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共政策的演示

　　《决定》中有关市场与政府的新定位与新角色，几乎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共政策的理论逻辑。中国摸索市场经济这条路，摸着石头过河摸了35年，看来终于摸过河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全文约两万字，涉及16个领域，共60项改革任务。其中贯穿于改革全局的最核心的一句话，应该是“市场必须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后面又紧跟了一句，同时“也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合起来，也就可以理解为，要理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合理关系与正确定位。

　　现在，可以以众所关心的民生问题与民生政策为例作一番解说。

　　民生问题，就是关涉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似可归纳为8项：食、衣、住、行、育、乐、医、安。传统所谓开门七件事，就是第一类的食，其余除了乐与安，都好了解。乐，泛指体育、文化、娱乐等主要在精神方面的享受与满足；安，则泛指所有与安全保障方面的领域，包括治安、食安、公共安全（含交通、工业、空气、水等等）及国防与外交等。

　　这8项大类的民生需求该如何提供满足？可以用经济学中有关“私有产品”与“公共产品”的概念说明。私有产品与公共产品有几点不同，其中主要的一点就是“排他性”的概念。也即当某甲消费或者使用它时，排除了其他人也同时消费或使用它的可能；至于公共产品则不具备排他性。食与衣，明显地属私有产品；安，明显的是公共产品；至于其他五种，性质介乎两者之间，故称“准公共产品”。

　　区别私有、公共及准公共产品之目的或好处，是有利于判别它们的产生（供给）方式。私有产品如食与衣，完全由市场提供即可，无须政府操心；公共产品则由于其特殊性质，几乎都要由政府来提供满足，无论国防、外交、公共安全等都是。比较有意思的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几种“准公共产品”，既然介乎其中，那么“市场”与“政府”都各有角色，但市场与政府两个角色之间的界限与分际又该如何把握呢？这需要就个别例子逐一说明。

　　先谈住。早年计划公有经济时代，住由政府统包，明显缺乏效率，解决不了问题。1998年房改，一下子全都交给了市场，低收入者买不起房子，这终于知道，在住房问题上，政府不能缺位。近年来提出保障房概念，就意味着一个以市场来提供商品房，以政府来提供保障房的政策框架已然成形，这是相当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政策框架，既兼顾效率，又兼顾社会公平。

　　行的情况也类似。个人交通工具如小汽车由个人处理，但政府宜保障低收入社会大众的交通问题，这就有赖政府提供的公共大众交通了。道理一样，市场与政府妥善分工。

　　1998年的房改，问题不在于把房屋问题交给了市场，而是过多地甚至是100%地交给了市场，政府缺位了。与房屋问题正好相反，1998年的教改与医改，问题在于太少地交给了市场，所以现在的改革就是要让市场起上决定性的作用，应该对民资投资于教育与医疗给予更大的开放；至于政府，则应在民资意愿偏低的领域或地区，“发挥更好的作用”。如此，效率与公平就能得到兼顾了。至于在包括了体育、文化、娱乐在内的乐的方面，也是首先交给市场，发挥最大作用，然后，如有不足，政府再作适当的补充。其理相同。

　　要之，《决定》中有关市场与政府的新定位与新角色，几乎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共政策的理论逻辑。中国摸索市场经济这条路，摸着石头过河摸了35年，看来终于摸过河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国改革史上的价值与定位，也因此可以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等价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