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浅绿色的连衣裙，化着淡妆，皮肤白皙，坐在记者对面的杨晴看起来比34岁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些。
她是一个7岁女孩的全职妈妈，丈夫在证券公司的收入足以为这个三口之家提供足够的花销。即使在生活成本较高的北京，他们的日子也算是比较滋润的。
杨晴是独女，丈夫有一个弟弟，正符合今年以来备受关注的单独二孩政策（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不过，杨晴并没有再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计划。
自从怀孕后，杨晴就辞职做了全职妈妈。女儿从小到大，虽然父母亲也帮了些忙，照顾孩子的事主要是杨晴承担。
“看着人家俩孩子的挺羡慕，哥哥妹妹的很热闹，一想到自己再生一个就烦了。孩子刚上学，好不容易熬出头，我可不想再重新来一遍。”杨晴说。
女儿去年上学后，她有了不少休闲时间。跟闺蜜相约做个美容，坐坐咖啡馆，或者偶尔跟老公去看场电影，这些都让她觉得挺享受的。可是如果再要老二，她担心要跟这种悠闲生活说拜拜了。
杨晴告诉本报记者，她身边也有一些单独夫妻，跟她一样不打算再要孩子，除了怕累之外，经济压力是一个重要原因。
杨晴给记者算了她女儿的支出账目：孩子去年进入一家私立学校上学，学费每年四万五，这在北京私立学校中是很一般的收费水平。为了孩子就近上学，他们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两居室，每月房租7000元。孩子学钢琴，200元一小时，每周一次课。报了一个英语班，一年将近两万元。吃穿用方面，杨晴没有记过账，也说不清楚，不过女儿的衣服用具都是买最好的，算起来应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养一个还算轻松，要是两个，那压力就太大了。”杨晴说。
让她决定不要第二个孩子的还有另一个原因——女儿坚决不同意再要一个弟弟或妹妹。曾经有一两次杨晴逗她，要不要再给你生个弟弟妹妹？小姑娘表示坚决不要，有次竟然急哭了。
“我能理解她，因为我也是独生女，一直只有她自己嘛，无法想象再来一个小孩跟她分享爸爸妈妈。我也担心再有一个之后对她的爱会减少，所以索性就算了。”杨晴说。
尽管没有再生育二孩的计划，但对于单独二孩政策，杨晴持欢迎的态度，
“我觉得还算是个好事吧，愿不愿意生是我的个人选择，能不能生是我的权利问题。”杨晴说。
同样是单独夫妻，翔翔的爸妈对于生育二孩却是另一种心态——盼望第二个孩子出生，却老是怀不上孕。
六月底，他们就拿到了二孩准生证。其实他们在单独二孩政策出台之前就已经决定要二孩，只是迟迟没有怀上。翔翔快四岁了，姥姥一直在帮忙照顾。翔翔的爸爸自己开公司，妈妈去年开始辞职在家，备孕二孩。
翔翔的姥姥介绍，原来的计划是即使要罚款（指缴纳社会抚养费）也要生二孩，现在既然国家政策有了变化，他们就按要求准备材料，很快就领到了准生证。
“不罚也能再生一个，不是更好吗？”翔翔姥姥说。
但让这对夫妻着急的是，从去年到今年，二孩一直没有怀上。根据统计，目前由于工作压力、环境、食品安全等种多因素导致的不孕率高达10%到18%。
北京大学人口学者李建新、彭云亮根据2010年江苏省六县市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的跟踪调查数据发现，初育年龄推迟、教育水平提高、工作压力等都对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翔翔出生的时候，妈妈已经32岁，现在更算是高龄产妇了。如果过几个月再怀不上，翔翔妈妈就准备找份工作干，希望工作能减轻自己的焦虑。她着急要二孩还有一个原因，自己不太会做家务，趁着母亲身体还硬朗又愿意给她帮忙，赶紧生一个。
“第一个我给帮着带大的，我说只要你们想要，第二个我还帮，不帮怎么办？孩子爸爸那边老人身体都不好，帮不上忙。”翔翔姥姥说。
常跟翔翔姥姥一起在小区带孙子玩的张大妈表示坚决不给带第二个孩子了。
“他们现在还没说要不要（二孩），如果要的话，他们找保姆也行，自己带也行，反正我是不带了，太累了。”张大妈说。
生育二孩，有没有人帮忙带孩子也是很重要一个因素。如果没有家里父母帮忙，请保姆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目前在北京，住家保姆的月工资最低在3500元左右，有经验的育儿嫂工资更高。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因为经济压力、工作压力、政策压力等原因的纠结，很多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39岁的李霞为二孩已经纠结了好几年。儿子四岁的时候，她就想给孩子生一个伴。现在孩子八岁了，二孩计划还没有实施。之所以没有实施，一方面是政策的限制。她和丈夫都不是独生子女，即使是单独二孩放开，作为“双非”（夫妻双方都不是独生子女）的他们依然享受不到再生育的权利。
丈夫在一家国企工作，单位对计划生育管得很严。李霞所在的外企对生育二孩倒是没有限制，但她身为部门主管，既担心丈夫可能因此受罚甚至失去工作，自己四个月产假休完后岗位不保，又担心忙着照顾两个孩子会影响工作，所以二孩离他们渐行渐远。
“想要下不了狠心，老这么犹豫着，估计再拖两年生不出来我就死心了。”李霞无奈地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