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从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以下简称“对话与磋商”）现场传来消息：对话和磋商共达成300多项成果，涉及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有的是比较原则性的，具有指导意义，有的则是十分具体的措施，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300多项成果的达成并不能掩盖双方在一些关键领域谈判中的止步不前。事实上，在对话与磋商开始之前，市场预期就已经降到谷底。原因是：时间节点很尴尬。中国与美国盟友的领土争端、贸易摩擦、网络冲突，给双方的这次碰面制造了无形的屏障。

　　中美之间究竟是共存关系还是竞争关系？两个失衡的经济体都面临紧迫而关键的再平衡过程，正是这种失衡促使中美双方都在寻找良方，解决日益增长的矛盾。毋庸置疑，今后的美国将更加依赖中国，反之亦然。

　　会谈成效低预期

　　在对话与磋商结束后一周，《国际金融报》记者收到了中信出版社寄来的一本样书——由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兼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编著的《失衡》。3天后，史蒂芬·罗奇现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大师课堂”，讲述“失衡——美国与中国的相互依存”关系。

　　对于刚刚结束的这一轮中美对话与磋商，史蒂芬·罗奇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之情。他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双方关于双边投资协定（BIT）的谈判没有丝毫进展，这令人感到很失望。”

　　去年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最大突破是，中国同意要协商出一个高水平的BIT，并且对投资审核采用负面清单方法。接受负面清单的框架，就意味着没有明确禁止的领域都是许可的。这是中国方式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并且可能极大地增加外国企业的市场准入。

　　今年并没有在BIT上做出重大突破。不过，双方为协商过程设定了更明确的目标，并定于2014年末，“在协定的关键议题和主要条款上达成一致”，并且于2015年初“开始协商”负面清单的具体细节。

　　今年恰逢中美两国建交35周年，双方都派出强大阵容与会，首次同步举行战略、经济和人文三轨对话，体现出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这三大支柱平衡发展对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重要作用。对话和磋商议题广泛，其中战略轨涵盖八大方面，经济轨三大方面，人文轨六大方面，几乎涵盖了双边关系的所有领域以及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凸显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以及两国利益的深度融合。

　　根据官方披露的信息：对话和磋商共达成300多项成果，其中战略对话116项，经济对话近90项，人文对话104项，这些成果涉及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有的是比较原则性的，具有指导意义，有的则是十分具体的措施，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外交学院对外关系教研室教授、中国资深外交官周尊南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对话与磋商提供给中美双方一个很好的对话平台，有助于双方保持稳定的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平台，双方在遇到摩擦的时候，更多地可能会诉诸WTO仲裁或者采取反倾销条例解决。在这样一个机制下，双方可以就很多问题进行沟通、谈判并且解决，好过互相指责。”周尊南进一步分析说，“这次对话与磋商释放出来一个很重要、很积极的信息就是双方都在寻求共同利益，管控分歧。”

　　不过，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看来，今年的对话与磋商同往年基本一致，达成实质性合作少，主要集中在气候、新能源，常规领域的合作。基于今年中美关系紧张的大背景，美方对此次对话与磋商并不是很积极。

　　金灿荣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当前，中美之间气氛紧张。一方面，美国抱怨中国政府对待外资企业态度差、不友好，比如，近日针对微软展开突击检查；另一方面，美国在中国与其盟友的领土争端上立场偏颇，令中国政府不满；更重要的是，中美在网络窃密问题上互相指责。”

　　对此，史蒂芬·罗奇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和美国在网络窃密问题上的互相指责毫无意义。虽然我不是互联网专家，但有三点可以肯定：两国之间一定存在着互相窃密的情况，两个国家对他们的黑客都没有办法进行控制，网络窃密正在以爆炸式的速度增长。”至于如何化解争端，史蒂芬·罗奇的回答很简单，“互相交换信息，加强合作。”

　　贸易失衡致摩擦

　　中美关系被一种“相互依赖症”所困扰，两个国家陷入了相互依赖的“迷魂阵”：中国的经济发展策略越来越依赖于美国；同时，美国的经济增长也严重依赖着中国。

　　史蒂芬·罗奇的夫人是一位知名的心理学家，她曾这样描述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之间固有的不稳定性，双方兼而有之的病理，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恶化。在史蒂芬·罗奇看来：“这一警告对经济来说同样适用。”

　　这种拉锯关系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从那时候起，两个国家都急需新的增长良方，于是，两国各取所需。中国从美国的外部需求考虑，制定了强有力的出口导向型增长策略。美国青睐中国的廉价商品、储蓄盈余，并且需要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以弥补其财政赤字。

　　“于是，中国成为了终极生产者，而美国成为了终极消费者，终极生产者满足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群体，正如终极消费者曾在初期中国所能提供的基础上成长一样。”史蒂芬·罗奇分析，“随之而来的严重失衡也日益凸显。中国已经储蓄泛滥，还有着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而中国消费者仍在局外旁观；反观美国，失衡的表现形式是过度的个人消费，国内储蓄总量的空前短缺与经常账户的赤字。”

　　中国变得越繁荣，就越难摆脱这一关系。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一样，从中国获得的越多，依赖性也就越大。

　　周尊南在分析了中美贸易关系时指出：“现在，中国对美国也会出口附加值高的产品，再加上价格低廉的日常消费品，所以美国想要完全屏蔽中国产品是不可能的。国家利益不同以及美国‘单极世界’的思维，使其担心中国崛起的影响力。”

　　“中国是出口第一大国，美国则是进口第一大国，要改变这个现状起码需要10年时间。”在金灿荣看来，“尽管东南亚国家生产成本低廉，中国生产成本日益上涨，但是，中国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会被取代的。”

　　然而，最近发生的两个变化对于解读中美相互依赖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史蒂芬·罗奇说：“首先是由近代历史上罕见的金融危机引发的2008年9月的大萧条。它最初发生在美国，引起了对依赖美国市场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策略的质疑。人们不禁对依赖美国需求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产生了疑问，还对美国作为这种模式的榜样角色产生了信任危机。”

　　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使中国如梦方醒。快速扩张的出口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增长模式中最活跃的因素，而这次大危机及其导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强大出口机器的外部基础。

　　“中美关系第二个扭曲的方面是，华盛顿的首脑们长期以来总是喜欢把自身的问题归罪于他人。”史蒂芬·罗奇认为，“最近几年，美国国会已经两次差点通过了贸易制裁法案，声称中国有汇率操纵行为。哪怕是当下，民主党和共和党存在严重分歧、失业率不断高企，他们仍一致指责中国是美国储蓄空前短缺的罪魁祸首。”

　　而这也导致了中美之间频繁的贸易摩擦。

　　对此，周尊南强调：“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不断，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不影响中美经贸关系，所以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不轻视，但也别太重视。其中涉及‘限制对华出口高新科技产品’等条例，是美国在‘留一手’，担心一旦高新科技产品的技术被中国用于航空科技等重要国防领域会影响其世界‘霸主’的地位。”

　　“其实，中美之间高新科技产品贸易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在金灿荣看来，“中国的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由2001年的0.6%增至2012年的约2%，且每年的投资比例在以20%的速度递增。这意味着3年内，中国对研发投资的绝对值将超过美国。届时，中美的科技水平将处在相当或者差距不大的地位，美国不用担心中国‘偷取’技术。”

　　货币陷阱遭抱怨

　　2012年5月，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仅仅几周后，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又举行了一场关于中美关系的听证会。史蒂芬·罗奇恰好在场，同他一起出席的还有一位他的老朋友——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弗雷德·伯格斯滕。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史蒂芬·罗奇娓娓道来：“我和弗雷德在大多数问题上都想法一致，但是在中国问题上，我们却出现了分歧。他一直坚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应一次性大幅升值，这几年，他的言论成为美国国会提出各种反华的货币法案背后的动因。”

　　其实，货币问题一直是中美经济对话中的关键话题。尽管美国政党这几年很少达成共识，但是，自2005年以来，美国在迫使中国大幅升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这件事情上达成强烈的共识。

　　“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在史蒂芬·罗奇看来，“不解决多边贸易失衡的根源——长期的储蓄问题，仅关注中美贸易逆差，并把问题转嫁到‘别处’，依靠双边货币调整来解决美国的多边贸易问题是不可取的。”

　　金灿荣给《国际金融报》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此次人民币汇率问题并不突出可以算是本轮谈话的亮点。自从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已经累计升值35%，如果考虑到通胀因素，实际升值幅度超过50%。

　　“人民币汇率是中美贸易谈判中绕不开的话题，但很有可能是美国‘声东击西’的策略。”金灿荣说。

　　周尊南分析：“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要求是不合理的，说白了就是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币升值不利于中国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同时，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也会因为美元贬值而损失惨重。”

　　“此外，美国金融危机后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已经对中国外汇储备造成了一定影响。”在周尊南看来，“对美国而言，如果转向其他贸易伙伴来弥补中国进口的空缺的话，美国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将付出更高的成本。”

　　目前，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一步到位”。周尊南强调，“人民币汇率应该是由市场决定。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的提高，人民币逐渐走向国际市场成为国际货币，必然会要求人民币汇率发生变化，这也是人民币自身发展需求的过程。”

　　史蒂芬·罗奇认为：“‘中国抱怨’的背后，其实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怀疑以及对不可避免的经济崩溃的担忧。”

　　双边关系再平衡

　　两个国家都必须吸取覆舟之戒，这就需要中美关系的再平衡。

　　物理学家说：强大的动量产生强大的制动力；心理学家说：积习难改；而在经济学家眼中：结构改革有可能是痛苦而缓慢的。

　　史蒂芬·罗奇认为：“中国已经开始了这项艰巨的工作。最近，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个新政策：对经济采取了一系列基础性的再平衡措施，使其脱离日益不稳定的由制造业为导向的出口模式，转而向内需及服务导向型的增长努力。”

　　史蒂芬·罗奇所说的是中国政府制定了“十二五”计划，对于这项战略实施3年来的成果，他进行了客观评述，“城镇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社会保障方面仍有待提高。他把增加服务业中的工作岗位、通过城镇化推动工资增长和打造有效社保网络比作三角凳的三条腿，缺一不可。”

　　“我对中国中长期的发展较为乐观。”史蒂芬·罗奇坦言，“中国面临巨大的挑战，必须进行转型，从世界终极生产商转变成为一个更加平衡的经济体。这是我的核心结论。”

　　中国正在艰难转型，那么，与中国存在互依关系的美国又该何去何从？对此，史蒂芬·罗奇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相互依赖的双方，当其中一方开始改变，而另一方不愿变化时，他们之间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力量将会激增，“事实上，这就是美国现在面临的风险。”

　　对于美国的经济现状，他做了这样的描述：“我们仍然处于资产负债表衰退中，尽管收入和债务比重有所下降，但比例仍很高。个人储蓄几乎为零，人们把房地产作为长期投资，当房地产泡沫破灭后，他们只有债务。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为了推动消费，美国制定了量化宽松政策。”

　　尽管对于大规模的失衡和泡沫危机有明显的警告，但是美国仍然强烈地倾向消费导向型经济增长的“旧方子”。

　　“中国正推进着再平衡进程，而这对疲软的美国经济增长会产生巨大影响。”史蒂芬·罗奇强调，“当中国消费者崛起的时候，中国的储蓄率将会降低，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盈余会减少，从而削减其对美国国债以及其他美元基础的资产需求。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人，并在储蓄一直短缺的情况下，美国若要更换其最大的债权人，便会陷入重重苦难。”

　　史蒂芬·罗奇强调说：“显然，再平衡对不稳定的相互依赖关系是惟一持久的‘特效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