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满不在乎的一方 居然在乎起了对方的 过分在乎

  俞冰夏

  《美国精神病人》(AmericanPsycho)的作者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BretEastonEllis)已经55岁了。如果我国大众文艺评论界十几年前有现在的国际化视野,可能会把郭敬明叫作“中国的埃利斯”,这比较能帮助中国读者理解埃利斯在某个美国文化瞬间的地位。同样早早出名,21岁出版第一本小说,并立刻成为青少年的文学偶像;同样喜欢在一句句子里安插不少于三个名牌两个当红夜店,同样沉迷于纸醉金迷的资本主义欢场不可自拔。当然,埃利斯是洛杉矶富二代,也是美国资本主义有自我批判意识时期的时代产物,他的纸醉金迷和自我毁灭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虚无主义浪潮的一部分。

  前青少年文学偶像活到55岁,遇到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曾经文艺青年心中的审美标准也一并过去了,全新的一套文化话语体系已然立场坚定地选择及构建了全新的文化瞬间和审美标准。文化上的代际交替被动接受的程度极高,不但流行的文化产品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谁能想到漫威从非主流青少年宅男文化发展成今天的好莱坞最高级别爆米花大片?),我们接受信息的方式也完全不同了,曾经读比如《纽约客》的影评栏目决定是否去看某部电影的人,如今也很难说服自己不去读imdb上完全不具权威性的来自一串数字用户名、错别字连篇的评论;曾经在曼哈顿夜场里夜夜笙歌的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的粉丝,如今可能住在郊区,正在教孩子做数学,而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最著名的小说《美国精神病人》的主角帕特里克·白特曼、风流倜傥的纽约金领连环杀人犯,有个偶像——唐纳德·特朗普,如今当上了美国总统。

  与此相比,政治前浪如果也像文化前浪一样十有八九死在沙滩上,那么这世界理应永远处于年轻人所谓“进步”(progressive)的状态。年轻人总是那么自以为是,全不知自己幼稚可笑,一到投票才发现社会政治并非社交网络上给跟自己三观一致的朋友点个赞那么简单,竟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进步”,甚至很大一部分人支持“退步”。2016年,满嘴脏话很不优雅的老年白人特朗普当选总统,对万事离不开身份政治、自认为道德十分高尚的这一代美国年轻人(以及一些长不大的成年人)是个重大打击,他们的反扑或者崩溃正以极其肥皂剧的形式上演——埃利斯对此表示惊讶,表示不解,表示恐惧,于是有了这本名字只有一个字,叫作“白”的新书——埃利斯的第一本非虚构作品。

  轮到55岁的过气“美国郭敬明”来给大家讲政治大道理,本身是件有点讽刺的事。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从来不是个关心政治的作家。埃利斯当红时期,文学界对他的批评通常与肤浅、浮华、自恋与流于表面有关,他小说中的人物不是油头粉面的华尔街小开,就是比佛利山上精神分裂的演员。同代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FosterWallace,1962~2008)称其为“尼曼马克斯(美国奢侈品商场)虚无主义”。埃利斯过的也从不是大多数客观被动倾向偏左的穷作家过的日子,他曾与汤姆·克鲁斯住在同一栋曼哈顿公寓楼,且逢人便要吹嘘一番,哪怕他只在电梯里见过克鲁斯两次。由埃利斯来批评当下年轻人肤浅、浮华、自恋与流于表面,很像《五十度灰》的男主角退休后特别撰文批判新一代霸道总裁不够霸道不够有钱。这正是《白》有趣的地方,它双倍下注,命运显然凄凉,却毫无悔意。

  《白》从埃利斯自己的童年写起,那是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埃利斯在洛杉矶中上阶级社区长大,父母在孩子的生活当中几乎无影无踪。孩子们六七岁开始就自己走路上学,大一点骑自行车去同样没有家长在场的同学家度过下午。10岁开始,埃利斯便独自去电影院看他喜欢的恐怖片,什么都看,无论家长还是电影院都没有大人监管。如今在孩子们头上盘旋的“直升机父母”,当时是不存在的。但“我们没有人觉得受伤,因为时代的黑暗和糟糕情绪无处不在,悲观主义是国家通用语言,时髦与酷的标记……没人在乎我们看什么,情绪如何,想要什么,我们也还没被受害者邪教彻底侵蚀”。

  而如今的“千禧一代”,则被埃利斯叫做“软蛋一代”——他们被神经质的父母养育在无菌环境里,做任何普通的事都会并需要得到奖励,因此面对任何失败或者失望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迅速把自己“受害者化”。埃利斯那一代人,或者所有比埃利斯年纪大的人,都明白世界很残酷、很肮脏,输赢皆有可能,谁也不比谁高尚,遇到问题应该靠自己的拳头和智慧而不是告状来解决。

  与其说“软蛋一代”软弱无能,倒不如说他们无法在这样的世界观中生存。在互联网上长大的“软蛋”们,用埃利斯的隐喻,是一个个职业“演员”,他们日复一日在网上扮演积极向上的虚假人格。一个演员是没有能展现给他人的私人生活的——在好莱坞长大的埃利斯最熟悉演员,真实人格与台前人格一致的演员,埃利斯说自己从未见过。真实人格,或者任何人格,对演员这职业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软蛋一代”拒绝接受现实世界的残酷,因此是种“职业需要”。比起做人,无论受害者还是性别或者种族上的“身份”,都更容易“扮演”,因为做一个真实的人容易暴露出各种各样不干不净不积极不向上不适合社交网络的丑陋面目——没有哪个演员愿意不化妆上台。

  《白》最好看的一部分,与特朗普有关。“软蛋一代”的另一个特点,是很容易被冒犯,而很显然,没有谁比特朗普更懂得如何冒犯他们。埃利斯叙述了自己身边的朋友们在特朗普当选之后陷入一种迷乱的狂躁症,几乎特朗普的一举一动,都能让他们在自己与政治完全无关的生活当中失控,就好像自视甚高的群众演员遇到不按常理出牌的疯子导演。这些人,埃利斯指出,几乎都是富裕的白人。他们受到冒犯并不是因为受到了任何伤害,而似乎是因为熟悉的剧本被人改得面目全非。由此发展出的一系列反抗,是至今还未结束的“软蛋式歇斯底里”。埃利斯那个比他小22岁的男友,因此陷入了抑郁与毒瘾;好莱坞矫枉过正地把各种奖发给一切与身份政治有关的作品;社交网络上的社会正义小兵们打压谩骂一切持不同意见的人;普通聚餐上时常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听到特朗普的名字就情绪大崩,而那些给特朗普投票或至少无感的人则越来越陷入沉默。

  埃利斯——我要重申,他显然并不是个左派——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在这“软蛋一代”的身份政治当中,唯一得利的是大公司资本主义——他们最需要软蛋员工,需要软蛋文化,以消灭任何与维持公司运转无关的个性,为此他们提供“安全地带”,提供“心理辅导”,甚至提供一日三餐。“我们似乎一不小心进入了一种憎恨言论自由、惩罚一切展示自我之行为的极权主义。换句话说——演员的梦想。”

  然而,像所有其他反身份政治的头铁批评家(几乎一律年龄超过40岁)一样,55岁的过气文化名人埃利斯在《白》出版之后,不可避免地要被社交网络和廉价媒体上的25岁软蛋重新批判一遍,“过气”“自大”“白男优越感”都是肯定会出现的词语,而他们的批评,至少在字面意义上恐怕也没错,只是这文化与政治上的代沟无法填补的问题正在于此——一方满不在乎,另一方,而满不在乎的一方过分在乎。像所有两代人吵过的架一样,谁说服谁,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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