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全球首富潘启官

  

  千年粤商风云,有一个名字立于历史的十字路口赫赫发光:广州十三行。广州经济闻名于世,始于清朝的十三行。而十三行的推动和实施,则始于潘家。在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的85年间,潘家作为十三行首领长达39年。在广州的十三行,像潘家这样的曾经显赫一时的百年家族并不是唯一,但潘家却最早扬名海外,根据一个与潘家做过生意的法国商人发回的《法国杂志》报道,潘家每年消费多达300万法郎,财产比西欧一个国王的地产还要多,潘启更被评为18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

  瑞典东印度公司“哥德堡号”到广州基本上就是和他做生意,潘振承也在瑞典投资设立了海外贸易公司。在哥德堡大学图书馆,至今还珍藏着一份1767年的贸易合同,上面有潘振承亲笔签字).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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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隆庆开关”,经济腾飞,倭寇消弭。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广州市舶司恢复,万商云集黄埔港。清初海关时开时禁,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告平,次年清廷开海禁,许多语言回到了广州。

  那一年,福建同安县文圃山下14岁的潘启(1714-1788)出海谋生。据族谱记载,他曾“往吕宋国贸易,往返三次,夷语深通”。从船工做到海商,他学会了西班牙语,可能还会广东英语与广东葡萄牙语。最后一门语言也被称为澳门葡萄牙语,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永生》中曾提及,这是十八九世纪横行亚洲的各国商人常说的方言。

  潘启常被称为潘振承,朝廷以“号”称他为“潘文岩”,外国人则称呼他与他的继承者为“启官”,从此还将所有的十三行行商称为“官”。历史学家徐中约认为这个“官”字来源是他们通过向朝廷捐献大笔银两获得的空头官街。笔者觉得这里的“官”可能并非官职,而是粤语中用来称呼大户人家的公子少爷,如郑少秋被称为“秋官”。

  几任启官将茶、生丝、瓷器销往全球,因经营得当,被称为18世纪的全球首富。潘启可能去过瑞典,“夷人到粤必见潘启官”。不过这个首富与乔布斯、比尔·盖茨等人不一样。在《番禺河阳潘氏能敬堂世系》一书里,他经商的事情竟被付之阙如,而他捐纳的“候选兵马司正指挥”这个不太大的六品官衔则工工整整书写在内。

  潘启的预感很准,后人对他经商的评价很低,尽管没有根据,有人认为他的财富与鸦片有关。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十三行行商与晋商、徽商一样:“……其财富来源大多与授权经营垄断产业有关,官商经济模式从而根深蒂固,不可逆转。商人阶层对技术进步缺乏最起码的热情和投入,成为一个彻底依附于政权的食利阶层,他们的庸俗、归附,与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强悍与顽固,构成一个鲜明、对应的历史现象。”

  吴晓波所说的“强悍与顽固”究竟有多厉害?普通人只能想到乾隆要马戛尔尼下跪,马戛尔尼不从,双方不欢而散。法国人拉佩鲁斯在日记中写得很透彻,“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羞辱”。

  十三行商人留在世界上可见的东西,除街道名之外已不容易见到。1814年潘长耀在美国最高法院控告纽约商人的欠账,还给总统麦迪逊写信,请他加大监管力度,信用中文、英文、葡萄牙语写就,至今留在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潘仕成精心营造的“海山仙馆”,据说风光旖旎、烟雨缥缈,去世后被官方拍卖。200年几番沉浮风雨,今天变成了广州街坊常去散步的荔湾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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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谱记载,潘启的亲戚也有人去往吕宋岛,有人“积资旋里,捐银千两,以助族祠蒸尝”。也有人“贩货南洋,归帆遇风,全船不幸”。潘启恰好属于前者。这段经历被潘启的儿子潘有为记载在家世诗里:有父弱冠称藐孤,家无宿舂升斗贮。风餐露寝为饥躯,海腥扑面蜃气粗。

  在广州,潘启在陈姓洋行中做经理事务。陈商看中了潘启的诚实守信,委任全权。数年后,陈氏获利荣归乡里。潘启请旨开张同文洋行。“同”者,取本县同安之义,“文”者,取本山文圃之意。

  有关广州十三行的文字记载中,行商大多为福建茶农这一点往往被忽略。不仅如此,在以往的展览与电视专题中,因为展览的实物需求与画面客观性的条件限制,往往仅有茶箱与茶罐可展览。相关茶叶历史信息也珍稀难寻。2013年的纪录片《粤商纪事》展现十三行出口的茶叶居然是“宋聘号”云南普洱茶茶饼,其实“宋聘号”创立时间已是光绪年间,十三行大多已歇业。11月初,笔者在香港历史博物馆观看耗资上亿的“香港故事”展览,十三行行商茶叶经营项目历历可见,茶叶实物并不准确,但也算难能可贵了。

  尽管资料非常稀缺,但可以肯定,潘启的成功很可能来源于他平等对待地位低下的洋人。

  茶叶贸易中,外国商人受到的屈辱难以言表。荷兰商人曾向顺治下跪,并保证绝不传教。乾隆时期的粤海关监督是内务府太监,很多收入越过户部,不清不白地进入乾隆私人口袋。据欧立德的《乾隆帝》一书记载,乾隆时期,外国商船只能每年十月到次年一月进广州交易,其他时间只能待在澳门(澳门南湾至今还有外国商人的别墅);妇女不能进城(跟十三行有关的电视剧里,外国美女在广州城发生的爱情故事纯属虚构);严禁购买中文书籍,所有生意通过十三行代理,不得接触茶农;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永无止境的敲诈勒索……最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翻译洪仁辉把状纸递到乾隆皇帝案头,控告粤海关官员贪污、索贿、刁难洋商,希望中国改变外贸制度。乾隆皇帝大怒,将替洪仁辉写状纸的中国人斩首,将洪仁辉投入澳门监狱,众多罪名之一是“擅自学习汉语”。

  在商业上,外国茶商面对中国茶叶的复杂等级,无所措手足。据台湾“中研院”研究员陈慈玉《生津解渴》记载,清代广东行商在装箱时投机取巧,将品质好的茶种放在箱之最上层与顶部,中间部分则放品质低的茶叶,而以好茶的价格出售,有时甚至会发生以“废物”(比如其他树叶)代替茶的情形。这种“混合茶”在伦敦时常遭受批评。英商的应付办法是:吩咐当地管货人尽量买低劣茶种中之最高品级的,使中国商人没有必要去与优秀之茶种混合。

  英国人默默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们有了发现,比如,中国出产好茶的地带,基本上都在北纬27度和31度之间,如果是高山,还有云雾就更好了。

  在《俄罗斯的中国茶时代》一书里,俄国茶商评价中英茶商之间的技术战可能很客观:“如果从狡猾的中国人那里买到非正品茶叶,可能导致上万卢布的损失。茶叶鉴定系统是由英国人发明并完善的。鉴定在一间墙壁涂上黑色的、有特殊的采光系统的房间进行。需要对很多数据进行评测:茶叶的色泽、形状、叶子捻度、香味等。在鉴定茶叶品质时甚至还需要考虑到从茶叶表面发出的光斑。”

  每年,大约有一百条各国船只冒着减员百分之二十的风险来到中国,就是为了茶。茶对英国人的吸引力要超过对原产地中国人。女王对茶的评价是“香味隽永,作用柔和”。从贵族到无产阶级,英国人离不开茶。因此,在完全的垄断贸易中,中国商人因为诚信、茶叶质量在东印度公司受到称赞是很少见的,这个人就是潘启。

  在诚信普遍缺乏的时代,潘启的成功被认为包含有许多商业机密与独特秘密,其实是一个天大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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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启在同文行创立之初,家属还从事女红帮补家用,他的儿子则“身披败絮雨则烘”。他的成功与他开阔的胸襟与拓展业务的能力有关。他开了退赔茶叶的先例,愿意赊购部分商品,东印度公司职员称他为“行商中最有信用之唯一人物”,因此外商愿意给预付款。因此他的流动资金扩大了他的贸易量。

  他的成功还与广州的环境有关。

  1830年,英国下议院得出结论:“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美国商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也说,行商账房管理井井有条。当然,潘启个人的成功离不开1757年清朝实行的“一口通商”制度,以及广州十三行洋商享有对外贸易的特权。在此之前,公行也已经成立,潘启因为同文行的贸易额与信用成为公行的商总。他联合其他行商垄断了茶叶的定价权。当然这一度引起洋人的强烈不满。

  可以说,潘启恰好在这个时间点之前,积聚了最好的资源与能量。但仅仅十多年后,潘启已心灰意冷,不愿意担任商总。

  乾隆末年,吏治败坏,民间暴乱此起彼伏。十三行商人要承担大量捐输,商总还要承担组织工作,往往要担负最大份额。其次,备贡(买东西送给皇帝)负担不小。再次,破产行商的债务要其他行商负担,乾隆为了显示大国气魄,曾经要行商加倍赔偿外商债务。奇怪的是,外商欠账乾隆不过问。最后,粤海关监督每年从洋商处搜刮二三十万两银子。另外还有更多历史细节透露出行商意外的支出。比如和珅被查抄时,清单中有大量钟表。这些钟表无疑来自于十三行洋商。

  作为商总,潘启发明了“行用”这一互助保险基金,应付官府敲诈与不时之需。但这种民间脆弱的机制很难抗衡官方的蛮横。1770年,行商欠债过多,公行难以运转。潘启花了10万两疏通关系请求撤掉了公行。早对公行垄断不满的东印度公司报销了这笔费用。1781年,粤海关监督限售生丝,规定每船只能售出100担生丝。1782年潘启交出4000两白银后,粤海关监督松口。1783年,粤海关决定每担生丝抽五两银子。潘启只好在售给东印度公司的时候加价。东印度公司则要求潘启加大承销毛织品的份额。用来做西服的毛织品很不好销售,但潘启承担了最大份额的毛织品销售,同时得到了英商的预付款。可见商战与内耗已经混而不分了。1782年,发生一个英国随船的12岁儿童手枪走火误杀中国人事件。潘启负责调停。一次,英国水手用手杖误伤中国苦力,中国官员逮捕水手,水手备受刑讯之苦。潘启用银两疏通苦力父亲,从而解决纠纷,没有耽误中英之间的商务活动。1784年,洋人传教士去北方传教,洋人哆啰叩头谢罪。对保商进行刑讯拷打。可能因过多的耻辱教育,一般人不太了解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对付洋人、中国商人、老百姓,一律是大刑伺候。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颜时瑛、张天球破产,家产被抄没,发配伊犁。潘启组织行商赔偿。

  可能在1772年后,“潘启的大部分商业资金成功套汇去伦敦,由伦敦几个合作伙伴商人在伦敦运用。”这个信息是建筑师莫伯治在《莫伯治文集》中透露的。莫伯治研究过行商庭院,潘仕成的孙辈潘某与他相识,潘启七世孙、香港建筑师学会会长潘祖尧与莫伯治也有交往,可能出于以上原因,莫伯治拿到了这个历史学界无人知晓的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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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有度(1755-1820)成为“潘启官二世”后,无意成为商总。在官方强大压力之下,他仍以资格不够推脱。潘有度按潘启的原定计划进行活动,可以以父亲留在国内的小部分资金安心守势,另外也腾出手来经营其花园建设。

  1796年,总商蔡世文“赔累过甚”,吞鸦片自杀,潘有度无法推辞,只好接任总商。连嘉庆都觉得找不到比潘有度更好的商首了。

  1799年,佶山任粤海关监督,之前查抄和珅的任务由他完成,可见嘉庆对他的信任。佶山到任后,让潘有度对绒布类商品免收行用进行说明。潘有度解释,绒布类商品无利可图,经常会有百分之二十的损失。无法收取行用。说得有理有据。但佶山显然对如此多的专业信息很不高兴。

  嘉庆六年(1801),北京永定河水灾。佶山要求全体洋商捐款二十五万两,其中,潘有度就捐了五万。不久佶山居然无端要潘有度再出五十万两,并非常强势地说如果不交,就上奏皇帝。潘有度与族人商议后决定,再捐十万,绝不再多。

  佶山恼羞成怒,写奏折上报。广东总督、巡抚均对佶山如此处理表示了不满,佶山无奈,派人半道拦截奏折。不久,新任粤海关监督三义助到任,退回潘有度十万。佶山离任,广州商界无一人送行。

  嘉庆九年(1804),坊间出现一本小说名叫《蜃楼志》,讲的是粤海关监督赫广大压迫商总苏万魁,明显是影射佶山与潘有度的关系。当代作家祝春亭写作长篇小说《大清商埠》时,曾多方搜集潘家资料,“找到零零散散加起来只有3000来字的内容”。我们不妨引用《蜃楼志》的片段看看潘有度经受了怎样的压迫:

  监督粤海关税赫为晓谕事:照得海关贸易,内商涌集,外舶纷来,原以上筹国课,下济民生也。讵有商人苏万魁等,蠹国肥家,瞒官舞弊。欺鬼子之言语不通,货物则混行评价;度内商之客居不久,买卖则任意刁难。而且纳税则以多报少,用银则纹贱番昂,一切羡余都归私橐。本关部访闻既确,尔诸商罪恶难逃。但不教而诛,恐伤好生之德,旬自新有路,庶开赎罪之端。尚各心回,毋徒脐噬。特谕。

  ……

  万魁心中一吓,暗地思量打点。不防赫公示谕后,即票差郑忠、李信,将各洋商拘集班房,一连两日并不发放。这洋商都是有体面人,向来见督、抚、司、道,不过打千请安,垂手侍立,着紧处大人们还要畜茶赏饭,府、厅、州、县看花边钱面上,都十分礼貌。今日拘亩班房,虽不同囚徒一般,却也与官犯无二。

  ……

  赫公冷笑道:“很晓得你有百万家财,不是愚弄洋船、欺骗商人、走漏国税,是那里来的?”万魁道:“商人办理洋货十七年,都有出入印簿可拐,商人也并无百万家资,求大人恩鉴。”赫公把虎威一拍,道:“好一个利口的东西!本关部访闻已确,你还要强辩么?掌嘴!”

  潘有度两次辞职,刻意不培养一个儿子经商。他的儿子潘正亨对东印度公司的人说,“宁为一条狗,不为洋商首。”可见《蜃楼志》的描述与真相距离不远。

  1839年,林则徐禁烟期间,曾将“潘启官三世”潘正炜与伍秉鉴套上锁链,以此逼迫他们的英国朋友鸦片商颠地出面,颠地闭门不出,18世纪的全球首富潘家与19世纪的全球首富伍家,再次以真实待遇模仿了小说《蜃楼志》的虚构情节。

  也许需要多说一句:潘家在任何中外历史文献中与鸦片生意无关,倒是有记载其他鸦片商邀他入股,被拒绝。十年后的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次年爆发鸦片战争),国事糜烂至无可收拾。林则徐在《办理禁烟不能歇手》折中痛心疾首地说,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经征收银子三千万两,十分之一拿来买炮舰,今天不至于如此。道光帝的朱批是:一派胡言。

  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帝国和广州十三行行商们都进入了飘摇零落的衰败期。十三行行商之内,除了潘家和伍家,几乎全军覆没。到最后,行商从业者也仅仅留下了外语与经商技艺,从此在全国各大城市的洋行里成为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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