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看起来有些荒谬的假设正逐渐演变为现实。实体经济，尤其小微企业一向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这可是世界性难题，咋这会儿就变成了“钱荒”？如果翻译成专业术语，可以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或途径出了问题”来替换，潜台词是银行间市场的宽松不能传导至实体经济。
    发生在2013年6月20日的银行间市场“钱荒”一定让人记忆犹新，当时的银行间隔夜拆放利率和7天回购利率均创历史最高点。临近流动性敏感时间窗口，市场的神经再度紧张，不约而同的困惑是：“钱荒”还会再来吗？答案是否定的。毕竟再贷款、创新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及常备借贷便利工具等创新工具逐个派上了用场，它们都是缓解流动性危机的利器，“央妈”已经用一系列举措作了回答。
    与此同时，在金融监管政策趋严，以及宏观经济转轨的背景下，银行出于对房地产价格等实体经济的担忧而惜贷；非标和信贷需求萎缩后，金融机构过多的资金头寸堆积于银行间市场。与之对应，实体经济流动性日趋紧张。
    这看似简单的链条其实不那么简单。涉及利率市场化、资金价格上行等多重维度。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说，我们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是和转轨是否有成效、转轨进入哪个阶段有关系。因此，央行把改革发展也作为央行的重要目标。乍听起来，这话让人觉得云里雾里。
    细思量，目前实际利率上行的原因，除利率市场化因素之外，也在于大量软预算约束部门的存在，如城投和国企，它们对资金利率不敏感，导致杠杆率错配，因此需要在硬约束上下功夫，如严格地方债治理，深化国企改革等。
    其实，按照周小川的说法，推进利率市场化可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能够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更有效。但目前咋就“断层”了呢——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传递不到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亦解决不了“融资贵”的问题。
    周小川没有说出来的“隐晦”是——那么些财务软约束部门的存在，以及货币政策的单兵突进，怎能让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发挥作用呢？财务硬约束无疑是市场化改革的首要条件。无怪乎，央行副行长易纲此前表示，中国目前利率市场化条件不具备，因为地方政府没有预算方面的束缚，趋向于任意借贷，无视利率水平。
    逻辑上，货币政策传导途径一般有三个基本环节：从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到企业、居民等非金融部门的各类经济行为主体——从非金融部门经济行为主体到社会各经济变量，包括总支出量、总产出量、物价、就业等。
    显而易见，货币政策传导在第二个环节“卡壳”了，导致的情形是：央行货币政策趋向中性、经济周期向下走弱、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弱、基础货币从实体回流、银行间流动性宽松、实体流动性紧缩。
    而且看起来，这种“卡壳”或流动性断档，不是一个短期能解决的问题，实体经济患“钱荒”可能是一场慢性病。治病不能仅靠动用货币政策工具，还需财税政策改革齐头并进，根本之策是需要让实体经济的生存环境大幅改善，降低其融资成本以及经营风险等。
    早在2013年7月，国家就下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可是为何近一年了却见效甚慢，甚至实体经济流动性紧张有愈演愈烈之势？表面看，哪个经济主体的选择都没有错，错就错在特殊时点。在此时点上，中国经济面临“保增长、保就业、防范金融风险”的“三难之选”。找到“三难之选”的黄金平衡点或许是决策层解决实体经济“钱荒”的不二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