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宜未雨绸缪 中国金融去杠杆 应继续推进

  席睿德 张龙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亚太区域经济展望》指出,全球和地区增长势头强劲。但是,天边也有阴云浮动,所有人都需做好准备,未雨绸缪正其时。中国的改革已使经济企稳,金融去杠杆取得进展。关键在于坚持下去。

  正如IMF在最新发布的《区域经济展望》中指出,亚太地区仍是全球经济的主要引擎,自2017年10月报告发布以来,亚太地区的近期经济前景有所改善。但在不远的未来,仍存在着许多风险,包括全球金融环境收紧、转向保护主义政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等。此外,从更长期看,亚洲各经济体也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生产率增速放缓以及数字经济兴起的重大挑战。数字经济的兴起可能带来巨大收益,也可能造成重大破坏。

  鉴于存在上述诸多不确定因素,亚太地区应采取保守的宏观经济政策,着眼于积累缓冲并增强经济韧性,同时充分利用当前的有利经济环境来实施结构性改革,促进实现可持续的普惠经济增长。

  2018年和2019年,亚太地区预计将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增速将达到5.6%,比我们之前的预测高出约0.1个百分点,这得益于旺盛的全球需求和有利的金融环境。与其他地区一样,尽管亚洲的经济增长有所提速,但通胀仍大体维持在较低水平。我们预计,发达经济体的平均通胀将维持在1.4%,而新兴市场的平均通胀将维持在3.3%。在较大型经济体中,日本的经济增长连续八个季度高于潜在水平,预计今年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增速将达到1.2%。在印度,继货币置换举措和新的商品服务税推行对经济造成暂时干扰之后,经济增速预计将回升到7.4%,使其再次成为本地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在中国,随着金融、房地产和财政紧缩措施发挥功效,经济增速预计将从2017年的6.9%放缓至2018年6.6%。这种放缓是必要的,从长期看对中国有益,因为这反映了经济从重视增长数量向重视增长质量的转变。消费者价格通胀预计将从2017年的1.6%上升到2018年的2.5%,但仍然不高,且与地区趋势一致。

  近期亚洲经济增长的风险处于平衡状态,但在中期,下行风险则占据主导地位。从上行风险看,全球经济复苏可能再次被证明强于预期。新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施(假设债务可持续性和项目质量得到保证)可以促进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尽管如此,亚洲仍然容易受到全球金融环境突然大幅收紧的影响,而长期宽松的金融环境可能导致杠杆程度和金融脆弱性上升。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实施更为内向型的政策,体现在有关国家最近在关税方面采取的行动和发布的声明上,这可能扰乱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并对亚洲产生重大影响——而亚洲已从经济一体化中受益匪浅。最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金融影响。

  从较长期看,亚洲的经济增长前景将受到多种因素的重大影响,包括人口结构变化、生产率增速放缓、数字经济兴起等。人口老龄化是一项重要挑战,许多经济体都面临着“未富先老”的风险,而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和财政状况可能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第二项挑战是生产率增速放缓。最后,全球经济的数字化程度正在不断提升,近期的一些进展可能会带来真正的变革,但也带来挑战,包括与未来工作有关的挑战。整个亚洲地区都在迎来这场数字革命,尽管该地区各国的情况差别很大。

  当前良好的经济前景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契机,宏观经济政策可重点关注积累缓冲、增强韧性并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的经济表现强劲,继续提供财政支持已不那么迫切,政策制定者应重点确保持续控制债务。一些国家还应关注调动收入,为基础设施和社会支出创造空间,以及支持结构性改革。

  在货币政策方面,鉴于亚太地区的通胀仍普遍处在低水平,大部分国家仍可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但中央银行应保持警惕,因为我们的分析表明,亚洲通胀低于目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临时性的全球因素,如大宗商品价格和输入型通胀,而这些因素可能会出现逆转。

  最后,各国需要采取量身定制的措施,提高生产率和扩大投资,缩小劳动力参与率的性别差异,应对人口结构转型,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并对那些受到技术和贸易变化影响的人们提供支持。为了充分利用数字革命的好处,亚洲需要一个全面的综合性政策战略,涵盖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贸易、劳动力市场和教育等方方面面。

  中国在过去两年的改革降低了近期风险,实现了经济稳定。特别是,金融去杠杆过程取得了进展,应继续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最近发布的有关资产管理产品的规定和新的流动性规则是值得欢迎的,应有助于进一步消除金融部门积累的风险。但关键在于坚定不移地加以实施。必须进一步减缓信贷增长和提高信贷分配效率,同时实施国有企业改革,加大力度促使“僵尸企业”退出市场。财政政策应促进消费,控制过度投资(特别是在地方一级),这有助于实现经济再平衡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在实施这些改革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强政策框架,例如,在货币和汇率政策实施方面赋予人民银行更大的业务操作独立性,并让市场发挥更有决定性的作用。

  (席睿德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高级代表,张龙梅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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