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贫困村变身“创客”村:城市文化如何介入乡村发展

  作为成都市最偏远的乡村之一,明月村大部分时间都安安静静,村外的108国道亦车辆稀少。5月21日-22日,村子里的明月书馆异常热闹——村民、民宿老板、村镇干部、文化专家把这里围得满满当当。

  这栋由著名建筑设计师施国平设计的石头房子,墙体材料取自明月村旁临溪河中的石头。“在有明月村之前,这些石头就已经存在了。用这些石头来建造书馆,有一种特别意义,即河里流淌的远古记忆又回到这里了。”施国平如是说。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明月村,迎来了“明月讲堂”第四十期讲座,多位国内的乡村建设专家们,围坐在这里讨论乡村振兴的多种路径话题。

  近年来,这座曾经的成都市级贫困村,因一口“明月窑”的修复,吸引了大量文艺人士参与乡村建设。如今,不仅村庄散发着“文艺范儿”,传统的生产模式也已获得改变,村民们收入亦大幅提高——这里成为了乡村振兴的一个样本。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曾多次来到明月村,此次全程参加了本期讲座,并对明月村之外的多个村庄走访调研,试图在乡村的土地上,从村庄本身的视角,去解读当下中国的乡村生产,以及乡村的未来之路。

  新村民:文化人带来新生活方式

  讲座这天,被称为明月村“奇村长”的成都齐村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奇,特意穿上了2014年第一次来明月村时的黑色文化衫。

  那时,明月村是成都市的市级贫困村,而到了2018年末,明月村的村民收入比四川省农村居民1.3万元的平均收入高出了50%。同时,明月村已经拥有46个文创项目,其中30个项目由本村村民创立。

  最近几年,明月村来了很多文化名人。主持人宁远和画家何多苓,都在村里面开了文创工作室;建筑设计师杨鹏飞,在明月村一片荷塘的中间开了间不足百平米的“小酒馆”,与城市的经营方式不同,酒馆老板晚上九点便把店门钥匙交给熟悉的酒客,后者需自行拿酒、付钱,临走还要负责关灯闭门。

  众多诗人也爱上了明月村,阿野写了很多诗来描绘自己的感受:“晴朗的夜晚,月亮来映照,就像一位好邻居。”

  “文化乡建”在明月村的成功,带来了巨大的流量。一到周末,村中的民宿会提前数天被预定一空,村民们的竹笋、茶叶也获得了更好的销路。何多苓设计的酒店,价格在400-1200元每晚。

  2018年,明月村成为了四川省乡村振兴大会的示范村,但明月村展示的不只是文化,还有对生态系统的保护。

  陈奇认为这是明月村特别重要的一项成就。2016年的7月,陈奇在成都参加一个公益活动,结识了做垃圾分类的奥北环保市场部经理陈思。一年后,陈奇邀请陈思来明月村为村民们分享垃圾分类的好处。

  过了一个月,陈思便开始常驻明月村,为村民辅导垃圾分类。“我们研发了一个口袋,上面有二维码,村民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绑定,把家里面可回收的垃圾装袋,然后放到回收站,便可在手机上获得收益。”陈思说。

  “在城市垃圾分类尚且无法有效实施的时候,乡村是否可以做到,这是当时谁也不能肯定的事情,”陈奇说,“但我们一直在坚持。”

  陈奇不仅在明月村通过明月讲堂的方式,为村民们推广垃圾分类的好处,而且还在明月村开设了环保晨跑活动,“有很多村民、游客自发参加了晨跑,大家一边跑一边捡拾村中的垃圾”。

  而在最开始的时候,村里面的可回收垃圾太少,奥北环保的垃圾回收车不会专门从成都开来,于是明月村的“新村民”刘梓庆便每周用自己的私家车,将可回收垃圾送到成都去处理。

  “后来明月村附近的几十个村庄、全部的学校都开始进行垃圾分类了,”陈奇说,“甚至成都市的其他区域,如新津县、大邑县等都来明月村学习,推广垃圾分类处理。”

  本地人:豆腐匠成了半个诗人

  建筑设计师施国平说,明月村的奇迹是从废墟修复开始的。他指的废墟修复,是指明月村在2008年地震中损坏的一口土窑,它始于隋唐,炉火历经千百年不断,是四川为数不多的“活着的邛窑”。

  “先是有一个明月窑,然后有了第一个新村民,出现了第一间民宿,后来又有了10公里的绿道……”,在陈奇看来,明月村的变化有点超出预期。

  而对本村村民而言,最实际的改变是,人均收入从2009年的四千多元,增长到了2018年的两万多元。

  但这场由知识分子、艺术家“下乡”给村民们带来的改变,远非账面上的数字这么简单。

  在明月村磨了三十年豆腐的邓勤君,现在是半个诗人。“邓豆腐,上来给大家念几首诗吧”,在5月21日讲座的间隙,陈奇朝着后排发出了邀请。

  这个被称为“邓豆腐”的高个子中年人,从众人中站了起来。他皮肤黝黑,一串钥匙挂在裤腰,有些拘谨地向大家挥挥手,随后走到台前,打开手机,一口气念了自己写的三首诗歌。

  邓勤君磨豆腐的手艺由祖上传下来,到他这辈,又继续在明月村磨了三十年。在村口,他还用磨豆腐攒下来的钱修了一栋三层高的客栈,“一砖一瓦都是用豆腐堆起来的”,邓勤君说。

  而明月村的发展,让邓勤君在磨豆腐之外,找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每当傍晚卖完豆腐,邓勤君便开始坐下来沏茶、与朋友讨论诗歌。“过去自己也会写诗,但从未想过与人分享,”邓勤君说,“这几年明月村来了不少的诗人,时常举办诗会,前几次我都只是去当志愿者,后来就鼓起勇气当着大家的面读自己的诗,而现在已经经常在家里面举办诗歌会了”。

  “他们都说我的诗带着泥土味。”邓勤君说。此前几日,明月村开办的明月夜校,请来外地的老师教开民宿的村民们叠被子。邓勤君参加回来后,随即赋诗一首“细心叠好每只角,平整干净亮丽多”。

  无论是明月讲堂还是夜校,一个原则是路费由讲者自理,完全义务来授课。

  4月19日,70岁的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副主任周鸣鸣,辗转5个多小时来到明月村,以“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对新时期乡村振兴的启示与借鉴”为题,作了一小时的讲座。

  台下的听众,有很多来自周边社区的工作人员。

  陈奇说,卢作孚的乡村理念在整个蒲江县都获得了传播。“很多人被社会和家庭要求,去做了兴趣之外的工作,而明月村的出现,则帮助他们回归了最初的理想。”陈奇说。

  让自己回归理想的,还有78岁的周明忠。他在上世纪50年代便坚持上完高中,但此后却无缘继续学业,只能回到村里干了一辈子农活。

  2015年11月20日,明月书馆开馆,2000多册的图书,全由新老村民捐赠。周明忠几乎每天都来看书。他给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展示了自己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自己的诗句:“茶山竹海明月窑,海棠紫薇桂花香……”。他甚至还自己编曲填词,为明月村写了一首村歌。

  事实上,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几年的采访中,不少乡村的负责人均表达了对“文化下乡”的迫切需求,他们认为与扶贫相比,扶智亦至关重要,而且对于村中的儿童更加关键。

  2016年,陈奇想为明月村办一个儿童合唱团,于是请来专业的音乐老师,希望其从明月村的孩子里面挑选出好苗子。老师听完孩子们唱歌后,却摇摇头“都不太理想”。

  最后的结果,却是全村的孩子都来学习音乐了——“我们把这个活动叫做音乐种子计划,”陈奇说,“在村里面种下了一粒种子,也许就会有孩子因此能改变自己的一生。”

  本地化:乡村振兴要内外融合

  这场乡村的“价值再发现”过程,也在更多的乡村有了展现。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毕城村,另一种模式的“乡建”刚刚拉开帷幕。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向勇是这场乡建活动的总策划人。向勇祖籍毕城村,他原本希望和族人共同修复祖屋,意想不到获得了众多乡村建设者的支持,最终计划将祖屋改造成一座乡村创客营。

  “我们会在2019年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借鉴明月村的模式,也会借鉴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经验。”向勇说。

  日本新澙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每三年举办一次,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户外艺术节,也成为了全球的乡村振兴样本。

  向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村民们的能力和视野有限,我们会开设各类公益课程和手工作坊,请乡村创客与村民们一起创作,共同完成项目的开发。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困难需要面对。”

  在诸多困难中,向勇也提到了包括乡村创客在内的“新村民”的到来,带来新的思维和生产模式的同时,如何与本村村民融合,与原有农村的生产方式融合的问题。

  碧山计划、碧山工销社发起人左靖,5月21日来到了讲座的现场,与听众分享他在乡村建设中的经验。

  左靖说,文化人参与的乡村建设,给那些曾经凋敝的村庄带来了新的活力,但近几年“文化乡建”有趋于形式化的现象,“这几年,有很多的在乡村举行的活动,热闹一阵,但是和这个村子没有任何关系”。

  2011年,左靖在安徽的黟县碧山举办了首届“碧山丰年祭”,这个拍摄了著名电影《小花》的村落,依山傍水,保存了大量的徽派古建筑。

  “我们找了国内最好的设计师做了碧山丰年祭的视觉形象,但最后却改成了碧山丰年庆,”左靖说,“这是因为在当地,‘祭’是一个需要避讳的词,村民们认为不吉利。”

  左靖认为这个故事其实有着重要启示:“我们在乡村做工作,必须要考虑乡村的文化和诉求,而知识分子习惯于自我发挥,因此在乡村进行文艺乡建,处理好与地方政府、村民的关系非常重要。乡村建设不应该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行为,而应与地方一道,是对家园的共建。”

  陈奇已开始将明月村的模式复制到其他村,“目前我们已经和七个村有合作,针对每个村不同的产业结构和发展现状,提出有区别化的发展建议”。

  (编辑: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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