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之言

　　6月23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全球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转型》新书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该书主编蔡日方指出，“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维持在6．2％左右，并且“十三五”之后的（2016－2020年）的2022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2600美元，开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到203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9000美元，相当于目前爱沙尼亚的水平，届时将稳居高收入国家行列。而《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实施，也将使中国由一个低端制造业国家转变为高端制造业巨头。

　　而目前的情况是，中国2014年人均GDP（地区生产总值）是7400美元左右，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15年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

　　所以蔡日方同时指出，1．2万美元只是最低门槛，而且如果经济搞不好的话，还会后退。比如拉美的经验表明，这些国家跨进了那个门槛，但是经济遭遇了困难，犯了经济政策上的错误后，经济负增长还可以退回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比如说，阿根廷曾经就进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到现在它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蔡日方强调，结果如何要取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当天发布的上述新书中亦指出，中国要进入高收入国家，需要通过多方面的改革来推动。

　　蔡日方指出，中国现在要继续把资源从相对低生产率领域转移到高生产率的经济活动中，面临着几方面的风险：

　　第一，从农村到城市的新农民工在数量上，可能不足以弥补现在开始返乡的农民工造成的缺口。这个风险源自人口变化以及阻止农民工永久居留城市的制度壁垒。流入城市的移民数量年均增长率已经从2005年至2010年的4％下跌到了2014年的1．3％。这一趋势如果保持下去，将成为威胁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城市经济增长率必然下降。除非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能及时下调，否则资本将会被浪费在产能过剩上面。

　　第三，新增长模式所涉及的工业结构升级需要受过教育且有经验的劳动力。当前的农村教育标准和刺激新移民在城市工作中累积并应用技能的动力，也许不足以让日益扩张的城市工业获得更高级的劳动力。

　　第四，在中国试图在第二和第三产业中找到新的平衡、增加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比例的过程中，总体的生产力可能有所下降。

　　针对上述风险，蔡日方认为，地方政府应停止挽救亏损和失去竞争优势的企业。相反，它们应该培育市场竞争并将结构转型的社会成本降到最低。

　　蔡日方表示，过去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政策刺激方式已经失效，要提高潜在增长率，需要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蔡日方还详细介绍了国务院近期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他指出这个10年计划，涵盖了信息科技、数控工具和机器人、空间设备、铁路设备、新材料等10大领域。这个新国策，连同由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所支持的“一带一路”国际策略，反映了我国实现新增长模式的全面措施。这些策略一旦成功实施，中国的高端工业产品出口，将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主导地位，我国将从一个低端制造国家转变为高端制造业巨头。

　　此外，该书认为，新常态下的增长要求广泛的制度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户籍改革，消除在城市高效利用农村劳动力的人为障碍；金融体系，让资本分配到最有生产效率的地方；土地管理，让稀缺土地资源的机会成本在使用中得到充分体现，并让农民因向更高经济价值的用途转让土地而得到合理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