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奥会有望确定总基调
负面清单要来了
自上海自贸区开始试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来，终于有全面铺开的消息了。这对于中国过去重事前审批、轻事中事后监管的行政管理体制而言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对政府职能转变而言也是极大的挑战。
这项改革不仅仅是为了中美投资协定等国际谈判而作出的举措，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需要。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将大幅减少行政审批、减少行政垄断、打造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从而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新的活力。
多位受访专家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中美负面清单长短不一的背后是，双方市场开放的步伐和程度并不一致，而习近平主席访美则为双方“统一步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
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2日开启了就任以来的第二次访美行程，在此前夕，中美双方刚刚完成了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第21轮谈判，并交换了改进过的负面清单出价。
负面清单谈判是中美BIT谈判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目前中美两国在市场开放程度上仍存在较大差异，在一些关键领域还存在一些分歧，但此次习奥会可能会明确负面清单谈判的总基调。
与此同时，中国决定将从2018年起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中国希望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使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
中美市场开放水平存差异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透露，中美BIT谈判将是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的一个重要议题，“双边工作团队正在就习主席访美的经贸成果进行密集磋商，希望最终拿出一个利益平衡、成果丰硕的清单。”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袁征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中美能在习总书记访美前夕交换新的负面清单报价实属不易。他表示，中国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力度较大，还存在较大体量的国有企业，国务院需要在各个部门以及企业团体提出各自负面要求的基础上制定负面清单。
“最初的清单实在太长，后来汇总到国务院层面，要求将负面清单尽可能地减少、归并，中方力争将新的负面清单压缩到100项以内，现在中方能够提出这样一张负面清单，已是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袁征说。
据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张向晨介绍，在刚刚调整后的负面清单中，中美双方都做出了重要的实质性的改进。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言人则表示美国仍在评估中国调整后的负面清单，并评估接下来的谈判安排。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当前负面清单谈判最大的难点在于，美方认为中方负面清单过长，要求缩短，而中国希望更为稳妥的逐步开放。“中国现有的市场开放水平与美国存在较大距离，政府应对风险的经验也相对不足，负面清单谈判不能脱离了现在的实际。”
多位受访专家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中美负面清单长短不一的背后是，双方市场开放的步伐和程度并不一致，而习近平主席访美则为双方“统一步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
9月15日，包括蒂姆·库克、巴菲特、扎克伯格在内的美国94位CEO分别集体致信习近平和奥巴马，呼吁尽快达成“有意义且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议，希望在习近平访问期间能够取得“明显”进展。
袁征认为，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日程较为紧凑，不确定在访美期间负面清单的谈判会取得重大突破，但根据其与美国相关方面的沟通了解，中美双方最高层的接触极有可能会明确负面清单谈判的一些总基调，在谈判的整体立场和态度方面作出达成一致的表态，这将有利于统一双方谈判的步调。
金融、安全等领域分歧大
在白明看来，中美BIT谈判前期的文本谈判算“搭台”，现在正在进行的负面清单谈判才是“唱戏”，“搭台容易唱戏难”，其难处不仅在于清单长短的博弈，更在于双方“敏感领域”的选定和表述。
就美方而言，其希望看到中国在金融服务、国企所在的垄断领域等方面更开放。
白明表示，“由于资本项下没有完全开放，目前中国的金融业只是按照WTO的承诺作出了一些开放，比如外资银行的设立、QFII的引入等，但也有额度等限制，很难达到美国期望的水平。”
袁征认为，中国金融市场的相对封闭一方面有中国的开放节奏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特定利益集团的阻力，此外，它还牵涉着中国的经济安全。“现在国际资本的投机现象比较严重，大幅的资金流动会冲击市场的稳定。”袁征称，“此前银监会以‘网络安全’为由要求外国供应商提供源代码，曾引发美方政府和企业的强烈不满。这需要在负面清单中进行艰难的谈判。”
国企是另一个分歧聚集的领域，袁征表示，美国非常关注其公司能够进入中国国企所在的一些领域，并且希望这些公司受到中国的同等待遇，比如政府采购等方面不被歧视。此外，美国不太认同中国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合并，认为这与中国的反垄断进程、对外开放进程是相悖离的。
知名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主席包道格此前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新公布的国企改革方案中，中国的能源、银行和交通行业还是不会开放；但美国的这些行业是向中国开放的，因而“负面清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国在负面清单问题上对中国多有呵责的同时，中国也希望美国能在科技、基建等领域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安全审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研究员张琦在一篇研究报告中表示，美国对广播、电信、能源开采等行业都实施直接或间接限制，并在负面清单中明确禁止外国资本进入国内航空运输、核能生产与利用、内河航运等行业。“而且出于产业保护，特别是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考虑，美国经常会以‘国家安全’或‘国家经济安全’为由设置限制”。
国家安全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美国希望对此保留解释权并维持一个宽泛的范围。在这一条款制约下，中国的华为、中兴、三一重工等企业对美投资纷纷折戟。白明认为，美国在高科技、基础设施等涉及所谓“国家安全”的敏感产业领域对中国投资已经到了极度“过敏”的程度。
此前的谈判过程中，美方提出的“关键性基础设施”、“重要技术”、“国家安全”三项“负面清单”内容，均并未作具体定义，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曾就此表示，这种模糊的表达增加了中国投资者赴美投资的不确定性，令中国感到“非常不舒服”。
针对美国的安全审查制度，张向晨日前表示将在接下来的负面清单谈判中督促美国在审查方面提高透明度、简化程序，减少其对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造成的不必要的障碍。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
复制、推广与接轨
从整体上看，中美之间的负面清单谈判是中国在国内外推广、复制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一个环节。“中美BIT负面清单谈判，是负面清单的一种复制推广加国际接轨。”白明说。
白明认为，中国正在从国内、国外两个层面来推广“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这会逐渐缩小中美之间在市场开放方面的差距与分歧。
“对外谈判在大致对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达成，过去这有一定的难度，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前几天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确定，将对整个国内市场的市场准入也都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和美国的谈判虽然仍有分歧，但谈判难度已大为下降。”
9月1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意见》提出，市场准入全面引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从2018年起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9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的《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再一次明确，将改革外商投资审批和产业指导的管理方式，向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转变。
数月之前，新设的天津、广东、福建三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均表示将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并与此前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共用一张负面清单。白明认为，四个自贸区全称为“自由贸易试验区”，说明其设立的本义就在于推广和复制，而负面清单正是自贸区所要推广复制的重要内容。使用同一张负面清单也为实行全国统一的负面清单制度做好了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几个月前，中国先后签订了中韩、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国在国际谈判过程采用负面清单的重要尝试。
白明表示，这两个自贸协定中，中韩FTA就是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开展服务贸易和投资谈判的，这为中美投资协定等谈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