合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鸿沟。尽快三读通过适用的社会保险法，建立庞大的国家管理的社会保险基金，借机改造国内生产方式，重建生产与金融间相互循环的健康内需。另方面，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近来不断呼吁的，共同建构中欧间的新型金融合作方式，将1.95万亿(截至2008年12月末)的外汇储备减持归为社会保险基金，并分散投资于欧洲资本市场，共同获得振兴的新动力，力争最早从金融危机中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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