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养猪场”引发的舆论监督之争

  近日,A股市场的大牛股正邦科技遭媒体曝光涉污染问题,报道的影响力很快在资本市场显现,股价应声下跌。

  而这一起看似寻常的舆论监督报道却在双方各执一词的争辩中变成了一场罗生门。

  “大牛股”正邦科技遭媒体曝光污染问题

  作为今年的热点上市公司,自今年初行情启动以来,正邦科技涨幅累计超过200% ,作为“大牛股”一直备受关注。但最近一篇来自华夏时报的监督报道却将它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今年6月24日,华夏时报刊发一篇名为《正邦科技屡遭环保罚单,环保部督查组曾点名批评其旗下子公司》的文章,文章称一直在快速扩张的正邦科技涉及严重的环保问题。记者通过调查发现,2015年被江西当地政府以招商引资形式落户的正邦科技部分养殖基地,持续多年排污至农田,影响了当地村民的饮水。

  “去年,安福县养殖场周边村民因正邦科技随意填埋死猪推倒了猪棚,正邦科技位于吉安浬田镇的养殖场,村民同样受猪场污染的困扰,当地村民告诉记者,正邦科技落到当地近十年,污染到现在已危及到我们饮用水,‘他们经常排污,我们举报多年从未受理’”。

  同时,华夏时报整理发现,正邦科技的污染问题并非个案,江西、广东、东北三省、湖北等地。在去年,因为污染问题,环保部曾点名正邦科技并处罚其子公司。

  这篇报道在业内引发不小轰动,正邦科技股价应声下跌,同时也引发了有关部门的关注。

  

  据第一财经报道,6月2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副部长翟青就“正邦科技在2018年仅因污染问题就被点名批评10多次”一事作出回应,表示不管是多大规模的企业,只要违反了法律法规,都一定会得到查处,问题不解决,绝对不松手。

  双方各执一词,报道深陷“罗生门”

  关于这篇引发有关部门重点关注的舆论监督报道,涉事企业正邦科技很快在集团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中进行回应,在这篇名为《震惊!2小时44分钟的录音记录华夏时报敲诈勒索正邦科技实据》的长文中列举报道诸多不实之处,并称有录音实据证明华夏时报工作人员以“合作费”为由对其进行敲诈。

  对于正邦科技的质疑,华夏时报与文章作者金微纷纷进行回应。蓝鲸记者将双方回应整理,进行如下对照:

  正邦科技:华夏时报刊发的这篇“新闻”之中,存在着大量的旧闻。除了自称实地探访浬田猪场之外,其他内容全部来自政府部门官网,或是记者的评论性语言,同时表示在当前非洲猪瘟席卷全国的严峻防控形势之下,人、车、物进入猪场里面,必须经过严格的消毒程序,无关人员更是严禁进入猪场。

  华夏时报:相关报道为正常新闻报道,其采访、核实、报道过程符合规定,内容属实,对于被报道对象无理删稿要求,有权拒绝。

  记者金微:报道中的浬田猪场养殖污染排放的问题,有视频有照片有现场采访,是事实客观存在;关于所谓的旧闻,则为客观引述。因为农民已对正邦科技的污染深恶痛绝,都希望采访,几个农民陪着记者进入现场。

  正邦科技:报道违背了新闻的平衡原则,不等正邦解释说明,迫不及待抢先发稿。

  记者金微:“我们履行了正常的工作流程,系正邦科技久拖不回、态度傲慢、戏弄记者造成的。”

  正邦科技:6月26日、27日,正邦科技相关人员与华夏时报记者金微、华夏时报江西办事处主任刘欢一进行了交涉,金微、刘欢一承认这则“新闻”确实存在瑕疵失误,但拒绝从华夏时报网撤下这则虚假“新闻”。撤稿的前提是正邦必须和华夏时报社建立所谓的“战略合作关系”,并支付“合作费用”——“最少得30万元,这个是保底的。”

  华夏时报:对于正邦科技所指责相关人员的行为,本报已启动调查,如有违规,将严肃处理。

  记者金微:我从未说过我的报道存在瑕疵等问题,只是说过采访沟通存在问题。6月26日正邦科技邀请我到公司采访,有录音为证,不存在所谓敲诈勒索“合作费”之说。

  蓝鲸记者就此事致电正邦科技董秘,对方表示已经寻求有关部门处理,关于录音细节与披露时间均未明确回应。

  至此,双方关于报道各执一词,究竟孰是孰非目前尚无定论,但对于整个新闻行业却是又一次警钟,“新闻究竟是主义还是生意”,“舆论监督出路在哪儿”,这些并不新鲜的难题即使在今天依然困扰着这个日渐脆弱的行业。

  艰难的舆论监督与脆弱的新闻行业

  在媒体仍未摆脱广告这种盈利模式的当下,“商业利益”依然是那个玄而又玄的存在。媒体、公关、企业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互动关系”。

  在日渐凋敝的媒体行业,想要活下去就必然需要强大的利润做支撑,而利润的来源则是或财大气粗或利益相关的企业主。在媒体的黄金时代,企业在媒体投放广告或许还出于“曝光与宣传”的目的,但在话语权去中心化的今天,企业希望花钱买的“不止是广告,还有安心”。在复杂的现实运作中,有些媒体便走上了“有偿新闻”与“新闻敲诈”的不归路。

  胡舒立曾在《〈新闻寻租不可恕〉之后》中写道:“媒体有多重要,媒体腐败就有多可恶。”“记者或所在媒体放弃基本职业标准,为数十万及至千百万元私利,一意摧毁年收入在数百亿的企业,这显然不能算是小恶。”

  在万物皆可商品化的今天,内容被当做商品售卖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新闻永远不是商品,它天然承载着舆论监督与社会责任属性,“公共的归公共”,“商业的归商业”,这是难题,也是底线。

  媒体的选择与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

  谈及新闻业,曾经我们说“社会的瞭望塔”,“无冕之王”,而这些崇高与信任都来自于新闻业的舆论监督功能。但是在环境日益复杂的今天,舆论监督的处境愈发艰难。一面是日益收紧的政策红线,一面是资本的威胁与利诱,本就身处困境的媒体在其中苦苦挣扎。

  在这种尴尬之下,舆论监督的重要参与者——调查记者这一群体也日渐凋零。常年关注调查记者群体的学者张志安在2011年统计时指出国内调查记者仅存数百人,而这一个数字在2017年则减少到175人。权力的捆绑、资本的控制以及新媒体时代技术的冲击都成为了压垮“调查记者”的稻草。

  时代变了,新媒体时代大众的信息消费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话语权的去中心化同时也加速了“深度报道”的边缘化。一面是强势各方的围追堵截,另一面则是不被认可的无可奈何,调查记者的生存状态与职业信念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无人调查”是比“无法调查”更让人心酸的现实。

  市场化与专业化的矛盾,主义与生意的悖论,在现实面前往往被简化为生存还是毁灭的抉择,究竟中间是否存在平衡的可能性,目前看来依然没有很好的答案,需要每一位从业者去探索。

  但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舆论监督前路多艰,社会依然需要“船头的瞭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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