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至21日，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在宁波专题调研海洋经济发展情况。他强调，发展海洋经济，是中央赋予浙江省的重大战略使命，是新常态下加快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口，也是推进经济科学发展的希望和潜力所在。

　　夏宝龙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新常态”的人。而这个词，近期在国内越来越热。

　　作为近年来重要的经济术语，“新常态”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尽管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含义，但“新常态”在宏观经济领域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7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和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又一次提出，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

　　随后，从8月4日起，人民日报在重要版面连续三天刊登一组主题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系列报道和评论员文章。

　　自此，新常态，已经并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关键词。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GDP增速只有3次连续2-3年低于8%，每次过后又回到了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而2012年、2013年，我国GDP均增长7.7%，2014年上半年为7.4%。

　　经济增速的下降可能就是未来中国经济最大的特征。对此，一位业内专家指出，中国经济新常态可以被理解为：增长速度可能会比过去10多年有所降低，但与全球范围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相比，仍然有望保持较高水平；推动增长的主要力量，将转向主要依靠转型升级、生产率提升和多元的创新；经济结构也将会发生新的变化，比如，服务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的比重会达到峰值并缓慢降低。

　　“从近20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速来看，波动是很正常的，虽然整体保持着近9%的增长，但也有低速（5%）、超高速（14%）的增长。”复旦大学经济学家张军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这样说，其认为新常态不仅仅是形容现在这个阶段的中国经济。

　　不管新常态能不能真实地反映当下抑或未来的中国经济的走势，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改革红利持续释放，经济发展后劲增强，将成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最大利好。

　　也是基于此，新常态也正在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热词。各省纷纷要求科学认识并主动适应新常态。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长三角地区似乎更有发言权。一直以来，习惯于“走在前列”的长三角，在此次经济下行的过程中亦最先感受到了波动带来的影响。

　　从各地最新发布的七月份经济数据来看，我国经济仍处于下行期，是否到了触底反弹之时还是未知数。但是，这对于调结构中的中国经济来说，是不得不历经的阵痛，长三角也不例外。

　　“进入新常态，也进入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就要爬坡过坎，从粗放到集约，从低端到高端，结构调整的任务更加艰巨。”《人民日报》关于新常态的论述投射到长三角地区显得再合适不过。

　　长三角区域的发展既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于增速换挡期、转型阵痛期和改革攻坚期，因此尤需正视发展中的新难题和新要求。

　　各地学习新常态：长三角强调要成为全国样本

　　国内很多经济学者试图从理论和未来宏观政策的层面论述中国经济出现的这种“新常态”。从政府层面的密集表态来看，其理念和内在逻辑几乎相同。中国经济处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这是政府对经济放缓最精确的归因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刘熠辉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新常态”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相吻合，与本届政府十八大后的经济思路一以贯之，核心是如何处理“增长”与“改革”之间的平衡关系。

　　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适应进入增速换挡、结构调整、改革攻坚的新常态发展阶段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成为考验地方政府的一道难题。

　　但是，决策层提到了关于“新常态”的论述，地方政府自然非常关注。目前，新常态正在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

　　在上半年经济数据公布之后，已有多个省份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均要求各部门科学认识并主动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8月8日，辽宁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强调要以改革为统领，以创新为引擎，以转型为主线，以政策衔接为抓手，以培育内生发展动力为主攻方向，既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又积极应对、主动作为，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在新一轮东北振兴中走在前列。

　　7月19日，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在上半年经济形势汇报分析会上，则一连用了三个“新常态”：要有适应“新常态”的自觉，把强化发展责任作为 “新常态”，把迎着矛盾和困难上作为“新常态”。

　　习近平曾强调，我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新一届政府在反复释放“经济增速放缓处于可容忍范围”信号的同时，正有条不紊地推进既定经济步调，其态度和政策力度都表现出少有的“定力”和“决心”。

　　外界分析，这种对“新常态”的追捧，更多的是为改革营造一种良好的舆论氛围，同时意味着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操作趋势发生改变。不搞大规模刺激，强化市场、放松管制和改善供给将取代需求管理成为新政府的施政重点，这已成为共识。

　　对于长三角而言，对于新常态的认识似乎更为深刻。

　　8月12日，上海市委举行常委学习会，听取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关于《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专题辅导报告。

　　“我们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智慧，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率先攻坚克难，在推进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勇于先行，努力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为国家多做贡献。”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会上指出。

　　这也是上海官方最近的一次对外谈到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而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也在多次调研过程中谈到浙江要科学认识和适应新常态。

　　“要主动作为，勇闯难关，大力提升和发挥浙江的内生创新动力，推动浙江发展加快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着力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建设‘两美’新浙江。”夏宝龙曾在不同场合说。

　　经济总量占全国十分之一的江苏，也提出要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加快调整转型。

　　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把江苏经济现阶段称为“爬坡过坎”的重要阶段，江苏依然在有效地抗击经济下行压力，“但同时经济体制深化改革不能等，是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关键”。

　　长三角率先进入换挡期：调结构优于高增速

　　《人民日报》在新常态系列文章中分析指出，新常态主要有四个特征：中高速，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优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不断优化升级；新动力，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多挑战，面临新的挑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

　　环顾世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1950年-1972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1973年-1990年期间回落至4.26%，1991年-2012年期间更是降至0.86%；1961年-1996年期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年-2012年期间仅为4.07%；1952年-1994年期间，我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8.62%，1995年-2013年期间下调至4.15%。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常态”的两次表述，使外界进一步确认了我国政府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度和策略。这也让长三角地区吃下一颗“定心丸”。

　　浙江大学区域与地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建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像浙江这种沿海发达省份，具有传统产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多的突出特点，因此包袱较重、转型升级任务艰巨。

　　具体来说， 因为在“新常态”成为热点词汇之前，由于国内外竞争日趋加剧、资源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生态环境制约日益严重等因素，2001年尤其是2003年以来，长三角区域的若干重要经济指标增速在全国的位次持续下滑。

　　然而，长三角地区也正是在上述的“倒逼机制”的推动下，率先进入了增速换挡、结构调整、改革攻坚的新常态发展阶段。

　　根据无锡市统计局近日对外公布的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地区经济数据分析报告显示，上半年长三角地区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9858.38亿元，增速均值8.8%，较一季度提高0.1个百分点，较同期全国平均水平高1.4个百分点。

　　尤为令人瞩目的是，该区域外贸情况有所好转，上半年地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6.0%，较去年同期提高7.1个百分点。随外贸形势的好转，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动力十足。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上半年长三角地区投资、消费、进出口相比去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增长。

　　不仅是无锡，在整个长三角，上海上半年经济增速7.1%，浙江7.2%，江苏8.9%。显然，这样的经济增速相较于中西部来说并不起眼，但对于长三角来说已经得来不易。08年金融危机之后，长三角地区的GDP增长出现了持续下滑的局面，三省市都在“十二五”初期降低了GDP增速预期。

　　不过，接受采访的长三角地方官员则认为，增速的下降不可怕，可怕的是产业结构没有优化。而显然，在长三角，产业结构已经明显优于国内其他地区，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了。

　　“在经历多年领跑之后，长三角地区未来一段时间将整体进入相对低速的增长通道。”国家发改委长三角区域规划综合组成员、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郁鸿胜认为，经济转型发展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对地方政府、企业等都是严峻的考验。而长三角区域显然要比其他区域更有发言权。

　　显然，长三角各地正经历着痛并快乐着的阶段。痛是因为经济增速下降，快乐着则是因为产业结构得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