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来解决经济增长转型和动力切换的问题。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在此过程中，核心问题是在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同时，充分发挥本国比较优势。”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陈卫东表示。

　　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达1160亿美元，接近接受的外资量。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英格兰银行测算，中国对外投资、引进外资总量占全球GDP比重在2012为5%，到2025年时预计将达30%。陈卫东指出，“我国从直接投资净流入转为对外投资输出大国的过程中，利用国际市场进行产业转型和升级的步伐在加快。但同时也或将遇到一些困局，中国应多加防范。”

　　以日本为例，由于产业转型、工厂外迁，当年其国内形成了产业空心化。可见，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有些国家动力缺失，或者存在社会发展问题，所以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陈卫东建议，“一个国家要发展，需从技术吸收的角色转化为技术创新的角色，如果过了这一关，就可以进入到发达国家，韩国是典型的例子。如果过不了这一关，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对中国而言，在其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如何避免这种困局？

　　就目前来看，陈卫东认为有两种理论可以帮助中国分析这个局面——雁阵模式和全球价值链模式。

　　雁阵模式的核心是产业转移。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再到东盟其他国家，东亚国家和地区通过产业的依次梯度转移，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实现了整个地区的经济腾飞，形成“雁阵模式”。上世纪80年代，亚洲形成以日本为核心的雁阵模式，其中日本以其先进的工业结构占据了雁阵分工体系的顶层，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处于第二梯度，我国及东盟诸国为第三梯度。三个梯度分别以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特征。

　　然而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日本经济持续衰退，过去以日本为雁首的亚洲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模式逐渐被打破。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融入到全球价值链的态势中。

　　在全球分工格局下，中国下一步怎么办？陈卫东认为首先要看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而中国的比较优势在过去30年中发生了巨变。

　　他介绍称，从劳动力来看，中国成本趋势上升，但中国也形成了一些新的比较优势，比如这几年收入增长很快，人力资本的提升非常显著；此外，资本较为充裕，产业体系非常完整。

　　上述比较优势的变化又能为中国带来何种启发呢？陈卫东认为，由于资本相对劳动力的优势在提升，因此产业可以纵向升级，比如可发展装备制造业；此外，中国市场规模很大，也可能成为产业内横向升级的重大优势，最典型的行业是钢铁，另外一个是大飞机，只有拥有足够的市场才可能实现这两个行业在中国的发展，并且在全球取得现在的进步优势和技术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与美国和日本等国相比，中国仍是少有的集低成本、多人才、大市场、资本充裕于一身的国家，在这样的比较优势变化下，陈卫东认为中国应从过去的接受为主，转向承上启下的双层角色。

　　所谓“承上”是引进高新技术和创新产品，发挥精细化管理经验，立足于产业向全球高端价值链迈进，优化传统产业，比如提高产品质量和创造品牌形象，同时培育壮大新型产业。

　　从“启下”的角度来看，首先要高度关注对中西部产业转型升级。和中国东部或周边发展中国家相比，中西部地区具有劳动力成本低、优惠政策多、资源丰富等优势，因此在产业转移和升级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中西部的条件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其次，中国要利用好周边部分国家的相对优势，比如非洲和拉美等国家的市场潜力，进行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和对外产能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有望在产业转型和升级的过程中受到推动。陈卫东建议，中国应考虑人民币与外币的互换安排和跨境投资的融资政策便利等，“现有不少发展中国家本币使用很少，比如柬埔寨日常交易90%是用美元的，可见在中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人民币在这些国家的机会非常大，这正是人民币使用的重要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