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关系惊动高层!对企业家的七点建议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丽尔摩斯

  今天中国高层论坛闭幕。

  这是一个国家级的经济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主办,每年两会后一周内举办。它历来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成为外界观察中国施政的窗口。该论坛是名副其实的“高层论坛”,很多部长及以上级别的高官在论坛上做主题演讲。他们的发言某种程度能反映出高层所关注的重点。

  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渡出现在这个高规格经济论坛上,很不寻常。这是自十八大以来,“政商关系与反腐败”的话题第一次出现在该论坛上,而且放在论坛第一天。

  “有些企业家特别愿意同政府官员打交道,有两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杨晓渡在演讲中说,“一种是资本希望求得一种照顾,但有违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另一种是资本希望在掌握经济权力之后,谋取政治上的权力,这是十分危险的。”

  为什么今年的高层论坛,如此高调讨论“政商关系”问题呢?这几年一大批腐败案件暴露,每一个贪腐官员背后都站着一批商人。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现象,腐败被称为“全球性灰色瘟疫”。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经济起飞之后,反腐势在必行。

  从杨晓渡的发言可以看出,反腐将成为一种新常态,而政商关系将在政治、经济大势的变化中进入新局面。政商关系面临不可逆转的新局面。

  2014年6月,摩斯参与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中国政商关系研究”课题组,2016年4月研究成果《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报告——给企业家的7点建议》在北大发布。下文节选自该研究报告的一部分,企业家在新形势下有哪些策略处理好政商关系。正如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所言,“再糟糕的环境,也给良好的行为留有空间,你可以做出选择。”

  策略一:企业家要自设底线

  在特定社会环境内,总是存在一个社会普遍可以接受的“人情”底线,这是经过社会组织和成员间无数次博弈和检验后达成的一种“非法定认同”。中国的诸多社会道德习惯是几千年时间形成的,甚至超过了法律的约束力,不能忽视它的存在。

  具体在政商关系上,企业家需要知道特定社会里多数人是怎么看待腐败问题的,需要理解社会和执政当局对腐败的容忍程度,并且不触犯这个界限。这就是企业家的“底线意识”,即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与社会容忍度相悖太远。企业家的底线高于社会底线,有利于长久地生存。找到这个底线,主要靠企业家的基本素养,即他对于社会经济现状、法律、风俗、道德等的考量与判断。

  我们发现,很多生存得长久的企业都采取了保守的政商关系策略。这些企业认清了社会均衡值,基本上守住了法律和道德底线,因此避开了很多潜在的陷阱和危险。

  例如,企业家在对官员送礼上,就要学会用底线意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在薄熙来执政大连期间,大连某领域一位知名企业家几乎不给官员送礼,他说他的心里有一条底线,自己“送礼时手紧”,但其他方面怎么“照顾”到官员和政府,他则动了更多脑筋。

  这位企业家选择了一条不触碰社会底线,又能“照顾”官员的方式开展政商关系:为大连政府的政绩工程纾解资金。他解释:“将资金用于政绩工程和我的道德准则不冲突,那么我就认了,也满足了政府面子”。

  多年后,薄熙来因贪腐而入狱,众所周知,诸多明星企业受此影响,难免沉浮,有些企业家甚至身陷牢狱,家破人亡。但上述这位企业家,在薄熙来当政期间顺利地生存、发展,在薄熙来出事后也没有受到任何牵连。

  周其仁评说:底线略有提高不吃亏。越过底线,危险就变大,底线高有高的难受,但也有长远回报。

  策略二:复利最优

  在经济学领域有一个基本原理:复利能在长久的未来产生惊人的回报。复利在金融学领域即“利滚利”,其计算原则是,某一结息日计算的利息需并入本金,在下一结息日一并计算利息。

  所谓“复利最优”,是说企业在处理政商关系时,应从长计议,选择低风险且可持续的运营策略,而不是高风险且不可持续的运营策略。即使企业没有通过不健康的政商关系获取短期的超额利润,但因为稳妥,每年利滚利,最后的收益也仍然是惊人的。企业家对未来看得有多远,是做百年老店,基业常青,还有赚钱第一,捞一笔走人,决定了企业复利积累的收益上限。

  万科被认为是处理政商关系比较有特色的公司。这家成立于1984年的房地产企业,创始人王石很早就确立了“不行贿”的原则。据说因为如此,万科早期拿到位置优越的地块比较困难,只能拿城市周边偏远地带的土地。1997年,万科开发的上海虹桥机场附近小区,每天都伴随着飞机起降巨大的噪音。尽管如此,王石仍然坚持在万科贯彻一种“现代文明”的思维。王石说,在万科内部管理上,底线思维体现在“能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谈”这一管理原则。各个层级的万科员工,在做一个决策时都需要问自己“这件事情能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谈?”如果他有这个信心,就可以去做这件事。这是万科“公开、透明”文化的一部分。

  “只要遵循了这一点,万科可以说是问心无愧,在和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合作的时候就非常坦然。不担心官员出问题会连累到企业。当然,短期来看这样做有可能失去一些市场机会,但长期来看,一定是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方式。”王石说。

  1997年,万科深圳福景大厦在接近完工时被勒令停工,万科账面损失了500万。有门路的人出谋划策:如果向一位市领导的女婿开的房地产咨询公司寻求解决办法,只需要付出200万的咨询费,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但是万科没有这么做,坚持要通过正常的途径解决问题。后来这位市领导因为经济问题入狱,万科安然无恙。

  更重要的是,万科的这种政商关系处理方式得到的结果是:万科走上了一条更加注重市场能力的道路,相较于那些依靠政府关系的房地产企业,更有可能成为基业常青的企业。

  反观另一家房地产龙头企业合生创展,可以明显看出忽视“复利最优”原则的后果。2002年的合生创展是房地产行业的航空母舰,当时它是中国地产行业规模最大的公司,之后困于政商关系以及经营方式,迅速掉队,到了2013年销售额只有200多亿,已经跌出了房地产第一阵营。而万科2005年销售额100亿,2015年达到2627亿,10年增长了26倍。

  周其仁评说:不怕慢,就怕站。时间的力量非常巨大。对于有机会进入长期复利通道的企业家,要珍惜这个位置。“绑上”一位政府官员,可以得到好处,但是有可能转瞬间灰飞烟灭,身败名裂,不过是当了财富保管员,过过手而已。

  策略三:专注发展核心竞争力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决定了企业是否容易陷入不良政商关系,只有核心竞争力强,能创造好业绩,为社会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才是真正安全并能走得长远的企业。

  相反,如果仅仅靠短期利益的驱动,那么企业卷入不健康的政商关系的机会也较大。

  《基业常青》中提到,要成为高瞻远瞩、可以面对巨变、持续发展的公司,就要明确核心理念,树立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不渝的价值观,那就是提高企业自身发展、创新能力。以三十年屹立不倒的万科与联想为例,其在远未能看到今日之规模时,便就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不是一门心思追求短期利益,而是目光远大、要做一番事业。这种阳光的、追求核心能力的基因,让它们更加专注于从内部提高自己,而不是把心思放在外部搞关系上,这反而使得他们在发展中避开了很多危险。

  富士康是苹果等数码产品的代工厂,企业本身的良好经营为其赢得了政商合作的主动权。各级政府都能看到富士康落户的巨大价值,这成为富士康处理政商关系的敲门砖。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卢展工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道,“富士康项目仅一期工程建成后,就能吸纳18万人就业,还能使全省的出口额翻一番甚至两番。”于是,河南省全力争取富士康落户河南。

  当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来到河南考察时,时任河南省省长郭庚茂专程赶到机场迎接。郑州市政府文件显示,早在2007年,郑州市政府就成立了“富士康科技集团郑州投资项目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小组由市长赵建才担任组长,多位副市级干部担任副组长,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小组成员。

  当富士康在郑州落户的协议签署之后,具体项目开始推进。仅一个月后,富士康在郑州的第一个项目投产。这个过程被当地媒体称为“郑州速度”。“富士康的事情已经不是简单的招商,而是政治责任,从上到下,郑州市各局办各区县全部都是一把手亲自抓,到处亮绿灯。”郑州某开发区官员强调。这就是业绩过硬带来的优势。

  万达地产在产品上的创新能力很强,它发明了城市综合体的万达广场模式,其中包括商场、酒店、写字楼,营造出一个城市商圈,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城市配套和功能的不足,能迅速改变城市的面貌,还可以增加就业和税收。而且万达的执行力极强,从拿地到开业只用18个月,满足了地方官员在任期内看到政绩的需要。现在万达通过学习迪斯尼乐园,又开创性地推出了将文化、旅游、商业、地产相融合的万达城模式,这种模式更受地方政府的追捧,因为这种项目不仅对实体经济有好处,也会成为城市的名片。比如武汉的楚河汉街项目、青岛的东方影都项目等都是世界级艺术家的作品、与国际接轨的娱乐项目。这些项目都是省长们亲自过问的。

  “我为什么一直要搞创新,就是要政府来主动找我。你要是去找它,它牛哄哄的,要是吃拿卡要怎么办?你是给还是不给?它要是来找你就容易得多。”王健林说,做到别人来请你的时候,就不用行贿了。

  中国的政府一向非常强势,民营企业与政府的议价能力很低。但是当政府有求于企业时,情况会发生改变。坊间消息称,每年来邀请万达的项目有四、五十个,但是万达只挑20个,因此万达有很强的与政府议价的能力,中国很多省会城市的核心地段几乎都有万达广场。一些三四级城市官员把万达入驻本地城市看作是城市建设取得重大发展的标志。

  无论是富士康还是万达,地方政府主动追捧,主动给予大量的行政资源投入,这样的政商关系,无疑是安全和稳固的。

  做好企业,依靠发展自身能力而获得与政府的博弈能力。这一点上,在中国有一个商人群体比较突出,那就是浙商。

  浙江省人均GDP在最近十年全国排名中一直位列前十,2013年这一数值为全国第五位,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浙江民营企业所贡献。正因为浙商以发展企业自身能力为根本,可以看到,浙商群体中在因为政商关系而落马的商人比例并不高,即便杭州市长落马的大案之下,受到牵连的商人也不多。

  周其仁评说:做人要成为能扛活儿的人,做企业要成为业绩好的企业,这样的人或者企业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坏事也不太容易找得上门,此之谓“辟邪”。

  策略四:识别和满足政府官员的政绩需求

  与政府沟通,即是相互理解各自的诉求。作为公权力代理人的政府官员群体最重要的考量指标是政绩,正如同企业对员工业绩考核依据KPI指标。我们看到,自从1985年中国开始实行GDP考核以后,政绩的指向更为简单直接,那就是GDP增长。GDP的考核直接影响到干部的选拔提升,故此,官员尽力提高当地GDP。

  如果企业的作为亦能配合政府、官员完成GDP指标,塑造政绩,则会有效达成一种合法安全的政商关系。

  实际上,本课题组调研过程中,无论中小企业,还是万达、格兰仕这样的大企业,或微软这样的跨国公司,都推崇这一政商沟通、合作思路。综合调研结果,我们认为,这是目前使用得最为广泛、投入产出比较高,可持续性强,且风险性最小的一项合作方式。对于这个重要的方式,下面通过一系列案例加以详细说明。

  案例1:2005年,浙江杭州市某经济开发区开始开发,杭州某通信企业是该区纳税大户,该企业收到了来自政府方面的“提示”:希望该企业能在这片新区拿地盖楼,完成政府的招商指标。

  该公司董事长迅速理解了政府的意图,并且主动与政府沟通,了解到政府方面希望该企业完成的“任务”是一百多亩地的开发。该董事长衡量之后,认为企业资金不能承担一百多亩土地,再次与政府官员沟通、协商,表达了企业的实际困难。之后,政府将一百多亩地分割成了几块,分给了不同企业,该通讯企业负责其中一块地的开发。

  拿地之后,该企业修建了办公大楼,政府在其办理修建办公大楼的各种手续时大开绿灯。而开发区也很快完成了开发区的规划与开发,是一份好看的政绩。自2005年之后,该开发区地价一路上涨,企业盈利颇丰。这可谓一个双赢的官商合作案例。

  案例2:微软政府关系部门对政策方向有敏锐洞察,努力理解政府未来的方向,结合企业自身的优势,分析做什么样的事情符合政策取向,达成共赢。

  微软政府关系部门对政绩识别的途径多种多样,一是注重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及时学习熟悉所有相关的政府文件;二是政府关系管理人员或企业高层直接参与政府相关活动。如微软中国公司高层领导担任多省市的国际经济顾问,微软亚太研发集团的传播及公共事务负责人同时是微软(中国)的工会主席和海淀区人大代表,原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博士曾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两会,微软还给两会做过云计算的提案;三是利用企业自身的行业地位和信息资源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和建议。微软曾应邀赴中宣部给司厅级以上官员讲过21世纪互联网技术如何改变了舆论的传播。

  微软认,企业的政府关系不应是建立在急功近利基础之上的短线关系,而应在企业的运营理念、核心目标与政府的议程、节奏和目标之间找到契合点。因而,微软认为政府关系不是与政府某一个部门拉近关系,而是要致力于理解政府部门的目标,发掘其与企业自身目标的共通可结合之处,作为负责任的企业公民贡献回馈社会、建立社会影响力。

  企业经营者应将政府关系和公共关系视作战略性而非事务性的部门,他们应成为最高层经营决策团队的一部分。

  在与政府人员的沟通上,微软公司对员工有严格的指导和规范,商务宴请和礼尚往来都有严格的标准。请政府官员吃喝、唱歌、旅游、送礼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拉关系”方式,其有如下风险:首先,这样的做法涉及利益冲突,不可持续,对双方都没有益处;二是依靠这类方式建立起的更多是基于个人的关系,一旦企业员工或官员职位变动,并不一定能继续留存为企业资产;三是所有的政府官员也都是日程繁忙,企业政府事务人员需要提升专业素养,在更对等的层面展开对话和沟通,对双方都有贡献和价值的工作才会使关系更为持久。

  与此相对,减少低价值沟通的益处是,始终确保企业的行为是经得起推敲和时间考验。更多依靠政绩识别和顺势而为的政府关系管理方式,一方面可能有助于政府达成政绩目标,另一方面也达成了企业目标,是双赢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政绩识别能够帮助政商达成合作一致的关系,有利于企业的生存发展。这成为一部分企业构建政商关系的着力点。

  GDP淡出的长远趋势下,看到其他政绩需求。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公开资料显示,这一高层指导方针下,截至2014年9月,中国超过70个县市取消GDP考核,以环境和民生的考核导向取而代之。

  变化已经开始发生,企业未来关注政绩时需要关注更多的指标,如环保、社会责任等。比如,中国的很多公益活动都带有非常浓厚的官方色彩,政府常常成为公益活动的发起方,公益活动、慈善事业的发展是未来可能重视的政绩项目,民营企业参与此类公益活动,是其帮助政府完成政绩的新途径之一。

  与政府一起,参与推动社会发展的项目,是一项当前条件下维持政商关系长久发展的重要手段,可以与政府建立良好互动,规避风险。在GDP指挥棒可能变化的趋势下,要识别出政府对于公益事业,公共事业的需求,并且制定好配合的节奏与途径。

  周其仁评说:再糟糕的环境,也给良好的行为留有空间,你可以做出选择。

  策略五:建立法人与法人之间的关系

  政商关系包含两种含义,过去通常指作为个体的官员与企业家之间的私人关系,或曰官商关系。现在也指政府与企业法人之间的公共关系,或曰政企关系。

  我们认为,第一种关系风险性更高,而第二种关系相对安全,我们提倡以第二种关系逐渐替代第一种关系。

  中国是人情社会,逢年过节送礼物、吃饭喝茶、迎来送往非常普遍。但在政商关系问题上,企业家与官员之间的人情往来正在逐渐淡化。

  绿地集团张玉良认为,政治太危险,在和官员打交道时,他坚持“跟组织而不是跟个人”的原则。“不要跟某个人(官员)搞得太近,”张说,“风险太大。(他出了事),人家认为你是他圈子里的,关三天再说,因为要找线索。其实跟你没任何关系,但你的形象给搞坏了。”张自称尚未被找过线索,“做事业我跟他们(官员)有共同的目标,是朋友;跟他们个人没有什么,清清白白”。

  如果商人将自己与单个官员绑在一起,虽然可能规避了市场中的政策风险,但同时也给自己增加了另外一种风险:政治权利斗争中的风险。一旦这位官员倒台,商人也随之成为政治利益的牺牲品。在前铁道部长刘志军一案中,商人丁书苗与刘志军利益捆绑紧密,丁书苗认识刘志军后,中标高铁项目,短短几年家产过亿元,但最终却落得判刑、罚没财产等下场。

  政府关系应成为企业资产的一部分,具体而言,企业与政府沟通的方式、能力或领域都不应基于个人关系,或者说,政府关系管理者应将其个人关系转化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人情维护是一个过渡,不必谈之色变,也不必避之不及,但应看到,从人与人的关系维护到机构间关系建立,是未来政商关系的发展方向,企业应该视其发展阶段,做好准备。而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建立相关政府公关部门,及早建立政府公关策略,是企业当下便能进行的务实之举。

  沃尔沃集团中国区前总裁陈然峰认为,外资企业政府公关部的责任界定也值得企业借鉴,他认为该部门的职能应该包括:1、了解政府的需求与规划,具体通过与行业协会沟通、从媒体和相关报告中找到资料进行研究;2、努力让政府了解这个企业是愿意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企业。如通过媒体报道企业的慈善以及企业公民等活动,参加行业协会主办的论坛,通过发言进行宣传,公司全球总裁到中国与高层会晤时要说明公司对中国的贡献。3、出现了需要危机公关的情况时,需要与中国政府沟通立场,可以通过商会组织,以及主管部门等。

  策略六:从企业个体走向行业行动

  本次课题组调查中,来自某外国商会的资料显示,重视商会作用是许多外资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单独一家公司力量有限,和政府去沟通代表性也不够,政府不一定买账。万一有风险,商会这棵“大树”还能给公司提供一定的保护。

  我们认为,企业在政商关系博弈中,应该逐渐从企业个体行动走向行业组织行动,在企业个体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借助行业组织的帮助,与政府方面达成对话效率更高,风险更低,效果也更可靠。

  以上策略,在诸多外国企业在华商会的实践中,已经得到长久验证。而从外国商会的发展规模,也能看出在华外资企业对行业组织的看重。例如,中国美国商会有1000多家企业会员和3500多个人会员,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设立了若干分会。商会的宗旨是在政府和企业间进行沟通、高效率地维护与政府的关系。可以说,中国美国商会是企业和政府间的桥梁。

  中国美国商会负责人与各部委及地方官员定期会晤,并就一些行业问题举办政企研讨会。此外,商会还组织会员企业参与投洽会等政府举办的大型商贸活动,为政府的立法、修法建言献策,积极塑造商会会员的社会影响力。

  借助商会这种制度化的政府关系管理方式,可以减少单个企业与政府对话的成本和风险,增加企业的话语权。在商会介入情况下,很多时候,由于商会的代表性,商会的负责人可以会晤到政府相关机构高级别的负责人。之后商会执行机构再和政府下属官员推进具体执行细节。此时,因为有“领导间”的沟通,执行官员就会比较重视和乐意提供帮助,因为上级沟通过了,下属不办就会有一定压力。

  在西方,企业通过中介或成熟的政府关系代理机构来完成游说。在国内,尽管企业组织游说影响力还不够大,但很多具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认识到其重要性,并在不断呼吁和推动。

  策略七:走出去

  有一些企业参与不良政商关系是不得已而为之。 既然当地环境与风气本来如此,而企业又无力对抗,那企业家往往就只能为了生存而随波逐流。

  一些企业家采取“走出去”的办法寻求突破。 曾经盛极一时的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已在香港上市,其创业老总潘宁谈及香港与内地经营环境差别时说:“在香港不需要结识官员,百分之百时间可用于市场和业务,回到内地,你非应酬不可”。冯仑到了美国开办企业之后的感叹是:“到了美国,游戏规则就会不同”。

  优秀的企业总会不断腾挪,提前为自己寻找更优的生存环境。浙江开山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凿岩机制造商、中国最大的空气压缩机制造商、中国最大的钻凿设备制造商,其创始人兼董事长曹克坚为《福布斯》“2014年中国富豪榜”第149位, 个人财富值79.6亿元。这位企业家同时是全国人大代表、衢州市政协常委,担任着浙江省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上海浙江商会副会长等职位。

  他处理政商关系的诀窍就是: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走出去。“如果我把企业都留在小地方那是玩不转的。因为你一旦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这里不会珍惜你,你拿出很多鸡蛋放到其他篮子里,那么这个篮子要惹你之前会想想后果。”曹克坚如此解释。

  开山集团2004年从衢州进军上海。陆续把企业的研发中心和核心制造都设置到上海,现在在上海临港工业区纳税排名第八位。对于从衢州走到上海这一步,曹克坚说:“一个人在当地成长起来,和大家的起步是一样的,所以你在当地就像小孩一样,人家看到你犯的所有错:饭吃到地上、尿拉到床上。当你成为企业家,人们也会带着过去的眼光来看待你,你略微高调,那多少人嫉恨你,他怎么会对你相敬如宾?而到了外地则不同,当地只知道你是一位财富拥有者,带着资本来做事情”。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江苏企业家告诉课题组,一家企业如果留在当地,当地的各个政府部门都会来“伸手要钱”。这些部门可能是当初为企业铺设过门前道路的,也可能是为企业成立盖过红头文件的,它们都认为企业发展壮大有自己莫大的功劳,所以,“这些钱不给都不行”。最终,这家江苏企业在2008年将总部迁到了上海。

  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一步到位搬到上海或者海外更规范的市场,但在企业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仍然有更优的经营环境可以寻觅:乡级的企业可以到县,县里开办的企业可以到市……一般市级的企业则可以到大城市。目前众多国内大企业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扎堆,原因之一是那些地方的游戏规则更为透明和健康。

  对于民企来说,政商关系的另一种腾挪办法是上市。企业一旦上市,就脱离了原本的发源地成为公众公司,在处理政商关系上也较有优势。

  到海外扩张发展。华为的发展就是一部走出去的发展历史,自2001年开始,华为在印度、瑞典、美国、英国……相继设立研发基地,华为还加入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世界宽带委员会。2013年,华为65%的营业收入来源于海外,外籍员工占比达19.4%,海外员工本地化比例为69%。按照联合国同口径的标准,华为已经毫无疑问成为一家国际公司。这不仅是发展的需要,而且在另一个方面来说也保证了企业的安全。

  对很多互联网公司来说,选择在海外上市,除了海外上市融资环境更好,还有一个原因是,国内上市的灰色投入很多,这不是互联网公司所擅长的。在海外上市,从源头上规避掉了政商关系的某些高风险陷阱。

  周其仁评说:农业社会吃亏的就是故土难离,而人在屋檐下,就不能不低头。工商业文明下,走出去、换个屋檐就可以抬起头来。中国这么大,政商关系发展一定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政商关系一定更好,你可以到这些相对净土去,这也是大国的优势吧。

  (丽尔摩斯)

独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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