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保持低调

  宋易康

  当前人民币汇率出现大幅波动,国内宏观经济也出现了较大变化。“稳金融”已经部署到位,金融对外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将面临何种新考验?

  “保持低调”、“有所取舍”、“持之以恒”、“避免摇摆”,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11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可从四方面推进。

  周小川表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持之以恒,他指出,有些事要坚持很多年才能逐渐有结果,如果把一些制度性的安排当成调控性工具就很难推行。此外周小川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不是我们自己说的,是要市场参与者愿意用人民币,所以还应该保持低调。

  面对中国当前金融开放前景、挑战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再出发,原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等专家学者均发表了主题演讲。

  面对当前大幅波动的人民币汇率,余永定指出,央行应坚持不对外汇市场进行常态化干预。“对资本跨境流动管理不能放松,对外汇市场停止常态化干预的政策也应该继续坚持。”他说。

  汇率大幅度贬值基本不可能发生

  “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肯定要推进人民币自由使用、汇率机制改革。由于对利弊分析不完全一致,总要选择一部分和放弃一部分,什么都想要,往往是做不到的。”周小川认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有所取舍。

  此外周小川指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还应避免出现摇摆。他认为,一些制度安排如果做出摇摆性安排,恐怕对长远有影响,比如对人民币国际化等就会出现不利影响。但其实这也难以百分之百避免,因为经济社会都是面临着可控的变量少、要应对的问题多的局面。

  自8月3日央行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调整为20%,并宣布将根据需要进行逆周期调节后,人民币上周在6.83左右徘徊。

  有观点认为,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会导致资本外逃。余永定对此观点予以否定:“金融开放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金融服务业开放是属于贸易范畴的事,属WTO管辖范围;资本项目自由化则属于资本跨境流动,是IMF管辖范围的事,不能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不必担心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会导致资本外逃。”

  余永定指出,目前中国金融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这一定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下行压力,而人民币汇率下行压力就会强化贬值预期,接下来或许应该对出现新一轮的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做好准备,可能不会发生,但需防患于未然。

  “具体来说,应该仔细检查一下,是否存在资本大规模流出的可能渠道,比如对各种‘通’,证券通、沪港通、深港通等等,额度渠道管理还是要坚持。与此同时,还要考虑数字货币是否也会成为资本外逃新的工具,以及是否存在原来没有想到流出的漏洞存在。”余永定说。

  现在市场对于人民币“破7”问题非常关注,余永定表示,7跟6.9没什么区别,他认为央行应当做到没有任何一个汇率目标要保,中国基本不可能出现汇率大幅度的贬值。

  “中国采取了资本项目有限开放、汇率有管理浮动和一定程度的自主货币政策的‘中间解’安排,有效实现了金融稳定、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等目标。”徐忠说。

  徐忠指出,实际上,汇率完全清洁浮动的“角点解”安排是金融对外开放的最终目标,而实现“角点解”的过程需要连续的“中间解”安排,两者本质上是目标和手段的区别。当然,在政策实践中,也存在着“大爆炸”和“渐进式”两种改革策略,显然一个连续的渐进式的金融开放路径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金融开放首先看基础和内生动力

  近期,中国金融开放步伐加快,外资机构在华投资不断增添“新版图”。

  蔡鄂生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时指出,金融开放,首先要看基础和内生动力。另外要把开放和监管的松和严相比较起来。

  “不是说金融开放了,监管就要放松。”蔡鄂生认为,金融监管政策的调整应当持之以恒,要在规则和法律下解决问题,而不能通过及时调整政策来解决问题。

  刘世锦指出,任何领域的对外开放要先对内开放,以往一个重要教训是对外开放之前未能对内开放,尤其是对民营经济开放。

  他指出,有的行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往往不是中国人、中国企业不行,而是没有给最有本事的中国人和企业机会;不要低估中国人和企业在金融领域的创新。

  刘世锦认为,尽管中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曾经到过8%,相比之下,欧美发达国家一般都是6%~7%。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占到全部中国企业利润的一半,同时超过美国银行业的盈利水平,而美国银行业利润占全国企业利润的10%左右。但当前的中国金融业仍难言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仍面临行业公平准入和竞争、中小企业融资难、促进创新、重组和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的问题和挑战。

  刘世锦称,提高专业化水平,是金融开放的重要方向,如硅谷科技银行促进创新,社区银行促进普惠金融,这些都是专业化金融服务的体现。当然,相应的,金融监管的专业化要与金融发展的专业化相配套。

  “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增强对大宗商品定价权,需要积极推进《期货法》立法进程。”姜洋表示。

  姜洋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橡胶产量占全球的91%,棕榈油产量占全球的88%。但是国内交易所缺乏全球定价权,比如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的棕榈油期货交易量远远超过马来西亚交易所的棕榈油期货交易量,但是在国际上没有相应的定价权。他认为,中国在开放过程中面临一定挑战,观念还是要加快转变。

  法律规则有待进一步完善

  徐忠指出,应当清楚的一点是,金融对外开放并不是和大门紧闭完全相对的门户洞开,而是根据本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步对外开放。他指出,金融对外开放和金融市场化改革也是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需要协调推进,而非等待全部条件都成熟再推进改革。

  徐忠认为,当前中国金融市场在法律、制度、规则和监管等方面均有待进一步完善,不断提高与国际接轨程度。例如,法律方面,金融市场业务的安全高效运行离不开稳健、清晰、透明、可执行的法律基础,否则可能使金融市场参与者面临潜在的法律不确定性,影响业务开展,甚至造成风险。

  其次,徐忠指出,在会计和审计制度方面,我国还有待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例如,按照现行规定,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债券所披露的财务报告,必须要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或者财政部认可等效的准则编制,在审计方面也应由具有中国证券期货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如果用境外的事务所就不行,这实际上加大了境外发行人在境内债券的发行成本。

  第三,子市场建设方面,我国金融市场上外汇和衍生产品不丰富,制约了市场开放的进程。我国各金融子市场发展程度差距较大,开放进程不一致,使得境外机构开展实际投资面临不少技术障碍。

  最后,在税收方面,我国亟待建立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例如,境外投资者到我国银行间市场进行投资,按照现行的制度,一些税费是暂时不需要缴纳的。但很多境外机构表示,主管部门无需暂时免收这些税费,要么永久免收,要么给出明确的税收标准,这样就可以根据自身的投资策略,确定具体的投资产品。暂时免税会给外资造成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无论是金融机构改革还是金融市场开放,很多细节工作都需要扎扎实实地去推进。”徐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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