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召开，这个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小镇，收获了全世界的眼光。就在10月底，乌镇还举办了第二届戏剧节。这个小镇走上了一条以节庆会议拉动区域发展的路径。

　　第一届乌镇戏剧节据称筹备了三年，投资五亿元，修建了六个风格迥异的大剧院。戏剧节的举办，也使得被禽流感影响的乌镇旅游人流量上升，摆脱了低迷的局面。旅游与戏剧、梦想与现实融为一体，一场以戏剧为内核的狂欢嘉年华过后，借助文化的影响力，乌镇的开发推广模式，也在被其他旅游小镇借鉴学习。

　　通过戏剧节的方式吸引游客，或许并不是乌镇创举，但现代化的剧院坐落在小桥流水人家的古镇上，却是一种奇妙的体验，并让乌镇从千镇一面的中国古镇旅游中脱颖而出。光鲜亮丽的文艺名人，来自五大洲超过120组的街头艺术表演团体，以及十几万游客和戏剧爱好者，对于乌镇旅游的营销，有极佳的广告效应。

　　乌镇的变化，凸显了文化艺术作为生产力的重要性，作为一个戏剧爱好者和城市研究者，我当然乐见其成。但在喜悦的背后，我也看到了乌镇从观光旅游转向文化旅游的一些忧思。

　　首先，是五六个剧院的财政负担问题。据报道，乌镇大剧院投资4.5亿元，土建成本大约1.3亿元；室内装修1亿元；机电安装1.7亿元。大剧院耗时3年建成。为了迎接戏剧节，乌镇西栅景区内的国乐剧院、沈家戏园、秀水廊剧场、蚌湾剧场、日月剧场和水剧场共六座小剧场也完成了修缮和改造。光乌镇大剧院的建设、修缮和维护，每年大约需要3000万元以上，以乌镇的旅游收入，是否能承受这么多剧院的维护运营？值得思考。

　　同时，已经沦为“楚门的世界”的乌镇，是否需要如此多的剧院？随着乌镇旅游的红火，乌镇也逐渐变为一个空壳，没有原住民，街上熙来攘往的要么是游客，要么是旅游业从业者。原住民每天从桐乡市来乌镇上班，晚上下班回桐乡市居住。整个乌镇街上没有超市，看不见当地小孩，街边的房子都是商店，人们早晨来上班，晚上离开，更像个“主题公园”，只不过迪斯尼是由塑料堆积起来的城堡，而乌镇主题公园内，房子、河流、桥和建筑，都是真实的老房子、老家具，这显然是与“以文化体验为魂”的古镇旅游相背离。

　　可见，花巨资修建的五六家剧院，都是为游客服务的，与当地人的生活基本无关。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如梦之梦》就因为有青年偶像李宇春的参演，吸引大量上海、杭州等地的粉丝前去观看。依托游客消费的演出，毕竟是暂时的，旅游业容易受季节性的影响，游客量也会有较大的起伏波动，那么，何必需要五六家剧院，一两家小剧场足矣。

　　因此，艺术要获得长久的生命力，要给这个城市带来持续的繁荣，必须与当地人的生活产生紧密联系。

　　著名戏剧家尤金诺·芭芭也来到了乌镇，他发现乌镇和自己耕耘多年的丹麦小镇赫斯特堡颇有几分相像。1960年代，人口3.4万的小镇赫斯特堡日渐萧条。小镇把尤金诺·芭芭和他创办的诺丁剧团请到镇上，初衷是，“如果镇上有文化生活，年轻人是不是就不会离开，游客就会喜欢来我们小镇旅游。”通过诺丁剧团的长久努力，戏剧已经成为小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现在赫斯特堡不光有戏剧表演，还创办了许多学校，技术类的、专业教育类的。赫斯特堡并非一座工业城镇，而是一座教育城镇。不大的小镇，却为年轻人提供了各种娱乐、文化活动，许多丹麦的年轻人去那里寻求精神寄托。小镇一直吸引着那些不想住在交通拥挤、污染严重的大城市的人们，与此同时，又提供大城市所拥有的所有东西。

　　乌镇与赫斯特堡最大的差距就是，赫斯特堡本地居民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戏剧，戏剧已经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而乌镇的可悲在于，就连乌镇本地人，都不愿意生活居住在乌镇景区。一个是为游客而生，一个是为艺术而活。

　　笔者曾经到福建莆田调研，发现当地还流行着久远的莆仙戏。莆田有以戏娱神谢神的传统，当祈祷灵验以后，会请三五人的戏剧班子，唱一出莆仙戏，答谢神灵，因此，即便是在狭小局促的城市街角处，也能遇见咿咿呀呀的唱戏人。这种根植于本地生活的戏剧，才有生长的灵魂。

　　乌镇以艺术来带动小镇的发展，是很好的尝试，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乌镇未来需要长久的培育艺术的土壤，让艺术在这个古镇里生根发芽。没有艺术的土壤，没有足够多的人流量，就不可能有好的艺术，也不可能有长久的繁荣，因为既无人当演员，也无人做看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