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

　　■DRC代表委员访谈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在全国两会上，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备受关注，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正是为了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新的增长潜力其实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传统领域。中国经济转型再平衡的实现取决于高投资触底、去产能到位和新动力形成。改革的时间拖不起，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创新驱动，解决的方法是政府减少干预，真正相信市场的力量。

　　实现转型再平衡取决于需求侧高投资触底和供给侧去产能到位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正在艰难转型中，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GDP增速保持在6．5％至7％的区间，我们如何实现转型再平衡？

　　刘世锦：转型再平衡的实现取决于需求侧的高投资触底和供给侧的去产能到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供给侧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去产能。如果不啃下这块“硬骨头”，这一轮调整很难触底，有可能出现更困难的局面，但严重过剩产能的退出难超预期。

　　近些年供给侧大调整，除了重化工业外，还有出口行业，增速由20％－30％到负增长。出口行业经历着艰苦调整，但与重化工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静悄悄地变革。出口行业主要以非国有的民营和外资企业为主，重化工业则聚集了众多国有企业。民营和外资企业调整较快，方式多样，不会久拖不决。而人、债、资产重组等问题，在国有企业中都成为难题。国企去产能的调整，很大程度上是国企、国资深化改革的问题。当然，也是被逼出来的难得的改革契机。

　　再看新动力的形成，那些新成长起来的增长领域，亦可称之为新经济，包括新成长产业，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居民消费水平升级相关的服务业；制造业中的新技术产业；产业转型升级、机器替代人工、绿色发展，等等。还有创新而产生的新增长点，比如网购等。其中不少新经济类型的特点是替代性增长，新的增长空间挤压了原有的增长空间。例如，网购快速发展的同时传统商业放缓乃至衰落；打车软件与传统出租车的冲突；机器人上岗与人的下岗等。如果新经济确实拥有并有效运用了新技术、新机制、新商业模式，提高了生产率，终究是不可阻挡的，必须重视并妥善应对利益冲突引发的挑战。

　　切实解决资源配置扭曲、竞争不足等应为下一步供给改革的重点

　　中国经济时报：在“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您也提到中国传统领域的增长潜力被抑制了，如何解除抑制、深化改革并提升效率？

　　刘世锦：供给侧改革有一条是降成本，降成本很大一部分就是基础产业和服务业缺少竞争，成本太高，需要把它降下去，就是要开放市场、鼓励竞争。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行业，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新增投资和改进投资效率的空间都很大。中国经济运行在不少方面成本比较高。比如，电信资费，大家呼吁要降下来，但仍然是“要我降”，而不是“我要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市场，理应成为电信资费最低的地方。如果基础电信缺少竞争活力，互联网创新也难以走远。

　　尽管还有新产业涌现，但像房地产、钢铁、汽车等能将经济推向高速增长的大支柱产业基本上找不到了。新产业在规模上远不能对冲老产业减少的规模。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工业的比重，2015年只有10％左右，其中有的也出现产能过剩问题。新经济的替代性增长，呈现出“降成本、提效率，但对GDP增长贡献不大”的特点。加上新机制的老经济，也属于“后历史需求峰值期”的增长范围。概括地说，新动力能够提升增长水平，但远不足以抵消原有动力的下降，更重要的体现于发展模式、效率和质量的转换。

　　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潜力，但不在现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间，要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以往在计划经济乃至久远的自然经济时期形成的城市，与市场经济、开放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城市有实质性差异，前者的衰落与后者的持续成长，将会成为影响中国城市化格局的重要力量。要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拓展城市带、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间带动大量小城镇发展，推动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将可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

　　在城乡之间，农民要进城，城里的人员、资金等也有到小城镇和下乡的意愿，要下决心打破城乡间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农民所拥有的资产只有在确权的基础上允许流动、允许交易，价值才能充分显现，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维护。

　　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很大程度上仍来自传统领域，这一点往往被忽视。但老经济要加新机制，切实解决资源配置扭曲、进入不当限制、竞争不足等问题，这应当成为下一步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

　　加快结构调整应稳定预期，把质量效益放在第一位

　　中国经济时报：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创新被列在首位，如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刘世锦：“十三五”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以惯例开始搞创新规划。但是，创新可以规划吗，或者说能够规划的那个东西是创新吗？

　　创新是高度不确定的，你规划一个项目三年搞成，也许当天晚上就突破了，也许三年、六年、九年都搞不出来。创新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十次、百次试错后才能找到对的东西，所以我们强调发挥市场的作用，就是让更多的人参与试错过程，提高“试对”概率。过去那种通过搞规划、搞项目、搞开发区的办法，在创新这件事上，就不大管用了。

　　政府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这里强调的两个方面。

　　首先是稳定预期，使企业家、科研人员、干部想干三年、五年、八年后的事情。目前，一些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做短期的多、长期的少；国企的有些负责人也想干事，但到点就走人，做的事情与他没有关系了；科研人员人力资本得不到承认，积极性受到影响。这种情况不改变，要搞创新很难。习主席最近关于民营企业的讲话，要认真学习、宣传，落到实处。十八大以来的中央文件，对这些事情也讲得很清楚，但有些人好像已经忘了，需要再次学习。讲过的要算数，人心才能稳下来。

　　其次是速度和质量效益的关系。不少地方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步子不快，与保增长的压力过大有关。这里就有一个增长质量和速度的关系问题，到底是速度第一、质量第二，还是质量第一、速度第二，速度服从于质量。应该还是质量效益要放在第一位。我们提出过一个增长质量的“六可”指标：就业可充分、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风险可控制、居民收入可增长、资源环境可持续。这是一种状态，与这种状态相对应的速度，就是一个好的速度、合适的速度。如果增长质量可以，但没有达到预定速度，是不是就不好呢？或者反过来，速度上去了，但负债增加，效益下滑，增长没有可持续性，是不是就好呢？这次定下一个速度区间，是一个进步，增加了弹性灵活性。有些时候速度低一点，转型成功后，速度再补上去，算总账还是有利的。

　　中国经济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触底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全球经济都相对疲弱，中国经济也在寻求动力。你预计中国何时能成功转型？

　　刘世锦：从国际经验、特别是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看，中国经济转型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增长轨道的概率是比较高的。中国进入由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转型期后，增速回落已有6年时间。我们预计，中国经济有较大可能性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触底，逐步转入一个可持续增长的新平台。这个时候过度看空、看衰中国经济是没有依据的。当然，这个时候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对政策选择有更高的要求。正确而有效地推进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是稳定预期的关键变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打 “歼灭战”，还要打“持久战”，通过国企、土地、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的改革深化，应对一系列中长期挑战，包括加快要素市场特别是中高级要素时候的开放和发展，发展股权融资、风险投资，有效保护和运用知识产权；推动创新要素的流动、集聚和优化配置，在全国形成若干个类似深圳这样的创新中心；更多地依靠更具前瞻性、进取心和侵略性的前沿创新型企业家，更多依靠具有长期稳定预期、专业化、精致化、耐心与韧劲突出的企业体制和企业文化；减少“泡沫”和其他非生产性套利的诱惑和干扰等。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管理经济方式必须有实质性转变，真正相信市场的力量，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应学会培育环境而非居高临下地指定技术路线，尤其是不能维护既得利益，制造新的寻租空间。从实际情况看，政府转型在理念、人员、方案上准备不足，虽有进展，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