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强势政府“傻傻的无为”，是不是有些太瞧不起人了？但是，如果我们的无为，能够让上海新经济代表在富豪榜上排进前十位，难道我们不开心吗？

　　一直面对“上海创新乏力”的问题，真的有点被问吐了。连领导都问上海的马云在哪里，你以为他是对着空气问的吗？而且你觉得这是“问”吗？问的时候，答案早就了然在胸好不好？！

　　吐槽归吐槽，专家似乎还是不要意气用事。要娓娓道来？试一试。

　　首先把范围定一下，这里说上海创新乏力，主要说的是IT为代表的软硬新经济领域。

　　硬家伙指个人电脑和手机相关，软家伙指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相关，其他所有的层出不穷的概念，如电商、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O2O等等都可以贴上软硬标签，如果更精细一点，也只不过加一个“服务”—新经济的发展是硬件、软件、软硬结合的服务这三部曲。

　　其次是把什么叫乏力也说定一下，说创新乏力，是指这个新经济领域中，十大富豪排名（或者这些富豪对应的公司），上海比起北京、深圳等地方，无论名次和总数都在下降。这个说法也比较粗暴，但是很有公信力。

　　2005年开始，大家看到新经济代表们开始出现在福布斯中文富豪榜的前十名。首先是上海的陈天桥，2005年他排在第2，2006年第9，2007年、2008年滑到了52和39名，后来就跌出50名了。上海史玉柱的辉煌也在2005年—2007年间，排在24名和14名左右，后来也跌出了前50名。

　　不断上升的是北京的李彦宏，2005年是第21名，从2010年开始一直在第2名；还有一个是深圳的马化腾，2007年还是第40名，现在一直在前5名。福布斯的前十名很有意思，饮料大王宗庆后、饲料大王刘永行、房地产大佬王建林、白色家电大王何亨健是明星，而IT业独占2名。大家可以想见，未来几年中，杭州的马云、北京的雷军和刘强东，会冲进十强。家电、房地产基本出局。

　　创新驱动的新经济，上海的地位现状以及变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而这个向下曲线的时间点不是去年、前年，而是10年前！

　　但是去年年底的报道称，“上海国资系统企业资产总量、营业收入分别占全国地方省市国资委委管企业的九分之一、八分之一，净利润占近四分之一。”上海绝对老大！

　　上海老大的另外一个对应的公认说法是“上海是在强势政府治理下的”—强势政府就是无所不能的，能办到一切它想办到的，一切都是在它掌控下的。

　　2011年—2015年的“十二五”规划，其核心是“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创新驱动的新经济好像没有在“掌控中”。

　　让我们坚信强势的政府是下决心要做，而且已经花了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要完成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为此，对“事与愿违”的现状，我们只能用别的逻辑来分析，比如说，是不是这种“可控的、规划的”掌控，根本上就错了？！

　　问这个问题需要勇气。不过，反正只是吐槽。

　　新经济的魅力：不确定性

　　实际上，新经济的本质和魅力，恰恰是高风险的不确定性—从风险投资驱动的纳斯达克上风起云涌的财富故事，就可以看出，就连最牛最顶尖的投资家都无法预测不确定性。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诺基亚被微软买，摩托罗拉要被谷歌买，还倒卖给了我们的联想，也万万没有想到顶顶大牛的雅虎公司居然运营不动中国的雅虎邮箱。当聚美优品创业四年就上市造就“80后”陈欧的12亿美元身价；当2013年还净亏800万美元的京东也能上市，而且市值300亿美元，这些是我们能够规划出来的吗？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是魅力所在。

　　为这种不确定性去找一个确定性的原因，也许显得愚蠢，但是唯物主义教育出来的我们，不妨做一次尝试，哪怕是阴谋论的结论：是信息技术在持续作怪，使得这个世界不确定了，使得产业啊、经济啊、甚至政治变得不确定了。

　　从1957年仙童公司成立开始，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来了。1975年微软让我们知道软件和操作系统，过了一年成立的苹果公司注定要在11年后发布苹果手机启动移动互联网。1994年雅虎成立启动web1.0，1995年亚马逊成立启动电商，谷歌1998年开始成为1.0的中流砥柱；2004年Facebook成立启动了SNS和web2.0。

　　0101两个数字，以及来自砂砾的硅原子，正在把一件一件东西电子化、数字化、网络化，从磁带上的音乐和电影、胶卷上的照片。物联网要把每个家电、每个开关也数字化、网络化。可穿戴更加极端，要把我们的身体也接入互联网，最后变成不确定的、具有复杂性特征的数字世界和网络世界。

　　复杂性的一个特征是不确定的相关性，俗称蝴蝶效应，我们不知道哪件事情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也不知道会影响到多大的程度，我们甚至不知道为啥汪峰就是上不了头条。我们知道我们是相关的，但我们不知道如何相关以及相关的强度。

　　复杂性的另一个特征是快速迭代流变。快速迭代大家可以理解，我们的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我们几乎来不及适应，新的东西又来了。流变很好理解，就是我们永远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中。

　　复杂性的第三个特征是涌现。我们知道有大事发生，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在何时何地发生、在何人身上发生，我们可以知道一个概率。

　　这些特征就是新经济，就是创新驱动的新产业、新业态的基本特征。用如此确定的语气说不确定性，有点尴尬，也许用生物学的观点、用生态的角度去理解会显得自然一些。

　　所谓四新—“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之新，其本质是“活”，是活的产业、活的业态、活的技术和活的模式，它们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有生有灭。它们互相关联，有的是食物链关系，有的是寄生关系，如此等等，它们组成了生机勃勃的新经济，新的自然。

　　学会“无为”与“搞活”

　　让我们用“生命自然”来代表新经济，那么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应该移植到城市管理者对待新经济的态度上。最合适的态度是“无为”和“搞活”。

　　对于不确定的复杂特征的新经济，我们说的“无为”，包括两个指导思想：

　　一是敬畏，我们要坚信自己“不知道”，甚至可以推理出，我们知道的、掌控的、可规划的，肯定不是新经济。只有那些我们看不懂、看不明白、看不上的，才可能是新经济。对，只是“可能”而已。

　　二是偏执于“可能”，甚至说，如果有人说某件事儿肯定成功的时候，你反而要警惕。也就是说，所有的结果都是开放式的，你在玩一个“无限游戏”，你游戏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游戏不断玩下去，而不是为了一时的输赢，让这个游戏终止。

　　而“搞活”，意思很简单，就是流水不腐、生命在于运动，具体说有两个原则：

　　一是尽量的多，比如一个亿的资金，尽量投给多的人、多的企业，资助尽可能多的项目，每个项目投1000万、投10个项目，肯定比每个项目投100万、投给100个项目差很多。而且，要尽量把资金给予那些我们看不懂的人和项目。一个10个企业的产业链，肯定不如100个企业组成的产业链。因此，作为市长，越是大企业越不要去关注，而对于那些巨无霸企业，我们的市长还要启动反垄断调查。

　　二是让这些东西多多地发生关系。无论是促进人才的流动、资金的流动、上下游的产品流动、技术的共享，还是帮助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搞各种会议、交流等等，总之一句话，让他们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这两个指导思想和两个原则下，我们的强势政府，对付创新驱动的新经济，要干的事，似乎就是上海人老说的“捣浆糊”！

　　就是不停地搅动，搅动，加入各种不同的添加剂，搅动，搅动，让反应发生，产生惊喜。要警惕的，就是停下来，结块，僵化，可控。

　　就像“用确定性的语气来分析不确定的新经济”一样，让强势政府如此“傻傻的无为”，是不是有些太瞧不起人了？但是，如果我们的无为，能够让上海新经济代表在富豪榜上排进前十位，难道我们不开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