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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在《社会科学季刊》中向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希发起挑战,提出二人进行一场比试,以检验他们对未来截然相反的预测谁对谁错。后者担忧人口过剩,认为世界末日将至;前者则看好人类的前程,持乐观态度。打赌的方式,是用五种金属的价格变动,预知未来世界的发展。双方各买入1000美元的铬、铜、镍、锡、钨,约定十年后除却通货膨胀因素,如金属价格上涨,则证明地球资源稀缺,西蒙认输;如价格下跌,证明地球资源仍然富足,埃利希认输。这场赌局被视为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对决,要么为埃利希的反人口增长活动和环境灾难论提供论据,要么推动西蒙关于新技术和市场的力量将丰富人类资源的观点。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保罗·萨宾在本书中解析了美国的科学如何影响政治,反过来政治又如何影响科学;它会改变我们对环保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刻板印象,也为我们思考环保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常常有人说,癌症病人一半是被吓死的;保持放松愉快的心情,公认有益于健康;不少病,比如普通感冒,其实不用吃药,并且除了减轻症状的治标之药,也没什么真正的特效药,大多是靠人体的抵抗力自愈的……那么,心理因素在疾病治疗中到底有多大作用?“自愈力”这回事,听上去很像伪科学,到底有多少科学依据?本书是学遗传学、医学及微生物学出身的英国知名科学记者乔·马钱特探索身体疗愈真相的佳作,他走访了哈佛、牛津、剑桥、多伦多等近30所世界名校,采访了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20多个领域的世界级专家,搜寻了医学领域世界各地的前沿研究,以科学数据和事实为依据,揭示了人的大脑对身体健康的影响,阐述了当下被广泛应用的十大自愈手段(如安慰剂效应、催眠疗法、虚拟现实疗法、正念冥想疗法等)的理论依据,以及如何将这些前沿发现融入日常生活和临床实践中,在对传统医疗提出质疑的同时,也给出了新医疗思维的丰富实证。

  关于基督教与近代科学的关系,相关的研究早已从原先死板地将它们看作你死我活的对头,有了更深入得多、丰富得多的成果。事实上,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对于深入理解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或科学革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牛津大学前任科学与宗教教授彼得·哈里森,正是目前研究科学与宗教关系的顶尖学者。在本书中,他考察了《圣经》在自然科学的兴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论证了《圣经》的内容,尤其是它被诠释的方式,对公元3~17世纪的自然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据广为人知的中世纪隐喻,上帝为人类提供了“两本书”:“自然之书”(自然界)和“《圣经》之书”。因此,自然和《圣经》被认为是由上帝创作的贮藏永恒真理的平行之所。随着新教文本诠释学的出现,物质世界的目的不再只是指称功能和象征功能,它需要自己的语言,这导向了一个机械化宇宙的出现,并宣告了中世纪象征世界的结束,为科学地研究自然和用技术开发自然确立了条件。

  一本以“革命”来命名的小说集,作者则有着“格瓦拉”这样一个姓氏,不由得让人侧目。没错,卡内克·桑切斯·格瓦拉,就是那位著名的阿根廷/古巴游记英雄切·格瓦拉的外孙。当然,作为切的长女之子,卡内克·桑切斯原本是不必冠以“格瓦拉”这一姓氏的,他这样做了,也就表明他对外祖父的革命事业的态度。这位古巴“红二代”本身的经历也够传奇的:1974年生于古巴哈瓦那,童年在米兰、巴塞罗那度过;返回古巴后,拒绝政府高级军官职位,成立摇滚乐队;后定居墨西哥,致力于文学艺术创作;2015年因心脏手术失败逝世,年仅40岁。本书是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包括9篇作品,以革命后的古巴为背景,描写了人们日复一日所面临的物质和精神的困境。小说风格多样,富于实验性,展现了古巴社会的众生百态:普通职员、毒贩、皮条客、嗜血艺术家、投机分子、摇滚青年……他们游离在现实与虚无的边界,在革命激情与理想失落交织的年代或默默忍受,或奋力挣扎。(西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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