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三餐薯丝饭，两碗无油粗菜宴。吃了今天愁明日，一年劳作肚皮瘪。”这几句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民谣，形象地反映了商品“统购统销”的弊端。
　　布匹要凭票购买，火柴也要凭票购买，当年仅是购买各种商品的票证就达40余种，而更让人感慨的是，被称为“鱼米之乡”的广东，即使老百姓每月有5毛钱的鱼票，市场上却经常无鱼可买。
　　“当时在农民、农业等方面的改革有了很大的改变，而在城市的改革，比如价格改革、国有经济的改革方面成效不大。”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时至今日，回顾30余年来的改革历程，商品价格市场化与非公经济日渐活跃，无疑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转轨探索市场化道路的关键性坐标。
　　撬动价格改革钢板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率先拉开中国改革的帷幕，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探索自此开始逐步推进。
　　安徽凤阳小岗村实行“大包干”，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奏响了市场化改革的序曲。
　　当年冒险在“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红手印的关友江，如今已经是小岗村村委会副主任，他曾对本报记者回忆称：“冒险实行‘大包干’的第一年，整个村的人均收入就达到了400元，以前除了上交的，家里都没有余粮，如果供应跟不上，就要出去要饭。”
　　“如果说早期的改革是局部的，比如广东先办特区，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被默认了，那么慢慢地，中国经济整体都开始发生变化。”张军表示，“但是，对中央政府来说，仍然面临不清楚改革到底要改成什么样，将来的体制是什么样，我们如何推进市场化改革等问题。”
　　当时，我国农村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城市改革的步伐明显滞后，价格改革是首先遭遇的难关。1979年开始，广州市率先放开塘鱼价格，尝试撬动价格改革钢板，进行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结果一时间鱼价涨了几倍，涨到几块钱，决策者压力很大。
　　邓小平对价格改革的重要性深有感触，他曾在谈及价格改革的重要作用时指出：“（价格改革）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就谈不上经济改革的真正成功。”
　　也是因此，广东陆续放开塘鱼、蔬菜、水果等价格，敞开供应。我国经济学界泰斗薛暮桥曾回忆称，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对价格体系的改革被视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1984年9月在浙江德清召开的莫干山会议上，我国中青年经济研究者也对价格改革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并形成了相关政策建议。
　　“当时价格改革迫在眉睫，到底是搞价格双轨制还是全面放开市场价格，路径到底应该怎么走？莫干山会议的讨论和建议在这方面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曾参加莫干山会议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回忆称。
　　同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勾勒了我国全面改革的蓝图，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下称《决定》）明确指出：“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
　　《决定》指出：“在调整价格的同时，必须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使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比较好地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探索企业改革路径
　　张军表示，当时莫干山会议讨论的议题其实有很多，包括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对外开放、金融体制改革、股份制经济等，“股份制”的提议也是在经济改革中的一个突破。
　　“中国人都是很有创造力的，‘股份制’是中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词汇，”张军称，“外国人可能会理解成私有制，其实不是，股份制把公司分成若干个股，国家掌控一大部分，其余的会允许非国有经济成分来参与，提出多元化发展，这对于以后的企业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91年2月6日，邓小平视察上海大众汽车，在参观桑塔纳先进的电脑控制生产线时，由衷地感慨道：“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
　　当年10月20日，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第二次补充协议签字，其核心内容是：增加投资25亿元人民币和注册资本8.5亿元，与德国大众、巴西拉美汽车公司联合开发新车型并改造汽车二厂。
　　增加投资，与外商继续合作，这也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前夜，当时全国少有的市场化举动。
　　1992年是中国改革进程中具有航标意义的年份。邓小平发表的南方之行讲话，带动了新一轮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加速发展。
　　邓小平在南方之行讲话时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随后，邓小平南方之行讲话之后，体制内干部大规模“下海”，也让这一年显得不那么平静。据《中华工商时报》统计，这一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即是其中一员，他将这一批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由体制内走向商界的企业家群体称之为“92派”。当时陈东升在一个星期内募集了2000万元，并且找到10个股东，申请创办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开创了中国拍卖业的先河。
　　“92派”的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认为，90年代是一个裂变，又是重塑中国发展的年代。
　　“社会、经济、观念、意识形态都出现了裂变，但很快又开始重塑，”冯仑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明确了方向，重塑了中国发展的起点。”
　　这一年，国家体改委颁布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这也被陈东升认为是“中国企业发生真正变革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我国只存在“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四种类型的划分。
　　“从价格改革转向所有制以及企业改革、转向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是很突然的，但并不是偶然的。”张军表示，“1987年以后，邓小平的思想转向了企业改革，在南方讲话之后，整体经济改革的步伐有了很大的推进。”
　　小平南方之行3年后，同样花了3年时间，1995年4月20日，首款中德联合开发的中级轿车桑塔纳2000成功下线，并迅速地占领了国内中级公、商务用车的市场。此后的8年中，上海大众汽车亦不断根据市场变化推出“时代超人”、“时代骄子”等等系列改进车型。
　　民企开拓市场新空间
　　伴随着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增强企业活力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民营经济从破茧而出到焕发蓬勃生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不断提升。
　　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对“公有制为主体”的阐述做出了新的解释，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在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并依法加强管理。”
　　对此，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分析指出，上述文件不再出现“补充”论，提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并强调“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事实上肯定了一些地方、一些产业的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可以高于公有制。
　　1995年9月，中共十五大报告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并将非公有制经济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私营企业注册资本额从1989年的84.5亿元，迅速增长到2000年的1.3万亿元；私营企业雇工人数也从1989年的142.6万人增长到2000年的2011.2万人。
　　然而，在非公经济发展壮大的同时，也遭遇了“成长的烦恼”。即使是2005年和2010年有关部委颁布了“非公经济36条”与“新36条”，诸多民间投资依然遭遇“玻璃门”与“弹簧门”。
　　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建军表示，民营企业要进入一些行业领域必须要找到合适的切入点。“这就像国有企业想进入跨国公司垄断领域是一样的，你不能幻想着国家扶植，你必须在竞争中找到一个新的竞争点，”陈建军说，“或者是跟国企合作，或者找到这个行业新的增长点，或者是自己创新。”
　　卓勇良则指出，目前的产业政策通常以规模为导向，如地方打造亿元企业的目标往往挤占了小企业的发展空间，节能降耗和淘汰过剩产能也主要针对小微企业。
　　“未来应着眼于构建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建立不同所有制企业进入同一竞争领域标准化、统一化的法律体系，公布各个领域对民营资本开放的时间表，让民营企业有所准备、有法可依。”卓勇良称。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世景变迁的幅度之大往往让人恍若隔世。有很多事实在今天看来竟是如此的荒谬和不可思议，在1983年之前，政府明令不允许私人买汽车跑运输，一个今天已经消失的经济犯罪名词――“投机倒把”在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
　　在江浙一带，你如果骑着自行车从这个村到另外一个村，而后座的筐里装了3只以上的鸡鸭，如被发现的话，就算是投机倒把，要被抓去批斗，甚至坐牢。在温州地区，我们还找到了一份这样的材料，一位妇人因为投机倒把而被判处死刑。
　　到20世纪80年代末，买空卖空还是一个恶劣名词，茅盾在小说《子夜》里生动描写过的那些商人给人们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到1992年前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还规定不得超过5万元，否则就算是“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