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11年年中的一场“治庸问责”风暴，让武汉在政风建设领域持续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2014年6月，适逢武汉“治庸问责”三周年“大考”。经济观察报记者从武汉市治庸问责办公室获得的一份资料显示，三年来，武汉市共问责政府公务人员2735人。其中，给予纪律处分745人，组织处理2008人；涉及局级干部32人，处级干部473人。
    在武汉市政府官方看来，这是其“治庸问责”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与之相关，在过去的三年中，作为内地城市的武汉，其政府职能部门，在窗口服务、行政审批等诸多“看得见”的领域，政府公务人员的工作作风、办事效率有了一个相对显著的提升。但在现实的另一面，“治庸易，问责难”的尴尬，也成为武汉市政府推行这项优化政府作风运动的现实困境。
    “目前，我们比较容易操作的是，发现具体问题之后去解决这个具体问题。”武汉市治庸问责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这样对经济观察报记者直言。在其看来，问题背后的责任追究，在现实操作中确实阻力不小，因为这往往涉及到如何处理干部的问题。
    更值得关注的是，“治庸问责”长效机制的建立。此前，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在“电视问政”间隙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表示，如何将“治庸问责”制度化、长效化，将是这项工作长期坚持的一个方向。
    在中央政府提倡“简政放权，改善政府作风”的大背景下，这项由中部城市武汉“试水”的治庸问责工作，无疑对转变地方政府作风，探讨向服务性政府转型，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看得见”的改变
    6月5日，武汉酷热。位于武汉珞瑜路科技会展中心东侧，是武汉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东湖开发区分局一处受理点。
    由于该受理点位于武汉市高科技企业云集的东湖开发区，因此这里办理出入境业务的人数较多。多年前，杂乱的人流、喧闹的嘈杂声充斥着整个办证大厅，工作人员中不乏态度冷漠者。办证难让不少在开发区生活的人们感同身受，却又无能无力——毕竟印章掌握在“公务员”手里。
    然而，随着武汉市开展声势浩大的“治庸问责”行动，这一切也在悄然生变。6月5日，临近中午时分，经济观察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尽管户外天气炎热，但在受理点办证大厅，人流井然有序，以“礼貌、热情、耐心”作为服务标准的工作人员，认真接待着每一位办证者。
    事实上，武汉出入境管理服务的变化还远不止于此。为了进一步方便人民群众办理出国(境)证照，武汉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对公民出国（境）证件的办理时限进行了调整，将普通护照受理审批工作时限由15天缩短为12天，往来港澳通行证及往来台湾通行证受理审批工作时限由15个工作日缩短为12个工作日，签注申请一律缩短为5个工作日。
    武汉市出入境管理服务的“变化”，仅是“治庸问责”风暴下的一个剪影。“治庸问责工作开展以来，应该说在方方面面都有了明显改善。其中，窗口服务行业的变化最为显著。”武汉市治庸问责办公室宣教室主任吴忠新这样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
    经济观察报随机采访了多位武汉市民，均反映在过去的三年中，武汉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在“窗口服务”中，过往存在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问题，得到了明显改观。
    “窗口服务行业改善最为明显，与这个行业面对公众的特点相关。”武汉市政府参事、武汉市治庸问责工作监督员胡全志对经济观察报记者分析，由于窗口服务业面对公众，易于接受公众监督，包括暗访工作的开展，对于窗口服务行业有很强的监督作用。
    经济观察报从武汉市治庸问责办公室获得的数据显示，武汉市治庸问责工作开展三年来共进行暗访督查活动700余批次，督促整改问题600余个，问责357人。“我们通过不定期的暗访监督，将相关问题上报市委、市政府，部分问题通过媒体曝光，从而对相关部门责任人启动问责工作，这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工作机制。”胡全志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在武汉市治庸问责风暴下，武汉市的行政审批事项，也得到大幅削减。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获悉，过去三年来，武汉市行政审批事项从原有的748项减少到259项。为防止简政放权“边减边增”和“明放暗不放”的问题，武汉市还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公布权力清单，企业群众可直接查询。
    “治庸问责工作启动的一个背景之一就是优化武汉的投资环境。”吴忠新说，与投资环境最为相关的就是窗口服务作风和行政审批效率。随着这两大“看得见”的改变，武汉的投资环境得到了相对明显的优化和提升。
    “问责”的难点
    在“看得见”的改变背后，那些“看不见”的领域，往往是治庸问责工作的一大难点和盲点。
    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发现，因为部分“治庸问责”的问题涉及到公众领域，部分相关职能部门的“治庸问责”工作仅停留在表面。一个现实的尴尬是，熟悉某一具体问题深层次矛盾的，往往是相关职能部门内部，但单位内部的问责，经常碍于情面、上下级隶属关系等现实障碍，职能部门内部的问责工作经常很难落实。
    武汉市委机关党报，在一份评论中直言，“一些部门在内部治庸工作上的主动性不够，发现问题、揭露问题仍然主要靠外部力量，被动等待治庸，疲于应对问责。”
    更大的困境在于对相关责任人的追究。胡全志对经济观察报直言，尽管武汉市“治庸问责”工作开展三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城市规划和建设领域的矛盾依旧突出，“特别是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的现象依然很严重。”
    一个关键性的原因是涉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规划的决策，往往在相关职能部门内部，甚至是很小范围的领导层，其透明度和群众参与度不够。
    与之相关，一个引起极高关注度的案例是，今年4月，位于武汉市汉阳琴台大道的一片还建楼，涉及120套住户，在竣工仅五年后，即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其原因，竟然是当地政府对此处“另有规划”。
    “对于城市重复建设和规划的失误，缺少对相关负责人的追责制度，是这一现象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胡全志分析。
    武汉市治庸问责办公室一内部人士则对经济观察报直言，在“治庸问责”过程中，解决具体问题上，往往能得到有效推进，但是在“问责”环节上，存在不小阻力，“因为‘问责’就涉及到如何处理具体干部，这很敏感。”
    更大的担忧还包括“治庸问责”工作能否具有持续性的问题。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获悉，武汉市的“治庸问责”风暴，是一场由市委、市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工作，因此，尽管涉及的职能部门主体众多，但却依然能够得到强势推进。
    以武汉电视台备受关注的“电视问政”节目为例，该节目一次性邀请诸多武汉政府职能部门“一把手”走进演播室，直面观众问责，可谓“盛况空前”。据该栏目组一负责人透露，嘉宾邀请都是武汉市委、市政府以发文的形式操作，仅凭电视台一己之力，很难办到。
    在本届武汉市委、市政府换届之后，民间不乏担忧武汉的“治庸问责”工作还能否得到持续。而据经济观察报记者了解，长效机制的建立，将是武汉市“治庸问责”工作未来的一个主要方向。
    据悉，自去年8月份以来，武汉市组织开展了每年“十个突出问题”整改的长效机制建设，印发《关于“十个突出问题”整改长效机制建设的工作方案》《关于明确标准进一步推进“十个突出问题”整改长效机制建设的通知》等，督促各承诺整改责任单位从全面梳理存在的问题、深刻剖析典型案例、认真学标对标等方面着手，主动建立和完善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处理问题、整改问题、追责问责的制度体系。
    更为关键的制度突破，是将“治庸问责”跟干部考评挂钩。经济观察报记者获悉，近期武汉市政府正在酝酿制定治庸问责考核办法，细化考核指标，将治庸问责工作推进落实情况纳入全市绩效考核。
    其具体操作是，对承诺整改工作成效显著、考评成绩排名居前的承诺整改责任单位给予通报表扬；对考评成绩排名末位的承诺整改单位给予通报批评，通过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的方式，切实提高干部改进作风，增强履职尽责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治庸问责’长效机制，一旦跟官员的‘乌纱帽’挂钩，这项工作的力度和效果将是空前的。”一位熟悉“治庸问责”工作的武汉政府内部人士这样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