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450公里长的“辇路”, 元朝皇帝曾像候鸟一般春去秋来

  孙行之

  [“内亚”主要是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区域,从文化上来说,“内亚”大概是指阿尔泰语系地区,包括中国东北、俄罗斯部分地区,还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一些地方,往西甚至到达欧洲]

  一条专为元代皇帝每年南北巡幸所开的道路,曾煊赫无比,却因只留下为数很少的记载,而显得神秘。如今,经由历史学家行走和记录,它慢慢重现在人们面前。

  《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一书,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的游记,写下了他从北京建德门出发,一路走向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这趟漫长旅途中的所见、所思。

  北京和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也就是元朝的大都与上都,它们之间,共有四条道路,其中两条是驿路,另两条则是皇帝专属通道,即“辇路”。称汗以后,忽必烈建立两都制,每年初夏,元帝都会自大都出发,前往上都,等到再回到北京,已是当年9月。

  “侍从常向北方游,龙虎台前正麦秋。信是上京无暑气,行装五月载貂裘。”朱有燉在《元宫词百章》中这样描述一年一度的元帝巡幸。15年前,正是这首诗使得罗新萌生了对“元帝候鸟一般春去秋来的辇路”的兴趣。

  元代,文官是不被允许随驾去上都的,所以有关辇路的详细记录极少。路上的许多细节,一直颇多争议,比如,“过去的记录者草草记下一些地名,但这个地名对应今天的哪里,我们还不清楚”。从罗新多年前在BBS上与同行们讨论这条路开始,走完辇路的想法就“如同都市夜空的星星,时隐时现”。

  直到过了知天命之年,他才终于鼓起勇气,推掉了一个在撒马尔罕召开的丝绸之路历史考古会议,开始徒步旅行。于是,便有了六七月间那趟15天、450公里的旅程,以及这本厚厚的游记。

  每天走20多公里

  行走开始的时候,与罗新同行的旅伴只有他指导过的学生、在国家博物馆工作的王抒。然而这一路上,他至少与几十本书的作者展开了对话,无数关于历史的、现实的、人生况味的语句在他脑中穿梭,倒也热闹非凡。

  《金史》《元史》《明实录》《蒙古秘史》等史书自然不在话下,其他的,则从《同查理一起旅行——寻找美国》、《寻路阿富汗》、《从北京到巴黎》直至《瓦尔登湖》。走到《蚁族》中描写的“北漂”聚集地小月河西岸,他还会回想“城中村”居民的生活境遇,以及一位曾在此跳河的姑娘。

  每天中午随便找个地方坐下,靠饼干、馒头和水充饥的罗新,在书中细致描述了元代皇帝行进在辇路上的浩大排场,“真是一种超大规模的游牧转场”。每年跟随御驾的,前后达10万人以上,还包括牛羊马驴骆驼。“首先食物供给的规模就骇人听闻,而食物中首先是马奶,沿途预先准备好可以取奶的马匹就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元代君臣往返于辇路时,是坐车、骑马或乘象辇的。罗新却背着大大的包,硬是靠两条腿,以每天20多公里的速度一路走到了上都。本来他还考虑雇头驴为自己背包,打听后才知道,现在已没有牲口能走那么远了。快到上都的时候,因为被脚上的水泡和甲沟炎所困扰,一位朋友开车送了他一程。第二天,他又坐车原路返回,重走了一遍。“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说好了走,就要全程走完。”美国人罗瑞·斯图尔特写的《寻路阿富汗》,是罗新近年来最爱读的游记。或许是受其影响,罗新对徒步的态度也变得“过度认真”了。

  有一个历史人物,对罗新十分重要。元代,以扈从身份走完辇路且留下了详实记录的,只有周伯琦。得益于元顺帝的用人新政,曾任翰林的他以兵部侍郎和监察御史的身份,在某年得以随驾前往上都。在《扈从集》中,他称这趟经历“行所未行,见所未见”、“实为旷遇”。巧的是,踏上辇路那年,周伯琦54岁,与罗新年龄相仿。

  周伯琦记下的上都,遍地是地椒、野茴香、葱和韭菜、野花以及金黄色的金莲花,五彩缤纷,香气袭人。可最终抵达目的地时,罗新看到的,“更多的是大呼小叫的游客、喷着热气的大巴和飞奔来去的小汽车,以及为了游客而陈设的瘦马和骆驼”,遗址则“只剩荒莱丛生下的短墙土台与碎瓦残石”。可他自有“补救的招数”,那就是闭上眼,发挥历史学家的想象力,用牛车、羊群以及骑马长歌的牧人代替眼前的人与物,往昔“牛羊散漫若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的景象于是“再现眼前”。

  中原和边疆,都有大人物和小人物

  对专注于中国中古史和中国古代边疆史研究的罗新来说,这次出行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可以算作科研成果的新发现”,但他“很庆幸自己完成了这次徒步——时间过去越久,这种庆幸越是轮廓鲜明”。

  2014年,罗新以一本《黑毡上的北魏皇帝》赢得了许多历史专业之外的粉丝。在那本书里,他从北魏孝武帝举毡立汗的继位仪式切入,呈现了内亚各民族在文化传统上的延续性和独立性。他还大胆推测,辽的开国君主耶律阿保机真正的死因,也与一种独特的继位仪式有关,并借此分析了中原王朝与内亚地区不同的政治传统。对这种以小见大的分析,许多读者赞叹他“想象力丰富”、“脑洞清奇”,但也有人批评他“论证不够严密”。

  整日面对瀚无涯际的史料,罗新这几年总对亲历亲闻有强烈的愿望。“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我所研究的那个遥远迷蒙的中国,和眼下这个常常令我大惑不解的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在读了斯坦贝克的《同查理一起旅行——寻找美国》之后,他一再这样问自己。

  “我愿意去关注一些边缘群体,愿意去关注一些弱势的人。即便是关注边疆历史,但是边疆历史当中也有成吉思汗这样的大人物,也有处在历史边缘、很多人不去说的人物,不在于你关注中原或边疆,每一个地方都有各种人群。”

  罗新记得,有天傍晚,他在拥挤的地铁上和一个打工者挨在一起,那明显是因为很久没洗澡没换衣服而散发出的强烈气味让他无法呼吸。他甚至期待有一堵物理的高墙,好隔开那气味。那一刻他意识到,对于这位打工者,以及身处当地现实环境中的人们而言,他们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只是旅游者而已。

  他希望完成“从旅游者到旅行者的转变”。这15天的路途,他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对他怀有恶意的人,“都是善良和温暖”。“你去吴哥窟、去敦煌,不会关注周围的人,只是关注眼前的奇观。而当你背着大包,汗流浃背地经过当地人身旁时,你必然会和他们发生接触,问他们要点吃的喝的。这时候,你与他们是平等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

  第一财经:《从大都到上都》开始部分,你写了很多关于旅行的动机和憧憬,感情充沛。但当你终于到达上都时,却没显出有多激动。为什么?

  罗新:事实就是,当我到了那里,并没有多少激动,只有一种放松的感觉。从体力上说,到最后已经不想再走了。到上都之前的一两天,因为身体和天气的原因,思维已经迟钝,笔记记得很少。没有记录,过后就会忘记。

  我原本的计划是,一天写作和读书两小时,我看到《寻路阿富汗》的作者就是这样做的,但后来我发现,自己完全做不到。每天晚上一到驻地,就很疲劳,很快睡着了。而且他每天走40公里,和他相比,我就像闲庭信步一样。

  第一财经:《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内亚”,这也是当下历史学研究的热门词汇。但“内亚”的具体内涵,依然不清晰。你是怎么理解这个概念的?

  罗新:“内亚”其实是一个比较随意的概念,范围也非常广。它是从英文“inner-Asia”翻译过来的。如今,我们说的内亚、东亚、东北亚、北亚,其实都是模模糊糊的地缘概念。每个用此类概念的人,内心所指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同行的话,别人能够知道你所说的“内亚”是哪一片区域。

  一般来说,“内亚”主要是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区域,和其他概念,比如东北亚是重合的。如果从文化上来说,“内亚”大概是指阿尔泰语系地区,包括中国东北、俄罗斯部分地区,还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一些地方,往西甚至到达欧洲。在谈论“内亚”历史的时候,以蒙古高原为主要舞台,但这并不是说,其他地方就没有人活动。当然,如果仅仅以与中国历史发生的连接来看,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这一地区。

  第一财经:但你的研究取向主要还是从内亚历史来看中原历史。

  罗新:这是我个人的局限。当然,研究内亚史不应该局限于对中国的研究,和中国历史无关的区域,也应该在研究范围之内。我个人的研究能力有限,能够自如掌握的就是汉语,汉文史料所包含的部分大都是中国历史。但这不是内亚史研究的全部。

  第一财经:日本历史学家冈田英宏在《世界史的诞生》中有一个观点:明朝继承的中国是“蒙古化”了的。他强调蒙古对中国的官制、语言、文化习俗等具有重大影响。对“蒙古化”这个词,你怎么看?

  罗新:我想,这都是一些词,背后是什么概念,需要我们去弄清楚。我当然不会在字面意思上去接受这样的说法。我的理解是,他并不是说中国人就此变成了蒙古人,而是,蒙古对中国的统治维持了近100年时间,这个王朝一定会在中国社会中留下些什么,因而用了“蒙古化”这个词。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这个影响有多大,是否适用“蒙古化”,我是有疑问的。任何历史时期都会给后来的社会留下很大影响,但是如何估量,是个很大的问题。冈田英宏在做这个结论的时候,是有他心目中的读者的,也是有他希望对话的学术前辈的。他要去反对一些结论,所以,会刻意强调某些东西。不能孤立地看他们的这些观点,他们对话的对象其实是在他之前的学者。

  第一财经:同样是从内亚民族的角度出发,强调其自身具有其独特、长久传承的文化传统,以及华夏传统与内亚少数民族的融合,“新清史”的研究方法是否与你对内亚传统的研究有相似之处?

  罗新:对,是有相似之处。最大的相似,是我们各自面对的学术环境。我觉得,拓跋鲜卑有特殊的传统,这些传统会影响他们在政治、文化方面的种种选择,也面对与华夏民族之间的融合与排斥。同时,“新清史”提出用满文史料来做研究,这是非常好的一点,过去我们注意得也不够。历史学家的工作应该是去添加内容。

  第一财经:围绕着海外“新清史”学派,国内学界也一直存在很多争论。你如何看待这种争论?

  罗新:关于新清史的争议,其中相当一部分和历史学研究没有关系,或者说关系不大,而是在推测这一派学者研究背后的政治目的。我认为,这不是历史研究。我不关心这样的话题。

  第一财经:《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是一部非常有趣、充满想象力的历史学著作。历史学家有时面临这样的矛盾,即如果完全按照“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原则,可能会让研究显得保守而少新见。但大胆写下自己的推测,又可能会被批评“猜测成分过多”。你怎么看学术研究与合理猜测之间的关系?

  罗新:这本书里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猜测的。大部分学术研究都有猜测的部分,学术研究也离不开想象。当然,想象发挥多大的作用,是要受学术规范制约的,每个学科对此也非常谨慎。我也不敢说,我的想象都是靠得住的,我只是把它表达出来了。

  我想,重要的是你的想象是不是具有学术意义?是否能够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方向?我并不是在想象历史人物如何吃饭、睡觉,而是将耶律阿保机的逝世与内亚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我想了解的是,这种传统是如何制约了这位帝王,他又如何利用这种传统达到了他的目的。我想,这种想象是有意义的,你可以借此进一步理解他的其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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