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济改革为主题的三中全会往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重要节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如何在行政、土地、金融、国企、税收改革等方面释放制度红利，带动中国经济顺利转型?两家券商研究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各有见地。
历届以经济改革为主题的三中全会都牵动着市场的神经，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1994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三中全会决策对中国经济的深度影响均是历史之鉴。2013年新政府上台以来，一系列新动作、新态度更强化了市场对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猜想。然而经济改革绝非一蹴而就，单次政府会议政策细节的前瞻并无必要，把握当前中国经济的症结以及改革的趋势性方向更具战略意义。
改革和转型意味着什么?
如果将中国看成一家公司，则2001-2007年间中国外贸顺差的扩张，意味着其主营业务的不断扩张以及现金流的持续改善;而2008-2009年之后发达经济体纷纷去杠杆，使得外贸顺差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减弱，则意味着其原先的盈利模式难以为继。
在这种困境下，2009年的四万亿刺激政策试图从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寻找突破口。然而，实业部门由于盈利能力下降，自身投资意愿受限，其需求未能适应基础设施投资的超前增长。仍以公司举例，在一个公司蓬勃发展之时，若改善其落后的经营环境，无疑将大幅提升其生产效率;但如果公司自身主营业务处于下滑趋势中，配套设施的进一步改善无法有效地转化为效率的提升，进而带来收入的增厚。在解决中国这个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问题之前，“四万亿”只是一种超前投入，短期内反而造成了社会负债率的二次上升。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就此进入死胡同而必然面临着剧烈的出清过程?笔者认为并不尽然。2001-2007年的经济繁荣期为中国带来了快速累积的外汇储备，从各部门看，除地方政府、企业部门负债率较高外，中央政府、居民部门的负债率都处于较低水平，因而整体上看，中国这个公司仍有留存利润，尽管2008年以来有所消耗，但仍有时间和空间进行转型的试错。
那么，改革和转型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这个公司，转型意味着在量入为出的前提下，将有限的留存利润合理配置到中长期提升公司竞争力的战略性部门去。这里，合理、中长期竞争力是两个重要的关键词。合理，意味着当引导资金从留存利润中释放出来时，必须将其引导至正确的部门，即能够提升中国这个公司中长期盈利能力的部门。
政府的任务清单
沿着以上的逻辑，笔者认为，政府在中长期政策的制定上有几个需要关注、回答的问题。
第一，如何有效地引导出当前仅存的“余粮”。当前中国的留存利润集中在两个部门—外汇储备、居民部门。前者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仍有足够的缓冲垫，后者意味着土地改革长期看有必然性。从政治角度看，土地改革必然涉及政策的顶层设计与全局统筹规划。而从经济角度看，土地改革的意义在于土地的可流转以及市场化定价将使农村居民获得流动性溢价的增值部分，提升财富感，同时，这也将缓解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用地供给不足的问题，降低城市房产的赚钱效应，将资金“挤”向其他资产(如实体产业)的配置。
从这个角度看，未来土地政策改革可能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为重点。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上，可以采取政府主导的使用权或经营权换取安置费用和社会保障的途径来整合耕地资源，并为土地流转后的农民提供保障，代表模式如浙江嘉兴的“两分两换”模式;也可以采取建立城乡建设用地直接交易市场的途径来推进建设用地和耕地的空间置换，并创造出开发者的地块选择权，代表模式为重庆的地票交易模式。后一种模式尽管在整合集体建设用地资源方面效率极高，但缺乏对流转过程中农民保障体系的关照，容易引发“以公平换取效率”的问题。
土地改革将引导出中国当前资产负债表仍然健康的居民部门的资金。但这个过程的潜在风险在于，如果企业或居民获得资金之后并不投入实业，而是回流土地市场，将再次使得地产价格螺旋式上涨。日本上世纪80年代地产市场的最后疯狂与制造业空心化便是惨痛的先例，要解决这个问题则意味着“第二件事”必须同时推进甚至先行。
第二，信用估值体系的重构。无论在去杠杆还是转型的过程中，理论上政府应为战略性部门营造一个宽松的货币环境。然而，当前政府对于流动性的态度仍然相对谨慎，本质上还是由于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债务的刚性滚动需求使其对融资成本高度不敏感，而相反，实体经济的企业盈利能力偏弱使其能负担的融资成本较低。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隐性背书”使得高收益投资并没有对应相应的风险溢价。如果这种融资环境延续，则资金从留存利润部门中引导出来后，将带来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再度累积，而无法转化为长期竞争力的提升。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重新构建信用估值体系，引导信用估值系统的市场化。诚然，融资市场各类隐性担保、隐性风险的市场化，必然对应着部分低估的信用风险定价回归常态值，即信用利差在短期内大幅扩张的过程，但只有经历这个过程，才能最终实现融资市场对风险的合理定价，进而在不采取行政手段控制的条件下，实现资源的自主有效配置，保证留存利润流向合理的部门。
具体到政策层面，信用体系的重构可能意味着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金融行业牌照许可放开并鼓励和促进民营资本进入。同时，更具有市场定价性质的金融产品，如广义范围的债权类产品，也可能得到政府支持而大力发展。
再次，政策的“利诱”。产品生产周期理论告诉我们，新产品在引入期面临着生产技术方面的限制，制造成本高、销量有限、波动大，在此过程中，企业往往不能获利反而可能亏损。同样地，在改革和转型的初期，战略性部门还未发展成熟，也同样面临着风险高、回报低、资金吸引力偏低的问题。这意味着政策必须给予某些战略型部门和行业更多的红利。2001-2007年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对应着外资引入的爆发期，而这一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引入外资的各类优惠政策作用举足轻重，使得当时中国的发展瓶颈—技术与生产效率的差距迅速突破。尽管随着生产要素禀赋的相对优势发生变化，战略性部门的选择也应发生变化，但政府对战略性部门“利诱”的成功模式仍可以沿用。
事实上，从东亚一些经济体转型的历史经验中，都可以看到减税、资金支持、打破垄断等政策红利的影子。从这个角度看，减税简政、引入民间资本(国企改革)都是未来的政策趋势。前者意味着政府通过税收政策的改革让利，这实际上从营改增试点起已慢慢展开。未来政府还应继续营改增试点的扩围，同时通过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将中央部分审批权取消或下放至地方和行业协会。
引入民间资本以及国企改革则能从另一个角度达到“利诱”的效果。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门，国有企业承担着额外的国家政策性任务，也掌握着各类资源的优先使用权以及所在行业的牌照优势。然而如同资源国的“荷兰病”，优厚的资源使其依赖性强，而忽略了自身竞争力的提升。要破除这一“诅咒”，引入市场和激励机制的国企改革势在必行。国企改革对内可以降低国企低效率的费用支出，将企业资金引导至研发、技术升级等部门，最终提升劳动生产率;对外则是释放牌照红利，降低民营资本准入门槛。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将实现从参与者到监督者、受益者的角色转换。
当前，新一届中央政府已经在上述改革方面进行考虑或者开始付诸实质性的行动。从中长期来看，尽管由于整体负债率偏高，整个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可能会有波折甚至反复，但基于后发优势，辅之以合理的政策环境，我们有理由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出台的政策及经济转型的前景保持乐观的预期。
三中全会将力推五项改革
在内外约束加大的情况下，转型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只有制度红利才能救中国。转型的含义很广，对于政府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改革，重塑规则，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在我们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着力推动以下五个方面的改革。
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优化政府边界，释放经济活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并不是不要监管，而是改变管理方式，从事前审批改变为事后监管，对于参与竞争并限制社会参与的经济性审批，包括投资领域、社会事业领域以及违背法治精神的“红头文件”领域的审批，要逐渐放开;而对于关系公众利益的事项，如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环境安全、消费安全以及公共资源开发利用的，需要政府设定标准，加强监管。同时可大力发展行业自律组织，把一部分现在政府承担的行业管理职能交由社会组织管理。
加快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改革，将国企改革过渡到国有资本管理改革。对于电信、电网、石油化工、金融等一般竞争性行业，可以自由流动的国有资本参股，不再干预企业的经营，也不追求决定性的控股。对于水、电、燃气等自然垄断性行业，制定行业标准，鼓励各类资本进入，可采取授权经营等方式运作。对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领域，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领域，可以国有企业形式存在。国有资本的投资收益，可用于弥补公共服务支出的缺口，如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缺口、农民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产生的支出缺口等。
提高宏观调控能力，推进金融改革。一是推动利率市场化，当前主要是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可能的步骤是先放开大额、长期存款利率管制，后放开小额和短期利率管制，短期央行可能引入市场化定价的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在此过程中逐渐建立利率市场化的前提条件：(1)建立存款保险制度;(2)实现金融机构退出制度;(3)改变目前的刚性兑付，实现真正的风险自担。二是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参考温州金融改革的做法，引导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依法设立创投企业、股权投资企业及相关投资管理机构。三是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中国理想的多层次证券市场架构应当是：主板蓝筹市场、创业板市场、现代场外交易市场、分散的柜台市场，各层次市场间分工明确，相互衔接，构成一个体系健全的“梯级市场”。四是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逐渐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通过扩大人民币兑美元和非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逐步放宽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的汇兑限制和业务限制、加快外汇衍生工具市场的发展，充分反映外汇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推动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的一般原则是“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后间接、先机构后个人”。短期安排(1-3年)上，放松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管制，鼓励企业“走出去”;中期安排(3-5年)上，放松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管制，助推人民币国际化;长期安排(5-10年)上，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先开放流入后开放流出，依次审慎开放不动产、股票及债券交易，逐步以价格型管理替代数量型管制。
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防范地方债务风险。投融资体制改革上，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包括加强公益性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化。融资方面，除了通过传统的贷款、信托等方式外，鼓励引入市场机制，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转让产权或经营权等多种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财税体制改革上，一要坚持分税制的大方向，减少财政层级，落实省以下分税制。通过省直管县、乡财县管等改革，除少数边远地区外，把五级财政框架调减为三级，实现财政层级扁平化。二是事权上收，这可以集中在社会保障如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边境事务、海域管理、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等方面。三是推动税收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营改增和消费税、资源税、房产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的征收等方面。通过税收体制改革，构建地方税体系，将财产行为类有关税收作为地方税体系的重要内容，不断增加地方税收收入。四是推进财政预算体制的公开透明，建立全口径的财政预算体制。把预算内外资金、各种基金、各项事业收入等所有政府性财政收支，全部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中。赋予地方人大审批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的权力等。
地方债务问题上，一方面降低行政性支出，压缩三公消费，制止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趋势;另一方面对地方债务管理坚持三项原则。一是地方举借债务只能用于建设性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二是对地方举借债务进行分类管理，公益性事业建设债务以政府为主体，以后用公共财政收入来偿还，收益性项目债务加强管理，用取得的收益来还债。三是将地方债务收支纳入预算管理，逐步形成以地方债券为主体、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新增债务。
进一步深化要素价格改革和土地流转体制改革。在要素价格改革上，未来推进的重点领域应集中在水、电、燃、油、运等领域。水价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稳步推进包括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在内的水价形成机制的改革;完善水价的计价方式，特别是继续推进居民用水的阶梯式水价制度;大范围推广在一些城市已经形成的自来水厂的成本公开制度。电价改革，包括在发电环节实行“三试点一放开”，在输配电环节逐步开展按“成本加收益”办法核定电网输配电价的试点，在售电环节继续优化销售电价分类结构，减少交叉补贴。运价改革的重点是铁路货运价格改革，预计未来将从政府定价过渡至政府指导价，由政府设立最高限价，放开下限，允许企业自由浮动。
在土地制度改革上，城镇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完善商业用地和住房用地的招拍挂制度，提高城镇土地的使用效率，促进存量商业用地升级改造、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促进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包括，在保留现有征地制度的前提下，缩小征地范围，由原用途补偿改为公平补偿;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强化对农村耕地、林地等各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在确权的前提下，建立土地交易平台，引导土地有序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