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错过军事革命 是因为仗打得太少吗?

  维舟

  [中国传统社会的剩余资本是很少的,也缺乏像欧洲那样活跃的竞争机制投入到军事技术的研发上去。与同时期西欧、日本那种兵农分离的军队职业化方向不同的是,明清时期中国向往的是兵农合一的体制,其最大好处是低成本维护社会稳定,而非高投入研发军事技术、锻造专业军队。]

  中国是发明火药和枪炮的国度,但在明清时代的数百年里却渐渐落后,鸦片战争时,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清军已不堪一击。到19世纪末,列强无一不是工业化国家,世界军事力量格局的不均衡性前所未有,一直要到19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以及越南抗法的奠边府战役,这一局面才宣告终结。回顾这段历史时,一个很难回避也最让人感兴趣的大谜团是: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更进一步说,中西方走上不同道路的“军事大分流”(greatdivergence)背后,其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和经济史上的“大分流”一样,在军事史上,这同样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它实际上涉及的是“中国为什么没能自发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又或者说是“西方究竟做对了什么”的问题。从一系列标志看,中国原本在很长时间里都领先于西方:不仅率先发明了火药,而且也最先应用于军事技术,学界公认枪炮是中国发明的;现存最早的金属原型铳是西夏晚期(13世纪初)制造的,而西方使用枪炮的最早记载只能追溯到1320年代中期,晚了100多年;1363年的鄱阳湖之战,是历史记载中第一次明确使用火器的水战;1370年中国就出现了铁制炮弹,而欧洲要晚至15世纪末;明朝初年,中国军队已有10%的士兵装备火铳,到1466年更高达30%,这相当于欧洲16世纪中期的水平。不仅如此,中国的军事思想也同样领先:1550~1664年间,中国出版了多达1127种军事手册,对练兵新技术的热衷不亚于欧洲;戚继光的明军是当时除西欧之外唯一严格运用步兵操练的军队,且率先发明了火枪轮射技术。孙来臣等史学家甚至认为,近代军事革命源于中国而非欧洲,明代中国是第一个“火药帝国”。

  既然这样,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以往的解释大多倾向于从文化特征、政治结构等深层次的因素入手,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社会重文轻武,儒家不鼓励军事研究;长期的闭关自守阻碍了交流学习和技术发展,导致孤立与停滞;甚或归咎于保守的文化“天生拒绝改变”。但研究军事史的美国学者欧阳泰(TonioAndrade)在《从丹药到枪炮》一书中一一反驳了上述观点,因为这很难解释中国直至晚明所表现出来的技术创新与军事表现。在他的前一本书《决战热兰遮》中,他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看法:1661年郑成功率军击败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军,证明西方当时在亚洲的强制性权力有限,欧洲人扩张依靠的优势,与其说是科技或经济组织,不如说是政治意志;虽然他承认文艺复兴堡垒与舷侧炮战舰是当时荷兰人的两大优势,但郑成功的获胜同样表明,东亚社会与欧洲一样沿着类似的现代化道路进化。

  如果说东西方之间的差距在16~17世纪还难以察觉,那么到1800年左右已经扩大成为鸿沟,这意味着,欧洲在此期间迅速拉大差距,是得益于其迥然不同于中国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究竟是什么?欧阳泰在分析历史之后认为,原因之一是欧洲当时长期的分裂局面,导致各国都必须拼命革新军事技术,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这种“战争驱动的军事革新”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过,然而在1450年之后,中国的战争越来越少,烈度越来越低,到1693年清军击败噶尔丹之后,更迎来“康乾盛世”这一长期和平,战事频率、军事革新都大幅减缓,仅有的盗匪叛乱与骚动,则无须作出重大改革便能轻松应对,而这段时间却恰好是欧洲军事革新大加速的时期。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明清时代的中国参加了太多“错误的战争”,诸如抵御游牧民族、镇压叛乱之类,差不多都只是警察行动,不能像西欧列强的对外征服那样可以获得发展的动能。

  但欧阳泰并不仅仅满足于用一些宽泛的理由去解释这一现象,在比较中西战争形象、军事思想和战法细节之后,他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14世纪末期以后,当欧洲的火炮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地用于轰击堡垒时,中国的火器却仍然都是小型武器。这不仅是因为战争烈度的问题,还意味着中国火药武器的发展受限于某些特定的原因:中国的城墙不像欧洲那样是石砌的,而是黄土实心的高墙,比欧洲的堡垒厚十倍,墙体还是斜的,这三大特点(厚度、泥心、坡度)使得它特别抗炮击。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在军事革新的方向上不是费力研发出可以摧毁城墙的火炮,而是杀伤士兵。的确,这一点在中国军事思想上也可以得到验证,因为自《孙子兵法》起,中国的战略思想一直强调“上兵伐谋”,直接攻城是下下策,即便要开战,最要紧的也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不仅如此,中国最早的火药武器,最重要的用途也不是轰炸城墙,而是为了破坏敌军阵型。欧阳泰甚至质问道:“如果欧洲人遭遇的是中国那样的城墙,他们还会想方设法研发出以击碎城墙为目的的火炮吗?”

  这些解释看起来的确能给人很多启发,特别是他通过对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热兰遮之战、清军击败俄国殖民者的雅克萨之战这两场战役的研究,证明那种“传统儒家文化导致中国现代化失败”的正统观点并不可信。因为近代史已经表明,军事技术是跨文化交流中传播最为迅速的——无论是什么样的文化,没有人希望自己在战争中失败,因而只要冲突维持一定的频率与烈度,这种地缘政治的不安全感迟早都会迫使人们响应挑战,采纳并革新军事技术。就像晚清时在列强所施加的持续外部威胁之下,据说是“顽固抵触变革”的中国人也很快醒悟过来,改革者才有机会获得推动变革的持续动能。从17世纪与欧洲军队遭遇时的表现看,当时中国人的调适能力并不差。

  照这么说来,中国之所以没能实现军事现代化,只是因为打的仗太少了?率军击败拿破仑的英国威灵顿公爵曾说:“胜利是仅次于失败的最大悲剧。”其意无非是说,胜利常带来骄傲轻敌和松懈的情绪,军队在和平时期疏于操练,很可能就为下一次失败埋下了伏笔。在东西方的这一“军事大分流”中,如果明清时期的中国“天下大乱”,是否反而“形势大好”?在我看来,问题恐怕并非如此。

  乍一看,欧洲的军事革新乃至现代化事业,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频繁的战争催生的动能,但必须看到的一点是:在很多地方(以及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频繁的战争带来的不是技术变革,而是社会的彻底破坏。对中国这样的农业文明来说,大量壮劳力脱离农业生产去打仗,本身就是对经济繁荣的巨大破坏,更不必说战争带来的杀戮、掠夺和干扰了,这并不必然催生军事技术革新。因为相比起同时期欧洲那种“资本密集型”的战争,中国打的却是“人力密集型”的战争——自先秦以来,中国战场上打赢一场战争,靠的往往不是更先进的军事技术,而是组织更严密、纪律更严格、人力总动员化的军队,考古发现已经证明,最早统一天下的秦帝国军队,其实论武器还远不如山东六国先进。

  欧洲近代的军事革新,有一个基本前提,即财政-军事国家的兴起,使得激烈竞争的国家不仅能充分利用境内的税收资源,而且枪炮的装备运用确实能带来好处,这样才能激发各国不断去优化它。与中国相比,同时期欧洲冲突双方的军队规模大多较小,因而新式枪炮的威力更有可能带来决定性影响。须知,巨型炮的制造、运输、开炮,都靡费巨大,16世纪的加农炮每射一发,相当于一名步兵一个月的军饷——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决非夸大其词。军事革命所带来的好处,起初并不明显,却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之所以还能进行下去,说到底还是因为火炮能迫使敌军投降,带来巨大的“投资回报”。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1776年著成的《国富论》中也提到,火炮是昂贵的,防御火炮的城堡也一样花费巨大,所以战争艺术的革命倾向于在富国发生;照此推论,最终只有高效、中央集权的现代政体才能在高度竞争的战争环境下胜出。

  然而,正如赵鼎新在东周儒法国家的竞争模型中所证明的,中国走上的却是另一条道路:依靠对人力的彻底组织和绩效激励。中国的战略思维对“赢得战争”的界定、如何赢得战争,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路径。欧洲的军事革命模型,正如欧阳泰所概括的,是:“修建城堡以及集结军队开销巨大,所以政治领袖通过更加普遍的课税,以及财政、金融创新,创设了吸纳税收的新办法。不能完成这一任务的国家消失了,成功的国家留存下来。”但中国所投入的最主要资源却不是资金,而是人力。

  人类学者约瑟夫·泰恩特在《复杂社会的崩溃》一书中说:“技术革新,特别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制度化的各类革新,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非同寻常的现象。它需要某种程度的研发投资。这种投资在人均生产几乎没有剩余的农业社会是很难实现的。技术革新通常因劳力短缺而起,而古代社会几乎不存在这种情况。”中国正是一个劳动力不仅没有短缺而且常有剩余的社会。半个世纪前,约翰·罗林森曾根据传统观点认为,“中国不是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试验开支,也不是缺少技术条件”,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阻碍是儒家思维“对试验的抵触”;但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的剩余资本是很少的,也缺乏像欧洲那样活跃的竞争机制投入到军事技术的研发上去。与同时期西欧、日本那种兵农分离的军队职业化方向不同的是,明清时期中国向往的是兵农合一的体制,其最大好处是低成本维护社会稳定,而非高投入研发军事技术、锻造专业军队。

  被欧阳泰忽视的另一点是:他太多聚焦于陆战中的巨炮攻城,但事实上海战中使用枪炮的价值更为明显,因为不仅船只本身就能给笨重的大炮赋予机动性,而且海外征服的获益更为显著。这方面欧洲远远走在中国前面,英国早在1340年的斯鲁伊斯海战中就已使用枪炮,葡萄牙人到1419年就已部署装备枪炮的舰队,最终发展出称霸海洋的侧舷炮。与陆战相比,建造、维持一支舰队更需要资金、技术的密集投入,却要不了多少人力——1588年号称规模空前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也不过3万名士兵和水手。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中曾指出:“欧洲的船长、船员和探险家们最重要的不同在于,他们拥有可以实现其野心的船只和枪炮,并且他们来自一个热衷竞争、冒险和创业的政治环境。”恐怕正是这些差异,而非单纯的战争频率与烈度的高低,才真正决定了中国与西方在近代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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