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上海方面作出重要发布，声称要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这诱发我要在本篇来谈一谈深港科技合作问题，前海在此方面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最近10多年里，由于中国大陆产业升级的不顺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失败了），我们对“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是越来越重视了。这符合我们的逻辑常识：因为缺，所以喊。上海之所以喊“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也是因为“缺”—上海口口声声是中国的经济首都，承担国家使命，但是它却没有为中国的地方政府或城市树立一个“创新型经济体”的示范标杆。当人们说起中国的科技创新或“新经济”时，一般的公论是：“北有北京，南有深圳”。其中北京以互联网公司集聚而闻名，深圳则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著称，互联网方面仅有腾讯一枝独秀。

　　高新科技产业是深圳这座城市最引以为自豪的成就之一，至今它已成为全球闻名的中国高科技重镇。但最令深圳人自豪的是，这样的成就是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形下实现的。许多人评论，深圳作为特区，主要靠中央政策和汲取香港支持而存活，但是高科技产业显然不在这个逻辑框架内，因过去30多年里中央政府并没有向深圳特区投放什么科技资源（这也是过去30年里科技部门最重大的战略失误：国家的科技资源并没有向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投放和配置），何况靠中央政策不可能打造出一个科技创新中心。与此同时，香港也并非一个科技创新中心，在此领域内它无法向深圳提供多少资源支持。深圳的诸多产业，诸如金融、地产、旅游、零售、时装、珠宝、钟表、眼镜、家具等等，皆受到香港巨大影响，不少甚至主要是由香港北迁而来，唯高新科技产业，却是深圳自发生成，跟香港没有太大干系。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深圳决定告别轻型加工业、转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时，香港人对此是嘲讽的态度：深圳有什么条件发展高新技术？确实什么条件都不具备。然而在10年后深圳已然成为中国的高科技公司聚集地时，深圳人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出师了。于是在2006年前后，当深圳政府向香港政府倡议整合双方现有资源、共同推动科技创新时，香港人务实地给予了积极回应。

　　事实上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加工制造业整体北迁之后，香港同样面临着产业升级的难题，但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香港漫不经心地无言以对，与深圳在轻工制造业如日中天时就谋略未来方向，恰成鲜明对比。到90年代末互联网大潮来袭，香港才跟风似地想要发展互联网产业，1998年设立“科技创新委员会”，声称拿50亿推动科技创新，结果却只是在港岛南侧推出一个“数码港”计划，天时不说，地利并无，用人失策（找了搞地产出身的李家二公子），结果把“数码港”生生搞成了一个地产项目，之后互联网泡沫破灭，李泽楷被打回电信基础产业。于是香港产业转型首战即遇重挫。而与此同时，河对岸的城市则开始举办“高交会”，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介绍经验，“深圳模式区域创新体系”引起中央政府高度关注，进入良性循环状态。

　　2005年底，深圳方面提出“深港创新圈”设想：“以科技合作为核心，以政府为主导、民间为基础、市场为准则，以河套地区为纽带，以香港北教育研发集群及深南产业集群为主轴，以珠三角为纵深，建设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在国家战略中有重要地位、对区域发展有突出贡献、创新资源最为集中、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半小时深港创新圈”。2006年，深圳政府开始在北京和香港两地推销此一概念。2007年5月21日，深港双方政府正式签署了关于“深港创新圈”的合作备忘录。

　　然而“深港创新圈”协议签订之日，就是其冲动衰减的开始。首先是深圳方的主要推动者、深圳市常务副市长刘应力2008年4月退休，紧接着是“深港国际都会”概念在北京遇冷之后，香港迅速从深港合作的热情中退却，加之汪洋“解放思想”强力主导华南政治进程，香港重新回到粤港合作的基调上来，之后深港双方显然对此概念都已意兴阑珊。

　　从宏观层面是如此，不过从微观层面来说，深港双方并未商定一个工程师思维方式的操作方案，也是导致“深港创新圈”虚化的原因之一。比如说，双方设定以“河套”片区为深港创新资源交换的枢纽，然而“河套计划”本身毫无进展，肯定就影响了“深港创新圈”的进展；再比如，在双方设定的深港分工中，香港所承担的角色并不清晰，除了香港的若干所大学（承担知识创新和基础研究功能）外，香港从这种分工中得不到产业上的任何收益。这倒不是双方刻意如此，而是香港的高成本已经令工业投资者无法承受，即便是作为研发基地，深圳也远比香港更适合。

　　这一点可以从所谓深港创新圈首个合作项目“杜邦太阳能薄膜”项目得到印证：2009年杜邦公司与香港、深圳两地政府商定，以香港作为研发中心，在深圳建立硅基薄膜电池组件生产厂，为光伏产业组构成完整价值链。当时香港财政司长曾俊华认为这可以形成一个“香港研发、深圳制造”的模式。然而自这“首个”之后，双方再也没有宣布过新的类似合作项目。除了“香港研发”从成本和资源整合的角度，已远不比“深圳研发”更有优势，另一方面，“深圳制造”在土地空间方面也变得越来越不现实。事实上，深圳的周边城市诸如东莞、惠州、汕尾、河源等地，更推崇所谓“深圳研发、XX制造”的模式，那要比“香港研发、深圳制造”更具有现实可行性。

　　问题的关键是：香港果真在珠三角东岸都会区的区域创新体系中没有合适角色吗？这当然不是事实。笔者认为，香港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成为本地区科技创新的驱动者：其一，香港的8所大学，有着华南地区最好的教育和科研基础，具备相对强大的知识创新和科学研究能力；其二，香港金融中心拥有强有力的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机制（包括那个不太成器的创业板，倘若和深交所创业板打通，还是可以做活的）；其三，欧美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限制仍然存在，而香港在很大程度上不受限制，可以为珠三角地区提供一定的支持（比如芯片检测设备仍对中国限制出口，但深圳企业就可以利用香港的这些检测设备）；其四，相比较大陆地区，香港仍然可以是北美或西欧的华裔科学家回到大中华地区的最佳选择之一，深圳要吸收此类人才，仍可以和香港一起做文章（比如深圳和香港的大学合作招人，服务时间可以是你8我4之类）。

　　倘若香港政府真心想要在香港辟出地块发展高科技制造业，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比如倘若在新界西北或东北专门辟出1~2平方公里土地作为科技园区，像美国那样推动“制造业复兴”，政府出政策降低成本，也还是有这个可能性。

　　毫无疑问，香港与深圳及周边的珠三角地区，实现创新资源的整合是完全有潜力和可能性的。问题在于，如何整合。这需要双方深入细致而且实事求是地研究，摊开各自的需求，平等对话，共同设计出操作方案。

　　另一方面，前海有没有可能取代河套成为深港创新资源交换的枢纽？至少可以进行一些探讨。前海想要发展的产业和事业中，有一项内容就是“科技服务业”。互联网产业也是前海的重点之一，无论是香港进军大陆，还是大陆进军东南亚，都可以把前海作为一个平台。在前海的金融产业规划中，创投基金也是很重要的一项，它们可以成为资源整合的工具，更不要说两个创业板的合作，想象空间是大大的。前海扮演这个枢纽角色，至少比河套现实得多。

　　问题在于，两地是否有重提“深港创新圈”的意愿？尤其是香港，折腾完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