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还国有企业市场主体身份。国有企业也是企业，民营企业也是企业。

　　国企改革的根本是改政府。国有企业改革，不要过多地纠结于细节，而是要搞清楚改革的阻力到底在哪里。政府应该管好自己该管的

　　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人大上海代表团全团审议时说，深化国企改革是大文章，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他强调，国有企业加强是在深化改革中通过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而不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不思改革，要在推动改革措施上加大力度。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在中央的顶层设计中，国有企业的地位、作用和发展方向是非常明确的，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要实质行动，积极探索，把国企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

　　如何推进国企改革，从理论到实践界，都在思考。在近日举行的“国企改革危与机”论坛上，专家学者们虽然从不同立场、不同的视角来分析、论证国企改革，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出现碰撞和分歧，但他们的观点和建议却有一个共同的交集点，那就是国企改革必须松开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

　　国企改革不是单纯的经济政策问题

　　“我们必须重视国有企业发展的历史，国有企业需要改革，但是要注重国有企业发展的历史，简单地、不加区分地一卖了之、一送了之，这是不行的。”在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管清友看来，国有企业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大胆决策、谨慎求证。

　　据管清友统计，国有企业在A股中占的比重非常大，地方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有600多家，中央企业有300多家，国有企业自由流通市值占到整个A股的一半左右，国有企业牵动整个资本市场，也牵涉到所有参与投资的投资者的利益。在利润方面国有企业占到整个A股的70%以上。从行业分布情况来看，国有企业在基础化工、交通运输行业最多，房地产、机械、电力、公共事业等行业也有60多家。

　　“所以国有企业需要进行分类。至少可以分成公用事业类，就是水电油气这一类;保障类，像金融、能源、电信;竞争类，房地产、酒店等。对不同类别的国有资产怎么处置，还是要经过充分的讨论，应该说10年以前就有了很充分的讨论，但是我感觉有些观点有失偏颇。国有企业改革中会遇到很多现实的问题，有些大型企业上百万几十万人，改革过程中怎么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兼顾起来，这是要考虑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不是单纯的经济政策可以解决的，涉及到人员安排、安置，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管清友不讳言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特别是地方国有企业。从ROE(净资产收益率)的水平来看，如果剔除金融和石化之后，A股整体的ROE净资产收益率是9.15%，但是600多家地方国有企业的ROE水平只有3%;从利润增速上来讲，2013年前三季度，全部A股利润增速15%，地方国企利润增速为4%。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赵农的判断更加悲观。赵农表示，他负责的一个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报告，揭示了规模及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的真实绩效，真实的经营资产收益率2001年至2009年是负的4.29%。

　　消除企业的观望心理

　　“我在北京企业做了一些调研，感觉大家还是在观察和观望，不是特别敢轻举妄动去做。为什么不敢轻举妄动?对于产权改革怎么改、混合所有制怎么搞，国企心里没数，民企心里没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表示，虽然时下国有企业改革的舆论氛围很浓，但企业的实质行动并不多。

　　为什么观望心态严重，张文魁认为，主要是产权制度对于产权保护的力度不够，企业家担心为改革承担不利后果。他认为国企改革，说得多做得少。谈到国企改革进展不大时，他说：“张维迎教授讲到了语言腐败的问题，我觉得在改革的领域，尤其是国企改革领域，语言腐败非常厉害，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术语、说法、名词，很多人在语言腐败当中狂欢，腐败来腐败去改革还是原地踏步。”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军有同样的判断，他用“朝花夕拾”来形容国企改革。“为什么说‘朝花夕拾’呢，今天我们读到的关于国企改革或者企业改革的内容，细看没有什么新的概念和新的提法，混合所有制，从管资产到管资本，包括员工持股，这些很微观的问题之前都讲到了，无论从理论界还是实业界，都是在十年前甚至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来并且操作的。大家自然会问一个问题，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我们都干什么去了。我上学的时候学习文件，有一次印象非常深，有个领导说，对于国企改革我们的认识或者理论突破，应该说已经到了没有什么可以提的了，基本上理论已经完备了，就看怎么执行。”

　　管清友也表示，虽然各地都在根据本地的情况探索改革方式，但是突破并不大。

　　混合所有制要有法治保障

　　发展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改革顶层设计的一个重要路径。混合所有制怎么推进，赵农表现了一种担心。

　　“我对这次混合所有制持谨慎悲观的态度，而不是谨慎乐观。有两条路可走，当形成资本化的时候如果往积极的方向走，就会把一些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资本转化成为一种社保，逐步退出。更悲观的角度，往另一个方向演变，少量的国有资本可以控制更大的社会资本，同样纳入到行政性垄断的范围之内。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会更大，道理何在?是因为政策的制定权掌握在国有资本与公权相结合的部委、部门手中。应该真正打破行政性垄断的地位，让民营资本以企业的身份直接进入，而不是以资本的方式进入。”

　　“民营资本可以放进来，但是不让整个企业进来，国有资本就有更大的对社会资本的控制力，相当于杠杆，原来完全独资只能控制5万亿，现在5万亿可以控制30万亿。”

　　张文魁表示，引进民营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形成混合所有制，如果没有非常好的财产保护，没有法治这一个条件，让民营企业来“混”，要么就是民营企业把国有财产混走，要不反之，最后可能两败俱伤。如果没有法治做基础，如果没有非常可靠、可信的财产保护，搞混合所有制最后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是陷阱。

　　以呵护心态对待中石化改革尝试

　　在混合所有制推动方面，最近中石化的一个举动引起普遍关注。公司董事会通过《启动中国石化销售业务重组、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的议案》，同意在对中国石化油品销售业务板块现有资产、负债进行审计、评估的基础上进行重组，同时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参股，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

　　管清友认为，这是难得的改革尝试。“像这样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走出这样一步是不容易的，我在国企待过，要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从企业内部来讲非常不容易，其中的辛酸只有当事人可以体会。我觉得以中石化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有示范效应，不光打响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第一枪。”

　　管清友认为中石化的此项改革主要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根据公司和行业的情况，把很多业务专业化重组、市场化运营，通过资本市场来约束国有企业本身的行为。二是可以创新出一种模式，传统工业企业加新兴行业的一种模式，就是通常所说的A+X模式。“像中石化这样的企业，销售业务是资产质量最好、竞争最强的行业。如果说未来跟很多新兴行业合作，比如跟互联网行业、物流行业、甚至跟电商行业合作，未来的销售业务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油品销售业务，经过改造，极有可能变成一个大销售业务，油品销售业务只是其中一块”。

　　管清友认为中石化的此项改革，也体现了他们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诚意。“石油企业带有行政垄断性质，但中下游的炼油化工和销售业务竞争性已经非常强，惨烈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未来在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模式上也得有一些思路上变化，不能看作一个整体，而是从产业链的角度看待国有企业的改革。除了国有资产、国有资本，我们应该提一个国有产业改革，不同产业链条有很多企业，上游的和下游的改革方式不一样。”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朱振鑫认为，市场实际已对中石化改革的举措表明了态度。中石化炼化大涨，有一天涨停，就是因为中石化表示要积极引入社会资本，而且是拿出了最优质的销售板块。“销售板块绝对不是国企甩包袱，是中石化非常优质的板块，不光是每年400多亿的营收，背后还有非常庞大的平台。腾讯为什么牛，因为掌握了客户，掌握了渠道。中石化全国销售板块3万多个加油站，2万多个便利店，如果把这块拿出来引入社会资本，有很多值得遐想的地方。中石化会成为新一轮资本市场结构性重组的领头羊。”

　　给国企松绑

　　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学者专家们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政府的手伸得太长。

　　“国有企业改革，过去二三十年，总是在行政控制，如果这种状况不改的话，总是在行政控制和内部人控制之间进行拔河赛，这场比赛没有赢家，即使某一方赢了，输家永远是老百姓。”张文魁说。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许维鸿认为，必须还国有企业市场主体身份。“国有企业也是企业，民营企业也是企业。国企改革的根本是改政府……给你两个选择，一个是同等资产的国有企业，一个是同等资产的民营企业，你会选哪个，肯定选民营企业。在民营企业，我看谁不爽就把谁开了，我不受什么限制，在国有企业看你不爽，我敢开你吗?谁敢开，开了你自己的位置就做不好了，谁知道他背后是谁?这就是政企不分。今天我们谈国有企业改革，不要太过多地纠结于细节，而是要搞清楚改革的阻力到底在哪里，我们到底有没有下决心。政府应该管好自己该管的，比如医疗、教育，医疗包括基本医疗，教育包括基本教育，不要企业化，其他的政府就不要管了。”

　　王军则认为，事实证明，政府对企业还是管得太细。“我们已经搞了这么多年股份制改造，有些企业的股东已经非常分散、非常多元，有些甚至外资、民资控股，国有资本只占十几成，但即便是这种企业，行政干预还是很大。能不能上级党委对企业只管到党委书记，不要把中层干部都管了?一些企业重大决策行为，包括投资决策、董事长、总经理的任命，能不能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股东大会决定?很多这样的决策，政府干预无处不在。一个上市公司都不能完全做到资本同股同权同价，对于国有企业来讲公司治理这块改革的任务是非常重的。”

　　管清友也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问题并不在国企本身，而是在约束政府权力。“我给大家补充一个非常蹊跷的案例，非常著名的某家金融机构，没有任何国有股份，但是他们形成自己的一种机制叫‘民营国有党管’，这是中国现行环境下的一种特色的运行模式。没有国有股份，都是民营资本，都实现了内部控制，内部高管持股，但问题就在于有很多潜规则。约束政府是非常必要的，只要下定决心，也不是那么悲观。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完善立法。习近平总书记也讲了，改革要立法有据。通过立法约束权力，企业的权利写清楚，改革才能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