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随着中国进入“新常态”，增速下滑，尤其是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超预期性地下滑。面对这样一个经济形势，地方纷纷主动下调经济增长目标。浙江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是7.5%（较2014年下降0.5%），河北则由2014年的8%下调至7%，湖南更是从2014年的10%下调到8.5%。

　　与这个局面几乎同时出现的，就是由外资机构巴克莱资本公司提出的“克强经济学”。“克强经济学”由三大支柱组成，其核心内容可概括如下：一、政府不推出刺激经济的政策，而是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二、去杠杆化，以大幅削减债务，降低借贷与产出比；三、推行经济结构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克强经济学”面临的客观背景，是中国经济结构进入最大规模调整，投资界和政策执行者不得不面对多种现实。

　　郑慕行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4%，是中国自1990年以来最低的一年。接下来的一年，中国将会继续延续2014年的格局，深化转型时期的特点，结束过去动辄对资源和人力“竭泽而渔”的不健康机制，进一步磨合“克强经济学”与“新常态”的常规运行机制。

　　关于2015年GDP的增长率，当前，一些大型机构已经提供了一些预测分析。

　　例如，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认为，2015年上半年为7.1%左右，下半年为7.3%左右，全年为7.2%左右；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14年经济形势分析与2015年展望》报告指出，2015年尚无重大因素出现改变经济平缓下滑的局面，预计全年经济将可保持在7.0%以上。市场化的“中信证券 ”则指出，“2015年下行压力依然，中国经济将回落至7.1%”。几乎没有机构认为2015年会比2014年的增长率更高。

　　不过，有一些因素，则容易导致我们对2015年的分析过分乐观或者过分悲观，也就是让我们对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作出不符合实际发展趋势的错误判断。

　　全球经济或是拖累

　　首先是全球性现象，主要是美元升值与石油价格的上涨或者继续下跌。

　　2015年，美元将会进入加息周期。美国经济将成功转型，新一轮工业革命开启。美国作为开创者、领导者，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美国经济也将受到制约。美元加息因此会延缓。1月22日，受欧洲央行宣布实施全面量化宽松计划影响，美元对欧元汇率涨至11年来的最高水平。由于欧洲一直没有摆脱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经济一枝独秀。这就导致了美元的持续升值。强势美元令人民币被动：一旦升值，将付出越来越大的外汇储备代价，对制造业伤害极大；一旦进入贬值通道，资金必将大举外逃，房地产则深受其害，以房地产为标的物的银行也会被伤害。为此，央行会逆向操作，也就是阻止贬值，但人民币仍然有可能贬值3%-5%。近期，或许在3-5年内，人民币不可能实现利率市场化和国际化。

　　中国已是石油进口国。可是，石油暴跌对中国的伤害更大。原因在于，中国储备的石油，以及和俄罗斯、委内瑞拉等石油出口国签订的20年长期石油合同都是按90美元以上定的价。最近原油价格下跌到50美元以下，打破了近42年的黄金/石油价格比（15:1）。如果石油继续跌，40或30美元的石油成本和中国高石油成本竞争，中国很被动。

　　在美元升值和石油价格方面，中国会寻找制约和平衡因素，减少外部环境对中国自身经济的危害。最合适的办法就是立足国内，发展内需，多提供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出口品。可是，这也意味着中国企业应该尽快加快转型升级。在这方面中国存在颇多负面因素。

　　其次是中国自身的经济机制还在调整，政府对这些机制的良性引导（也就是改革的成功）与否，将在根本上决定能否克服不利的国际环境所带来的伤害。

　　由于长期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加之改革开放以来相对优越的环境所带来的安逸的生活，在信息时代接受更好的教育所带来的权利意识和利益意识的提高，日益走进青壮年时期的80后、90后不可能如父辈们那样吃苦耐劳，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过去。

　　多年的土地财政下，东部地区的房租成本越来越高，由于金融体制过分服务于央企和大型企业，对民营企业来说融资成本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成长起来的老一辈民营企业家普遍因为知识陈旧而自主创新能力有限，企业经营面临许多困境。

　　2015年，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供需矛盾仍然比较突出，这些城市不会全面取消限购，但国家会在微观层面开展某些调控，比如外来人口购房标准、普通住宅认定标准。这就有可能会释放出一些新的购买力。在这一年，一线城市市场全面回暖，成交量会好转，房价缓慢上升。但对比物价上涨，房价仍然处于相对的下行趋势。其他城市，有些城市的房价会跟着一线城市有所回升。但在浙江、海南、福建等过分依赖土地财政的身份，即便是弱二线城市，房价仍会继续下跌。绝大多数三、四线城市，“有价无市”。这些城市所谓的“新型城镇化”，基本上仍然是政策层面的自说自话。

　　中央不会强力出台超出社会承受力的刺激政策。正如这次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所指出的：“中国经济要行稳致远，必须深化改革创新，要用好政府和市场的两只手，启动双引擎：一方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培育打造新引擎；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改造升级传统的引擎。助力中国经济‘双中高’发展—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我们要相信“克强经济学”在这方面的节制力，也要正确评估当前政策落实的实际阻力。

　　“疯牛”走向“慢牛”

　　国家的各种建设如何吸引民间投资，从而既有利于发挥民营资本的活力，又有利于激活中国的整体经济，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可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这几年在大学生和海外留学生中勃兴起来的创业意识无力制衡种种不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负面现象。

　　鉴于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减速主要源于出口、房地产两台发动机拉动效果减弱，重要的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不能靠政府的直接投资，也不能靠公有制企业，只能靠民间自主创业。对内资企业来说，2015年必然是深化转型之年。而对政府来说，一旦意识到这点，它必须开始认认真真地思考如何开放社会组织，发展中小企业，加大幅度减税。

　　发挥政府在理性层面上的宏观调控作用，为民间活力的发挥保驾护航。这是新一届政府的工作目标，也是“克强经济学”被观察家和投资界看好的根本原因。

　　但历史的车轮仍然有惯性。中国在2015年的工作重点应该不是大力发展中小企业，而是在促进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继续以国有企业为龙头，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发展”，而在国际上，尤其是亚洲等发展中国家，会继续支持以中国高铁技术和高铁建设为龙头的基础设置建设。这是一把双刃剑，需要看其客观效果。

　　例如，激活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产能过剩和资金寻找到最佳市场。把“城镇化+铁公基”的发展模式输出给人口同样众多的亚洲邻国，比如印度、巴基斯坦、越南、孟加拉国、印尼等等。成功自然很好。可是，各国政治、历史和种族问题之复杂性，远超国内。一旦失败会带来进一步发展机会的丧失。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国企改革指导意见》、《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方案》两份重要改革文件，即将进入颁布阶段。真正推进以及试点工作则会慢慢来。改革的总体方案中除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外，还涉及界定国企功能、国有企业分类考核办法、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也即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改组和组建试点工作。但实际上，从更大层面来说，国有企业改革从来不是靠国资委和财政部企业司等几个部门就能推动的。2015年最多启动几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组建试点，2016–2020年分批完成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组建。至于是否换汤不换药，很难说。

　　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更实在的还是在国企领域深入推进依法治理，加强国资委纪委为中心的国企反腐工作，这至少在很大层面上能阻止国有资产的不合理、不合法流失。

　　关于中国股市的走向，大体说来，2015年中国股市会从2014年的“疯牛”走向“慢牛”。中国股市估值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沪港通之后，蓝筹股的估值将接轨。

　　有分析指出，“2015年，A股预计前高后低，上证指数2800点以上风险会比较大。2015年A股的结构性机会，也许反而没有2014年大。除非国家在延缓利率市场化的同时，把IPO注册制改革也延缓，在旧股市体制下，再玩一把‘打激素的牛市’”。

　　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在实体经济不景气，央行势必货币放水，钱流向股市。前高后低的可能性比较大。关于股市资源的配置，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主张谨慎调整、确保中国这次转型“软着陆”的“克强经济学”不喜欢让“疯牛”持续下去，更因为我们实在无法判断中国股市是在2017年秋天还是在2018年春天达到6000点或者8000点，甚至没有充分的信心确认股市能否在那个时刻达到最高点。

　　作者系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