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专家解读新常态:我国进入大转型阶段
来源:上海证券报 发布时间:2014年12月10日 09:26 作者:李佐军

  “新常态”现在成了一个热词。事实上,“新常态”的提出标志着旧的发展方式结束,新的发展方式开始。而“新常态”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新的发展方式到底新在哪里,是需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上加以思考的,同时更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因此,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课题。也许,需要用又一个30年来回答。

  ——亚夫

  中国正在迈向新常态,经济新常态是一幅由经济增速新常态、经济结构新常态、经济质量新常态、经济发展动力新常态、财富分配新常态、经济制度环境新常态构成的画卷。迈向新常态有一个时间轴,需要经历由旧常态到过渡态再到新常态的过程。迈向新常态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大转型的过程。

  中国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

  中国经济是否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若单从过去三十多年GDP增速数据变化规律来看,则目前还难以做出断然的结论。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增长历程,经济一直在波动中前行,表现如下:GDP增速从1980年的7.8%,下降到1981年的5.2%,再上升到1984年的15.2%,再下降到1986年的8.8%,再上升到1987年的11.6%,再下降到1990年的3.8%,再上升到1992年的14.2%,再下降到1999年的7.1%,再上升到2007年的14.2%,再下降到2009年的9.2%,再上升到2010年的10.4%,再下降到2013年的7.7%。不难看出,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历过6次下降。

  从下降的时间长度来看,2010年以来的这次下降已持续3年,远比不上1992-1999年那次持续7年的下降,1987-1990年那次下降也持续了3年;从下降的幅度来看,2010年以来的这次下降幅度仅2.7个百分点,1992-1999年下降幅度达7.1个百分点,1987-1990年下降幅度高达7.8个百分点。可见,这次下降持续时间并非最长,下降幅度并非最大。

  但是,若考虑到这次下降还在进行中,还考虑到2010年的高点是由刺激政策刺激出来的,再往前的高点是2007年的14.2%,若从2007年那次高点算下来,剔除2010年的特殊情况,则这次下降也持续了5年以上。再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则做出中国经济已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的判断,是有较充分依据的。

  首先,从国际经验来看,中国已进入到增速换挡的敏感期。据刘世锦等人的研究,成功转型的经济体经过高速增长以后均会出现增速回落。“像日本、韩国等成功转型的经济体在经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购买力评价指标),无一例外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降幅是30%-40%。

  中国按照相同口径计算人均收入,在2013年也会达到一万国际元左右,这在逻辑上已经非常接近一个增长速度转折的时点” 。“最近两年是增长的转换期,潜在增长率大概是在7%-8%之间,最终可能会稳定在6%-7%之间”。同时,拉美国家和类拉美东南亚国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诸国,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历过明显的经济增速下台阶过程。

  其次,从经济增长的需求边动力来看,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面临越来越多新的约束。在国际经济危机、人民币汇率多年升值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出口已由原来的年增长20%左右下降到年增长8%左右。由于产能过剩还需要时间消化,要素成本还将上升,发达国家对低附加值产品需求增速下降等,今后的出口再回到以前那种高速增长的局面已非常困难。

  制造业投资受产能过剩和投资利润率偏低制约,房地产投资受空置房较多和房价下行压力加大制约,基础设施投资受土地财政式微、地方债务风险加大、新干部考核制度制约,总之投资增速也难以回复到以前动辄增长20%以上的状态。消费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变量,也受制于收入分配制度和福利保障制度等改革的推进情况。

  再次,从经济增长的供给边动力来看,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虽空间很大,但也难以支撑出过去三十多年那样的高增长了。改革开放还有较大的红利,但容易改的已改得差不多了,留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今后改革的阻力和难度不可小视。工业化开始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后半场,城镇化已进入加速阶段的下半阶段,粗放大发展的时期已经过去,在提高质量阶段难以释放出以前那么多的结构生产力了。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蔡昉等人认为,这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在2012年出现。同时,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持续大范围雾霾的施虐意味着环境承受力已接近临界点,在不得不向污染宣战的新形势下,粗放式高增长会受到很大的制约。

  另外,中国经济增长基数已较大,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自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国际环境有所恶化,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商品倾销等此起彼伏,这种情况今后还可能持续。这也制约着今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进入“结构调整阵痛期”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发展一直伴随着结构调整,也一直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结构调整阵痛,但为何目前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这主要是因为目前的结构调整阵痛尤为显著而有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多种结构调整阵痛相交织。与以前历次结构调整有所不同,本次结构调整表现为六个方面结构调整交织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中产能过剩产业、低附加值产业等面临被压缩和淘汰的阵痛;区域结构调整中区位条件差、人口聚集能力低的地区面临“空心化”和“边缘化”阵痛;增长动力结构调整中出口和投资依赖部门面临地位下降阵痛;财富分配结构调整中层级较高政府、垄断特权行业、特权阶层面临财富或收入占比下降阵痛;要素投入结构调整中初级资源部门、无技能人员面临机会减少阵痛;排放结构调整中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三高”行业和企业面临严厉管制阵痛。

  其次,与过剩经济相交织。上个世纪80年代初、80年代后期和1993-1999年的几次经济结构调整都是在经济短缺条件下进行的,可以通过发展生产力等途径较好解决,造成的经济震荡较小。但新世纪(38.00, -0.44, -1.14%)以来,中国经济已由短缺经济变为过剩经济,特别是加入WTO[微博]以来变成了面向全球市场的过剩经济,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2008年以来的反危机措施又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在过剩经济条件下进行结构调整需要“伤筋动骨”,触动存量利益结构,带来经济较大的震荡。

  再次,与增长速度换挡期相交织。过去几次结构调整都是在经济“周期性下降”(下降后还会反弹至原来的高度)情况下进行的,随着经济周期性恢复,结构调整阵痛较快消失。但本次结构调整是在经济“趋势性下降”(下降后难以反弹到原来的高度)情况下进行的,即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由此导致结构调整阵痛程度较深、持续时间较长。

  第四,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相交织。以前的结构调整没有伴随经济刺激政策后果的消化,因而结构调整的复杂程度较低。但本次结构调整需要消化2008年以来强有力刺激政策的后果,因此结构调整的复杂程度较高。复杂性主要体现在:需要在经济泡沫较多、财政金融风险较大、又要严守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条件下进行结构调整。

  最后,与“中等收入陷阱”敏感期相交织。以前在进行结构调整时,中国尚未进入到“中等收入陷阱”敏感期,因而社会对结构调整阵痛的敏感度较低。但本次结构调整是在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敏感期进行的,社会对结构调整阵痛的敏感度很高,稍有不慎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本次“结构调整阵痛期”的结构调整将带来以下阵痛:

  第一,部分企业将遭淘汰。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转型升级压力加大、国际环境发生变化、资源环境约束加大的新形势下,部分产能过剩行业企业、生产低附加值产品企业(包括低附加值出口导向型企业)、 “三高行业”企业等将遭遇被淘汰的命运。

  第二,部分地区将陷困境。如资源枯竭型城市将随着资源的枯竭、资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价格的下滑、人口和人才的流失而陷入困境。区位条件差、交通落后、产业基础差、没有特色资源的部分农村,将随着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而陷入“空心化”、“边缘化”境地。部分区位条件较差、产业不配套、人气不够、“三高产业”比重高的园区,将随着土地财政的式微、房价的波动、融资成本的上升、节能减排力度的加大而陷入困境。

  第三,部分低技能人员失业。随着工业化、经济服务化、产业高端化的推进,那些传统行业(如传统农业、城市的非正式行业等)的无技能、低技能人员,特别是不掌握基本信息技能、年龄偏大的人员,将被新形势淘汰,失去工作岗位。

  第四,部分政府部门减权。随着经济增长主要由需求边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拉动向更多地由供给边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拉动转变,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定改革任务的逐步落实,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和干部考核导向的变化,部分原来比较滋润的经济管理部门或者面临减权,或者面临裁撤,或者必须转向。

  第五,财政金融风险凸显。在结构调整过程中,随着上述部分企业遭淘汰、部分行业调整、部分地方陷困境或“空心化”,必然会减少部分财政收入来源、增加财政支出负担、增加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即加大财政金融风险。若经济同时面临下行压力,则风险更大。

  中国进入“中等收入转型升级陷阱”敏感期

  “中等收入转型升级陷阱”的核心含义是,在中等收入水平阶段主要面临的是转型升级陷阱,在特定制度和国际环境下,因转型不好、升级不上,而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状态。从历史经验来看,陷阱并不表现为一个国家经济倒退而“绝对陷下去”,而往往表现为在某些阶段上该上台阶而上不去、但其他国家上去了而显得“相对陷下去”,因此,与其说是面临“陷阱”,不如说是面临越不过的“坎”,或上不去的“台阶”。

  在低收入水平阶段,许多国家面临的最关键的“坎”是“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存资料仅按算术级数增长,除非通过技术进步、对外贸易甚至殖民开拓等大幅增加生存资料,否则多增加的人口就要以战争、饥荒和瘟疫等方式被消灭掉。

  纳尔逊(NelsonR.R)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是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的,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快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才能冲出“陷阱”,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和经济增长。在低收入水平阶段向中等收入水平阶段过渡的阶段,也就是农业文明时期向工业文明时期转换的阶段,也容易出现因传统观念和封建制度障碍太大,而不能顺利越“坎”的陷阱,中国封建社会持续数千年以致在近代落后挨打就是例证。

  在中等收入水平阶段,许多国家面临的最主要的“坎”就是本文重点讨论的“中等收入转型升级陷阱”。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阶段后,意味着已摆脱了“贫困的恶性循环”,主要任务是向高收入水平阶段进发。但在向高收入水平阶段前进的过程中,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工业化和城镇化进入新阶段、资源环境约束加大、要素成本上升、经济增速换挡和国际产业分工地位提高等,经济必须转型升级,主要表现为产业必须由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由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升级,由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向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产业转型升级等。而这种转型升级需要具备一系列制度条件、要素条件和国际环境条件,许多国家在这一阶段陷入陷阱,其核心原因是这些条件没有及时跟上。

  在高收入水平阶段,一些先发达国家同样可能面临长期低迷增长的陷阱。这一阶段的陷阱更多地表现为制度持续创新和技术引领能力不能满足国际竞争的需要。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的国家目前还是少数,进入这一阶段面临的陷阱往往与更先进国家的竞争有关。如曾经十分辉煌的英国由于过度扩张和制度创新速度太慢,而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长期陷入低速增长状态。日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由于经济过度泡沫化和技术创新路径选择有误,而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陷入已持续二十多年的低迷增长状态。

  中国目前正处于中等收入水平阶段,故我们面临的是“中等收入转型升级陷阱”的挑战。从当前已出现的经济增速下行、国民经济运行效率下降、经济泡沫较严重、内需不足、投资依赖、创新驱动不足、产能过剩、资源环境压力大、要素成本上升、城镇化与工业化不协调、贫富差距大等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转型升级陷阱”敏感期,虽然还未陷入陷阱,但面临陷入陷阱的危险,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

  中国重化工业阶段尚未结束,但“上半场”已基本结束,开始进入到“下半场”,理由如下。

  第一,虽然部分重化工业近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并不意味着重化工业阶段已经结束。主要是因为:中国工业化正处于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2020年后才能基本实现工业化,这一阶段工业化仍以重化工业发展为主要特征;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53.7%,尚处于加速阶段上,至加速阶段结束还有近20年,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大的空间,城乡居民对住、行、用的需求潜力还很大;许多重化工业企业已形成了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产品打入到国际市场,即便是国内市场需求下降,也可凭借竞争优势满足部分国际市场的需求。

  第二,资源和劳动密集型重化工业已呈颓势,表明重化工业阶段上半场正在退出。任泽平的研究表明,煤炭、化工、钢铁、有色等重化工行业近年来的销售利润率大幅下滑,明显低于工业企业的平均销售利润率,从国际经验和长期趋势看,这些行业的需求历史峰值已临近。2013年建筑、煤炭、钢铁、电气等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低于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冶金、电力、煤炭、建材、石油、化工等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在2015年前后出现峰值,之后逐步回落。自2012年至2022年,冶金比重从5.6%下降到3%;电力从2.3%下降到1.2%;煤炭从2%下降到1.1%;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制造业从3.2%下降到1.7%;石油从2.9%下降到2.8%;化工从4.1%下降到3.9%。

  第三,技术和知识密集型重化工业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正是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的典型特征。医药、仪器仪表、运输设备、专用设备等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未来需求空间较大,销售利润率呈上升趋势。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重化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整体呈上升趋势,大约到2020年前后才趋于稳定。2012年至2022年间,金属制品从1.1%上升到1.6%;机械制造业从3.1%上升到4.5%;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从2%上升到2.8%;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从1.4%上升到2%;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从1.9%上升到2.7%。

  第四,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开始超过第二产业比重43.9%,这也意味着重化工业阶段开始进入新时期。从各国经验来看,重化工业往往与生产性服务业相交融发展,但重化工业阶段上半场和下半场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重程度不同,在上半场依赖资源能源更甚于生产性服务业,在下半场由于技术和知识比重更高,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度则更高。在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典型工业化国家普遍都出现过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制造业升级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推动与融合发展。1970年至2000年间,美国制造业的服务业投入系数就从13.3%上升到22.7%,日本则从10.9%上升到17.9%。

  同时,国际经验也表明:以钢铁、冶金、建材为代表的资源和劳动密集型重化工业占制造业比重达到峰值时所对应的人均GDP大致在11000国际元左右;以金属制品、电器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为代表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重化工业比重则持续上升,大约在人均GDP达到15000国际元左右时才趋于稳定。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9136国际元,已接近典型工业化国家钢铁行业比重达到峰值的阶段。当年我国冶金行业比重虽达到5.6%,但较上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同时行业面临较大调整压力。

  中国进入“城镇化加速阶段后半场”

  城镇化加速阶段是城镇化最重要、最显著的阶段,又可分为前半场和后半场。其中,后半场的特征如下:(1)服务业或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2)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或中速增长;(3)资源消耗较少;(4)农村富余劳动力较少,城乡收入差距较小;(5)城镇数量增加较少,城镇规模扩张较慢,城镇化质量日益重要。

  根据这些特征进行分析,中国已进入城镇化加速阶段后半场。

  第一,三产增加值占GDP比重开始超过二产比重。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43.9%;2014年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更是达到49%,高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4.1个百分点。三产比重超过二产比重意味着城镇就业吸纳能力更强,有利于推进以农民市民化为内容的人本城镇化。

  第二,中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自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开始由过去三十多年的9.8%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转入到8%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2011年GDP增速9.2%,2012年7.8%,2013年7.7%,且目前经济还处于下行过程中。经济增速换挡意味着经济规模扩张拉动城镇化的动力减弱,城镇化不得不向品质型城镇化转型。

  第三,能源消耗总量增速近年来明显下降,氮氧化物等部分污染物排放总量开始下降。中国能源消耗总量增速自2004年的16.1%,下降到2008年的3.9%(明显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再反弹到2011年的7%,再下降到2012年3.9%、2013年的3.7%。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从2006年的1523.8万吨快速增长到2011年的2404.3万吨,2012年氮氧化物排放总量2337.8万吨,比2011年下降2.77%,这是有统计数据以来的首次下降。能源消耗总量增速和部分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意味着粗放型城镇化正向绿色低碳城镇化转型。

  第四,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刘易斯拐点”趋近。2004年就开始出现了“民工荒”,近几年来,沿海城市和大中城市都开始出现“用工荒”,劳动力工资持续上涨。根据对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主要调查对象为低技术工人),除2009年外,自2003年开始,制造业工人实际工资每年上涨5%—10%。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09年的3.33倍,降到2010年的3.23倍,2011年的3.13倍,2012年的3.10倍,2013年的3.03倍。

  虽然中国的人口城镇化尚处于加速阶段上,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产业生产率还有较大差距,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还有3倍左右,目前尚不能得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结论,但近年来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用工荒”特别是“技工荒”不时出现已是事实,“刘易斯拐点”确是越来越近了。“刘易斯拐点”趋近意味着城镇化必须更加重视城镇的品质。

  第五,城市数量增加很少,城镇化质量日益受到重视。中国城市数量从1978年的193个,快速增加到1998年的668个,再逐步减少到2009年的654个,随后缓慢增加到2011年的657个、2012年和2013年的658个。“十八大”以来,推进新型城镇化成为重要任务,新型城镇化的主要特征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2014年3月17日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对提升城镇化质量做了全面规划。因此,城镇化开始由粗放发展阶段进入到提升质量的新阶段。

  中国处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阶段

  近年来,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推进,有如下一些表现和原因。

  一是区域产业合作和产业转移越来越多。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区位条件和要素禀赋优势,有不同的特色优势产业,面临不同的成本压力,因此开展区域产业合作可以实现共赢。而且,由于一些先发展地区的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环保成本快速上升,而后发展地区在这些方面拥有明显的低成本优势,因此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和重组就具有内在的动力。而区域产业合作和产业转移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中可以更好地实现。

  二是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由于户籍制度逐步放开,人口流动的制度障碍越来越小,加之不同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存在差异,人口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日益频繁。2012年就有2.36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在城乡之间流动。人口流动不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而频繁流动,必然带来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这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动力。

  三是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日益迫切。中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平均雾霾天数为52年来之最,安徽、湖南、湖北、浙江、江苏等13地均创下“历史纪录”。2013年是北京正式执行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第一年,全年空气质量一级优天数41天,二级良天数135天,三级轻度污染天数84天,四级中度污染天数47天,五级重度污染天数45天,六级严重污染天数13天。全年三级轻度污染以上的污染天数占全年总天数的51.8%,超过一半。

  持续的大范围雾霾使得大气污染治理迫在眉睫。但雾霾具有流动性,单靠行政区域内画地为牢地进行治理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进行区域联防联控。这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巨大的压力,这也正是中央强力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主要原因所在。

  四是交通通讯的快速发展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需要条件的,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交通通讯在区域之间的顺畅连接。所幸的是,近年来高铁、高速公路和民航快速发展,以及移动互联网大规模普及和推广,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2013年,我国高铁总营业里程达11028公里(占全世界高铁总营业里程的一半左右),在建高铁规模达1.2万公里,成为世界上高铁投产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全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经超过了10万公里,已经超过了美国的9.2万公里,居世界第一。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互联网上网人数6.18亿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5.0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5.8%。

  五是政府政策大力支持区域经济一体化。除了最近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区、长江经济带外,还有前三十年已经实施的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喀什经济特区等国家级特区;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两江、浙江舟山群岛、甘肃兰州、广东南沙、广东珠海横琴等国家级新区;浦东新区、滨海新区、重庆统筹城乡、成都统筹城乡、武汉两型社会建设、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深圳市、沈阳经济区、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厦门市深化两岸交流合作、黑龙江省现代农业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及义乌市国际贸易、温州市金融、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泉州金融等综合改革试验区等,都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密切关系。

  上述国家级区域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国家的政策支持,这也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推进的重要原因。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