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西安交大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茁：不能把光棍标签化和污名化
    从2000年伊始，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就一直围绕着120（即每100个女婴对应120个男婴）上下波动，近年来虽然略有下降，但并没有发生转折性变化。
    李树茁曾经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列举过四个诱因，分别是养儿防老的文化观念、城镇化、公共政策导向和生育水平。这其中，有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是伴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的人口流动和观念变化。
    根据联合国估计，世界上有1.2亿女性缺失，中国就占了6000万。根据李在2012年一次论坛上的发言，他认为未来中国将有3000万~6000万男性不能成婚，其重要特征是贫困、低教育、生活地区偏远。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或者“男性过剩”问题，同时还伴随着一些女性找不到配偶的“结构性错位”。李树茁认为，中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性、爱情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正在悄悄酝酿。
    流动和性别比失衡加重光棍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关于光棍危机，现在有很多说法。有的说2012年全面爆发，有的说是2014年。有的说光棍人群到2020年是2400万，也有说是3700多万。事实到底是怎样的？
    李树茁：我认为数据并不重要，因为它（光棍）是动态变化的。是不是危机不敢说，它的确是个重大的社会发展风险。每个省都有，边远山区比较突出。
    其实我不主张只谈光棍。只谈光棍更容易让人把光棍和剩女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这是两个本质上完全不同的问题。如果只是强调光棍问题，会片面化现有的社会发展深层面的性别问题。一部分男性不能成婚，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背后是一个性别平等问题，比如妇女的发展和生存、两性关系问题、社会风险问题。
    很多男性不能成婚，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有。即使性别不失衡，由于中国普婚的家庭体系、女性向上婚的婚姻制度以及贫穷、残疾等原因，也会存在一部分男性失婚的状态。现阶段特别突出是因为叠加了两个因素，一个是大规模人口流动，另一个是性别比的失衡，0到19岁的年轻人，男性比女性要多几千万。
    现在看是流动的因素较强，将来性别比失衡会更加突出。性别失衡加上流动，再加上婚姻市场的结构性不匹配，使得婚姻挤压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日报：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个老问题了，政府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像打击两非（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堕胎），可为什么这么难解决？
    李树茁：这个是根深蒂固的文化问题。不光是在大陆，台湾性别比也一度很高。即使在海外，比如加拿大，华人聚居的地方，出生性别比也出现偏高的现象。所以，这是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涉及家庭制度、文化制度和性别制度，长期才能改变。
    现在打击“两非”非常困难。一方面打击成本太高，因为它隐蔽，你要拿到完整的证据链条才能处罚。而且现在新的技术层出不穷，应对起来确实很困难。
    日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是从1982年开始迅速上升的。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或者说放松生育限制会不会对缓解性别比失衡有帮助？
    李树茁：从现在情况看，可能会有些帮助，但是作用有限。现在的生育率平均是1.5，即使政策放开，也不会人人都生两个，生育率能提高到1.6、1.7就不得了了。
    现在养孩子成本太高，父母自己也要发展，整体生育意愿比较低。即使生育政策放开，对生育率影响不大，对缓解性别失衡的帮助也不大。
    还有一个新的现象值得关注，过去性别选择基本发生在二孩三孩，一孩的性别比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到2010年，一孩的性别比都达到113了，说明出现性别比失衡从二孩向一孩前移了。有些人就想要一个孩子，而且是就想要一个男孩。我们分析性别失衡的来源，三分之一发生在一孩，三分之二发生在二孩。
    从“人口领域”到“公共安全领域”
    日报：数量众多的男性不能进入婚姻，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怎样的？
    李树茁：首先是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影响。我们调研时看到很多老年人，儿子不结婚，对老人来说是不得了的事。因为在中国，婚姻承载了太多的社会责任。
    其次是公共安全和公共健康的风险。过去这些光棍是散布在各个村庄，但现在是流动的，他也在向城市流动。光棍有三个特点，一个是被迫的，一个是脆弱的，另一个是比较聚居。所以在城市有他们的聚居点，在农村则是出现成片的光棍村。流动和聚居同时存在，风险很大。
    值得警惕的是，性别失衡风险通过一定的程式聚集、放大、扩散，会促使已有的社会风险更加复杂化、多样化。对这一点，目前我们的认识还很不到位。
    从公共健康角度，因为贫穷，底层光棍正常的性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我们做过研究，即使是商业的性行为，他也无法获得。贫困是双排除，既排除他结婚的可能，又排除他性的可能。这样可能就会导致一些性暴力、性行为错乱，对公共健康产生影响。
    日报：能不能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缓解这个现象？
    李树茁：政府层面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问题。一方面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大部分保障制度是按照家庭设计，不结婚基本就不能享受。我认为在中国的养老制度中要把这些大龄未婚男士人口包括进去，给予特殊支持。技能培训也很重要。此外，建立婚姻信息交换平台，帮助他们在更大范围内交流信息，也有帮助。其实能做的比较少，但还是能做一些。
    政府在治理性别比的同时，一定要预防和迎接性别失衡带来的后果和挑战，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现在性别失衡已经30多年了，作为整个社会风险的一部分，它已经从人口领域扩大到公共安全领域，值得各方关注。
    日报：应对性别失衡带来的光棍问题，社会大众应该怎样应对？
    李树茁：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个观点，现在一些媒体对光棍有污名化、标签化的倾向，好像光棍就是社会的麻烦制造者，是很大的风险，如果不解决好，将来家庭就不完满，社区就不稳定，国家就不安全。我不赞成这种观点。
    我们是需要正视问题，但是不要过分放大。首先，他们也是受害者，其次他们是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不能把他们标签化和污名化。政府和社会应该更多地关注这些人群。
    还有一点，现在社会过分关注两种性，一种是官员的性贿赂性腐败，一种是性市场，比如以前的东莞的一些情况，但是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性权利没有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