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张祖林被云南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任命为新任副省长，填补了此前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去职的原副省长沈培平的空缺。至此，云南省政府领导层恢复了“一正八副”的配置。

    十八大以来，全国已有41名副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包括央企），仅有14席被填补，剩余席位中，全国政协副主席空缺一位，省委常委空缺4位，省政协副主席空缺7位，人大常委副主任空缺5位，另有国家部委官员、国企高管等多个空缺。除此之外，还有至少23个地市以上的一把手或者曾长期担任地市以上一把手的高官落马。

    相较于长长的空缺名单，已经补位者寥寥，目前仅有14位官员被安排接棒“落马者”。哪些官职被较早安排接位？不同官位的接棒者又各有什么不同特点？

    虚位以待

    自2012年12月，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落马以来，十八大以后已有41名副省部级以上高官被中纪委查处。其中既有前国家级领导人，也有各地方省委常委，亦有在国企高管。他们的落马留下了大量的官位空缺。

    不过，他们的继任者接任的速度并不一致。

    一般认为，地方或者部门的一把手，落马后更需尽快“补缺”。

    比如，这些继任者中，最快上任的是接替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的贾高建。根据新华社2013年1月17日电，衣俊卿被免去中央编译局局长职务，同日，贾高建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又如，2014年4月24日，青海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务；2014年5月14日，青海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青海省委副书记王建军兼任中共西宁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出现“官场地震”的地区或部门，也需要尽快配齐人马，安定人心。

    比如，今年5月，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新能源司司长王骏、核电司司长郝卫平、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4名官员在一周内确认被调查。6月，上述被调查官员的“空缺”多数被填补。核电司司长由原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刘宝华司长接任，原电力司司长蒋晓华调任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刘宝华和蒋晓华均是原国家电监会官员。

    尽管不乏快速接任者，但随着反腐进入攻坚期，官员的选拔与任命变得更为严苛。截止目前，在41名副省部级以上官员空缺席中，仅有14席被填补，更不用提副省部级以下存在的大量空缺。

    比如，十八大以来，包括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在内，共有13位人大政协系统的副职官员被免，这些职位至今都处于空缺状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辛向阳将此现象归结为“制度改革的成果”，使政府的运行对于绝对权力的依赖减少，空缺一些位置并不会影响到工作的正常进行。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空缺时间长一方面因为官员选拔有一整套程序流程要走，另一方面这种长时间的酝酿也有助于把好官员的“选拔关”和“任命关”。

    谁来当接棒者

    经济观察报记者梳理近期走马上任的14名省部级官员履历，省委常委班子成员的接任者则多从本省产生，而中央部委官员的接任者则是从其他部门调任。

    已公布的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江苏省的省委常委空缺的继任都由本地官员担任。只有接替原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的陆俊华空降自国务院办公厅。

    无一例外的是，接任的官员都拥有长期的当地任职经历。例如，青海原省委常委、西宁原市委书记毛小兵的继任者王建军，从1982年10月～1985年3月，任中共青海省西宁市委办公室、政策研究室秘书起，直至2014年5月兼任西宁市委书记，31年都在青海省任职。接替王素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长的布小林，自1976年就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后旗温根公社当知青，随后学习法律，仕途从法制局科员起步，在内蒙也已经扎根近30年。同样，取代廖少华成为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的王晓光，从贵阳市公安局行政科副科长干起，也在贵州工作了20余年。

    相比于地方党政机关的省内提拔，中央部委空缺职位的人选多以央地、跨部门交流形式解决。中央党校原教育长贾高建、江西省原省委副书记尚勇分别被调任接替落马的原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原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申维辰。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官员属于跨部门调任，但是他们过往的工作经历都与接任工作十分契合。比如接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的尚勇从1991年至2008年，分别在国家科委办公厅、科技日报社、科学技术部担当要职。

    对此，庄德水解释道，近期中央在选拔任命官员非常注重两点，一方面注重中央级别官员与省一级官员之间的交流与对调；另一方面看重官员的基层工作经验和专业背景，希望官员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对某一类问题有独特见解并且能够独挡一面。

    后反腐时期的官员选拔

    随着反腐进入攻坚时期，什么样的官员才能站稳脚跟接任，摆脱前腐后继的惯性？官员的选用考察机制又是否将更加严苛？

    庄德水和辛向阳两位反腐专家一致认为随着反腐败力度加大，反腐前端的预防工作也在加强，尤其是对继任官员的考察，将更加严格。为防止“先腐后继”，党对于干部的选拔“慎之又慎，宁缺毋滥”。

    今年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4）》就预测，人事选拔任用将成为下阶段反腐败的重点。报告指出，今后的反腐败斗争需要研究进一步创新干部任免制度，加大对干部任免的监督，力求避免“金钱政治”、“秘书政治”、“裙带政治”的危害，尤其要防止这些因素影响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铲除滋生“窝案”、“大案”的土壤，实现政廉风清的目的。

    事实上，201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就强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要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其中人的关键便是“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在全新的行政体制改革与用人要求的背景下，2014年初，中共中央印发了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基本原则、标准条件、程序方法和纪律要求等作了改进完善，在加强党组织的领导把关作用与充分发扬民主相结合，解决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突出问题等方面都有新的举措与突破。

    庄德水提到，《条例》的推出，让官员选拔任用有了新的参照标准，可以运用新的规定和精神，完善任用考察机制，用这次填补空缺的机会来考察、检验官员，同时也可以将新法规先在这批补缺的官员里做实验。

    他认为在服务型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背景下，对于官员选拔的整体要求，一方面是自身行为的法制化，能够在法制框架内运用公众权力；另一方面提高权力运用的效果，能够让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好地发挥作用，让政府的公共服务效果更好地发挥出来。“这种干部人事的调整更多的是一种权力结构调整的过程，通过调整，使政府服务性的功能更加突出，让权力为民的运行通道更顺畅。”

    对于因反腐败而进行的频繁人员调整是否会影响政策贯彻落实，反腐败学者均认为现在国家有一套比较成型的执政制度，政策不会因领导的变动而变动。相反，新挑选的官员的政策执行力反而更强。当国家进入下一步改革的攻坚期，这些新选拔的官员都会发挥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