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新金融观察 |
发布时间： |
2012年03月12日 15:45 |
作者： |
韩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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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011年，包括个税起征点提高、减免小微企业税负、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启动等多项改革已经启动，不过似乎很多人并没有感觉到太多的税负减少。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2012年依然提出要为个人和中小企业，特别是对需要扶持的中小企业进行减免。
在一份提交给今年政协的发言稿中，贾康再一次表达了对于新一轮税改的看法。
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贾康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身份：财政部财科所所长。
在他看来，与当前经济调控及延伸到中长期的进一步推进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客观需要相比较，结构性减税仍有加大力度、做足文章的明显必要性。
进一步减税，不只是贾康一个人的心声。
在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它毫无争议地成为代表委员们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对于减税的讨论，官方媒体也未缺席，《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更是发出"中国大规模减税时机已经成熟"的论调。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此次有关大规模减税的强烈呼声是在新一轮税改大幕开启之后出现的。
在过去的2011年，包括个税起征点提高、减免小微企业税负、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启动等多项改革已率先启动，不过似乎很多人并没有感觉到太多的税负减少。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依然提出，要为个人和中小企业，特别是对需要扶持的中小企业在税收上进行减免。
对于税收，马克思曾这样说道，"税收就是喂养政府的奶娘"。这一比喻，形象地揭示了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
毫无疑问，就我国未来的税改而言，如何制定有效、合理的税收体系，既能保持政府财政收入增幅又能惠及百姓将是一个待解的命题。
敏感的税负
在冯俏彬的印象中，以前政府对于税收上的说法是相对谨慎的，不过这样一种局面从去年开始有较大改变。"从中央文件到领导人讲话，结构性减税被频繁提到。"
作为西南财经大学财政学教授，冯俏彬将这样一种变化更多归结于"公民声音"的推动。在她看来，这几年财政收入增加得比较快，和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形成鲜明对照，而这样一种差距使得大家对此颇有微词。
财政部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接近9万亿元，同比增长22.6%。与此同时，财政收入首超10万亿元，达103740亿元，增长24.8%。两项指标远远高于GDP增速，去年GDP增速为9.2%，而201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也只有区区的8.4%。
目前各方有关税负过重的责难，在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看来，也是基于国家税收收入连续多年超过GDP增长这样的一个现实。自2003年以来，我国的GDP年增长速度保持在10%左右(个别年份除外)，但财政税收的年增长速度始终高于GDP10%-20%。
除了总量上的因素，之所以包括两会代表委员在内的公民对于税负有这么大意见，张斌认为与税制结构有直接关系，而这也决定税由谁承担。
张斌告诉新金融记者，由于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这造成大家在消费上所承担的税负也比较重。
在张斌看来，实际上我们在说税负的时候，其实也不完全是在说税收，还涉及政府的公共支出是否符合公众的预期和要求。
此前接连发生的"加班税"、"月饼税"、"馒头税"等现象，在观察家看来，正体现出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所缴的税是否应该缴，以及缴纳后的用途，"税感时代"一词，被用于描述这种情形。
"大家说税负重，可能隐含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政府拿这些钱干嘛了。如果这笔钱大部分用于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或者社会保障水平，那么同样的税负大家或许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张斌说。
税收用之于民部分过少是引起民众一提到"税"就产生抵触情绪的另一重要原因。
背后的不同
对于一个国家的税负重与不重的问题，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苏明认为不能仅仅只看它的宏观税负水平，还要看背后所隐含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水平。他告诉新金融记者，欧洲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社会福利或者说社会保障程度较高，在一定程度造成他们总体税负偏高一些。据悉，不少北欧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均在50%以上的水平。
"与其说是税收痛苦，不如说是生活压力痛苦。"冯俏彬认为，单纯比较各国总体税负高低，毫无意义。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现实情况是，同样一个税，如果让富人交了，可能也就无所谓了，或者说他能承受，但这对于收入比较低的人来说，同样的税负他可能会觉得比较重。
虽然我国总体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国际比较不能认为已经过高，但贾康认为，税制结构中的间接税比重过高、由企业承担的比重过高，同时由本有支付能力的先富阶层承担的直接税比重低到几乎微不足道水平的问题，却是应当明确指出的"显著缺陷"。
由于上述缺陷所引发社会公众的"税收痛苦"感受，以及再分配机制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负面效应，贾康建议十分需要以低收入端、小微企业端、实体经济端等为重点的结构性减税，配之以其他优化收入分配的举措，来回应公众关切和顺应民心，降低恩格尔系数较高的社会群体的税收痛苦，优化分配和再分配。
不彻底的推进
有关结构性减税的说法，曾于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正式提出。这样一个政策的最初体现在增值税"转型"上，而所谓的增值税"转型"，就是将此前的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
由于在生产型增值税税制下，企业所购买的固定资产所包含的增值税税金，不允许税前扣除；而如果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则意味着这部分税金可以在税前抵扣。
不过，这种转型似乎也有一定的外力推动。
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急剧变化的经济形势，为鼓励投资，我国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允许全国现有适用增值税行业的一般纳税人之后，增值税改革发生"换挡"，由"转型"变为"扩围"。2011年发布的"十二五"规划，明确要求"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
不过，要说新一轮税改真正开始，还要从个税改革算起。2011年3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消息，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至此，不少评论人士直呼：新一轮税改大幕拉开。而在当年随后召开两会上，两会委员曾就此展开激烈讨论。
在此之后，包括减免小微企业税负、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启动等多项改革纷纷启动，"结构性减税"不断进入公众视野。
对于新一轮税改，张斌有自己的理解。他指出，不同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所涉及的制度上的变革，之后包括增值税"扩围"试点等在内都只是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上的延续。
"很多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比如增值税，应该是消费型的，应该是全覆盖的，涉及服务业，这实际上在1994年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明确了，只不过说现在条件更为成熟了。"张斌说。
在上述的几项改革中，张斌十分看重增值税"扩围"改革的意义。"由于营业税和增值税这两个税种在我国税收收入中比重很高。光这一项就是一个很大的税制改革措施了。"在张斌来看，增值税扩围改革的实施能够切实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
不过围绕本轮改革，争议已经或者正在发生。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在政协分组讨论会上痛批高增值税。他说，现在已经不只是高档消费品国外比国内便宜，耐克鞋这些大众消费品也是如此，"我们的联想电脑在国内没有办法卖得不贵，有17%的增值税必须加到价格里面，但产品毛利率只有15%。"
据悉，这是杨元庆第二次在全国"两会"上呼吁降低税率。2011年两会上，杨元庆拿高档消费品开刀，称过高关税造成内需流失。
不只是增值税改革试点，在去年曾进行过的个税改革时至今日依然存有较大争议。有的代表委员建议继续提高起征点，有的建议与CPI挂钩，有的建议个人所得税应该按照家庭来征收。
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他的议案便是建议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改变现在以个人为单位征税的现状。
客观地说，始于2011年的个税改革打破了此前改革仅限于起征点的调整，开始涉及级次级距和税率的变动，但这距离早先给定的综合税制目标，依然任重而道远。
税收成为"靶子"
从2012年政府所提的具体举措来看，除了强调要认真落实和完善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之外，还有资源税改革和房产税扩大试点等加税措施。
在冯俏彬看来，本轮税改尽管说回应了民众的一些需求，但整体思路并不十分明确。
这样一个说法和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王明辉不谋而合。"你不能遇到问题了，才把它拿来作为工具使用。我认为，对结构性减税要有一套顶层设计和一揽子计划。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改变我国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王明辉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指出，不要把结构性减税作为一项临时性工作，它应该是一项基本的长期的财政政策。
记者注意到，一些分析人士更是毫不客气地指出，在结构性减税的背景下，财政收入的增幅却大幅度提高，增加的税收远远高于减少的税收，结构性减税本质上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加税"。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地税局局长王南健是"税改"的坚定支持者。"现在关于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我觉得如果不改革的话，企业肯定会比较痛苦，老百姓也会觉得我们的物价这么贵，最终都会归咎于税收。"王南健说。
目前，具有间接税性质的流转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占我国税收总额的70％以上，而带有直接税性质的所得税占比不足30％。"
对于整体税改的方向，作为主管部门的财政部态度有自己的考虑。在3月6日的一场记者会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指出，现在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例问题也会在改革过程中逐步加以调整，总方向是进一步增加直接税的比重，逐步减少间接税的比重。不过他强调，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不断深化改革。
改革的空间
从此前的多轮税改实践来看，不同时期的财力困境对税制改革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但从根本上看，大规模税制改革还是与经济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是经济改革推动了税制改革的进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最为典型。
据张斌透露，当时改革的一方面是解决两个比重过低的问题（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过低，中央财政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过低），另一方面就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税收制度。
也就是在分税制后，我国基本形成了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为主的间接税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还有部分财产税为主的直接税的税制结构。
应该说，现行的税制结构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加强宏观调控，进一步促进保障改善民生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那时候税制改革强调的也是效率，促进经济发展。不过，现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发生了变化，公众希望税收也有一个大的改变，另外也要求税收发挥收入分配、促进产业升级、促进资源合理利用等诸多职能。"张斌说。
在冯俏彬看来，现在税制改革动力还没有强大到对整体税制进行调整的地步。不过，可以期待的是，哪块反映强烈，哪块可能会做一些局部的改革。"不同以往，现在的改革更多的是由下向上或说由外向内来推动的。"
张斌指出，税收的基本功能是为政府筹集收入，而现在的间接税体系运行得很好，即筹集收入的功能发挥得很好，而且征管成本也比较低，但是以所得税、房产税为代表的这些直接税，要求税务机关面对直接的具体的纳税人，这样税收征管成本不仅会提高，而且能否保证税收收入的筹集也成为一个问题，有一个比较大的政策风险在里面。
在接受新金融记者采访时，张斌曾强调道，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以间接税为主体这是一个惯例，因为经济不够发达，这块收入有限，而只有经济适当发展了，才有改革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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