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落幕，新一年的经济工作大幕已经悄然开启。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之下，明年中国经济运行不确定性有所上升。近期，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纷纷聚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并解读明年中国经济的走势。日前，本报记者特别采访了多位沪上经济学教授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王建铆：财政政策必须注重“零次分配”

　　中国经济必须要向下调整在宏观经济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潜在增长率，即经济体具有的长期可持续的增长率，而宏观调控就是根据潜在增长率来运作的，当实际增长率明显超过潜在增长率，说明经济过热，经济就需要降温；当实际增长率明显的低于潜在增长率，说明经济过冷，就需要刺激经济。目前，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仍然在9%左右，而今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可能还略微高于潜在增长率，所以，宏观经济向下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向下的趋势也是不能改变的。

　　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到，经济面临下行的风险，所以，我判断中国经济还必须要继续向下调控才能够实现软着陆，否则就会出现硬着陆的状况。但目前必须意识到，宏观经济中所面临的更重要的问题是结构性失衡，中国经济过去连续十年的实际增长率都高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况是以增长质量的恶化为代价的，主要表现在：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房价收入比不断失衡，投资率不断上升等等。因此，不能说以往十年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下降将导致公平和效率两者皆缺失，如果中国经济再继续维持这样的粗放增长就必然会导致经济危机，扩展到社会和政治层面，就更有可能导致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稳中求进”是利好消息现在，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与韩国1998年之前的情况非常类似。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发生了经济危机。但是与中国相比，当年的韩国收入差距不大，经济总量较小，可以借助外部力量（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走出困境。而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大，且内部不平衡矛盾突出，外部力量爱莫能助。所以，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总基调“稳”是完全正确的。“稳”就是不能轻易改变现在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向，不能改变目前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更不能改变经济软着陆的方向。因为，这是目前中国经济困境当中，短期内能够避免危机的唯一的出路。“稳增长”是一个利好的消息，“稳”就是宏观经济政策要稳定，房地产的调控要稳定，物价水平也要稳定。

　　如果未来几年，我国的增长率能够控制在潜在增长率以下，8%或者7%的增速，中国经济也不会出现问题，只要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高速发展二三十年，中国老龄化的问题也可以全部解决了。

　　“教师下乡”是扩大内需的突破口201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高度强调了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的重要性。如果要扩大内需，除了“汽车下乡”，“家电下乡”以外，我认为还可以以“教师下乡”作为突破口。财政政策中很重要的一条内容就是要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公共服务中最重要的一项则是农村的基础教育，必须要看到城市和农村在基础教育方面的差距很大，如果中央政府在农村基础教育方面采取相应措施，将是非常明智之举。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教育本身属于一种消费，短期内，如果政府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方面的投入能够刺激消费。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政府在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又属于一种投资，人力资本的投资，而投资的回报是政府做任何一种投资都赶不上的。必须意识到，农村的基础教育的水平和城市相差特别大，这是一种严重的浪费和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对我国今后的长期发展是很不利的。2000年，我国提出政府的教育开支要达到GDP的4%的指标，但到2010年还是没有实现。所以，政府必须要提高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然而，从结构上看，我国不到GDP4%的政府教育支出，又大部分集中在高等教育和城市中，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公共资源错配。因此，政府需要扭转这一局面，增加总量和调整结构双管齐下，包括适度的压缩高等教育。

　　通过基础教育投资扩大中产比重实际上，我国在教育方面的需求是很大的，可以想象，如果中国的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以及学前教育都能达到像上海一样的水平，就会需要相当多的教师。政府在教育上花钱投资是一举两得甚至一举数得的事情。比如，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最根本的也是教育的普及，教育的均等化，通过教育来脱贫，通过教育来致富。

　　必须意识到，中国的贫富差距主要由三方面分配的偏差导致。第一方面就是所谓的“零次分配”（主要是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和人力资源有关的政府公共服务资源的分配）没有实现均等化。第二方面就是一次分配（初次分配）中生产要素配置的不合理与无效率。我国三大要素市场都有很大的问题：在劳动力要素市场有城乡户籍双轨制等一系列制度的限制；在土地要素市场也有农村和城市制度的不同；在资金要素市场也有双轨制，小企业只能靠地下钱庄，大企业可以靠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在零次分配和一次分配中，公平和效率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所以这样的零次分配和一次分配既损害公平又损害效率。第三方面才是二次分配（再分配），主要是政府对低收入阶层的各种转移支付。在二次分配中，公平和效率不可兼得，改善公平必然降低效率，所以二次分配只能起拾遗补缺的作用。三次分配当中，政府要“三管齐下”，以纠正零次分配和一次分配的偏差为主，才能解决中国的公平问题和效率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解决零次分配偏差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还可以为解决一次分配偏差创造有利条件。

　　另外，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到扩大中产阶层比重，也就是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人数。什么样的人能够进入中产阶层呢？我认为至少应该是一个接受了良好职业教育的熟练技术工人。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以及学前教育的资金瓶颈打通以后，剩下的瓶颈就是师资，所以我建议可以考虑把“教师下乡”与公务员的选拔制度联系起来，公务员必须要到乡村去做教师，才可以参加公务员选拔考试。如果通过现有的一考定终身的制度来选拔公务员，考试成绩好却不一定具有愿意做人民公仆的品德，如果把公务员的选拔机制与“教师下乡”的机制结合起来，让“学而优则仕”变为“师而优则仕”，就能够保证国家未来的公务员都有公益心，了解最底层人的生活状态。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副教授李治国：房产税推出或超预期

　　经济求稳改革求进目前，无论是外部的经济环境还是国内的经济环境都是非常复杂的。因此，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总基调不得不求稳。

　　但现在，除了经济求稳，物价求稳，整个社会局面求稳以外，还必须要意识到，“十二五”期间是我国一个战略机遇期。虽然今后中国经济还要遇到许多挑战，但目前其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面向未来的矛盾，也就是结构性失衡。这样的结构性失衡造成的持续不协调局面会越来越严重，所以，长期来看，要抓紧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在总基调求稳的情况下，稳中求进。很重要的一点是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其核心的问题是深化机制体制的改革。

　　总体来讲，无论是政府体制层面，还是经济范畴当中，以及金融运行机制方面，都需要新一轮的变革。

　　经济增速可能保持在8%左右明年的经济增速保持在8%左右没有问题，但经济在下行的时候，可能会对一些企业和行业带来比较大的暂时性压力，还可能导致就业形势更为严峻，尤其在新增就业方面，失业率可能会更突显。但较快的经济增长只能是一时的，而且从长期趋势看，人口红利可能也要经历一次拐点，资本回报率也会降低。因此，9%到10%的增长不会在下一轮的稳定经济运行中成为目标。

　　其实，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劳动力供给的大国，但经历了从2004年开始的民工荒以后，2007年更为明显。今年上半年，很多代工企业雇佣短工，几天或者当天就结算一下工资，由此也给出一个信号，劳动力市场确实出了问题，其根源则是经济出了问题。经济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外部需求下降，使得沿海城市尤其是珠三角出口企业对外需求的下降。所以，工人做短工也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失业问题。

　　财政政策到了发力时刻201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针对明年的货币政策的提法与今年没有本质上的不同，目前为止，中国货币政策仍然是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导，最关键还是要直接调控信贷规模。事实上，中国的货币政策不是预调和微调的问题，而是调节的幅度太频繁。所以，接下来，财政政策就应该发挥更多的作用。让财政政策发挥作用不是多收钱，而是需要真正把税收降下来，把税收体制向能够使得经济更好地运转的方向推进。这比货币政策转型更难，因为货币政策本身有稳定的平台，而财政政策则存在中央与地方、各部委等彼此之间的影响和协调。但整体来讲，财政政策到了应该发力的时刻，因为，货币政策已经没有太多的空间，或者调整的效果较小。另外，如果再一次借助货币政策，其带来的负面效果会越来越多。

　　其实，货币政策能够进行结构性调整的观念是一个误区，因为货币政策有时做不到调控非常精准，因为资金是无形的，货币政策很难能够全面的去控制资金的流向，而财政则可以通过区域或者行业规划来调整结构，或者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

　　所以，明年，货币政策不会突然宽松，只能看到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但这不是一个根本性的信号，资金并不会从紧张走向宽松，而会保持中性。

　　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情况下，实体经济的内在需求很难逆转，各种迹象表明全球经济还在下行，国内经济也要下行，中小企业更不要急于扩张，经营策略要有所转变。

　　房产税推出或超预期房产税可能要比预期更快出台，但以何种方式出台，目前还不确定。因为房产税的推出首先要弄清楚每个人应该有几套房子，否则就是不公平的。但即便如此，从全局来看，房价高企的局面如果不被控制，泡沫崩盘的后果将是很难想象的，因此房产税也会更快出台。

　　中国经济被房地产挟持，各个地方政府想尽快的推高经济增速，必须借助土地经济，借助房地产，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在于土地出让金，如果地方政府推出财产税或者房产税，就能够使得地方政府的长期收入有所保证。

　　为什么房价这么难以考量呢？必须要考虑当前的房价存在一个怪圈。首先，房地产牵涉到的产业链非常多，大大小小五六十个行业，不论在产值上还是对投资的占比上，房产对投资的占比都非常大。如果房价跌40%对银行业的个贷可能不存在问题，但事实上，几乎所有银行贷款的抵押物背后都以房产为主的不动产直接或间接有关。从这个角度分析，房价下跌40%，就会使得所有抵押物都要贬值，而且房地产所连接的五六十个行业的经济下行肯定是非常明显的，在抵押物贬值，利润又下降的情况下，整个经济链条，甚至整个银行体系也会出现很大的漏洞，甚至会出现坏账问题。

　　另一方面，老百姓没有其他投资渠道。所以，如果推出房产税，也要相应的把其他的税费降下来，提高整个产业环境，实业经济的环境，让更多的人觉得有希望，也不会再有太多的企业有钱就去买地，退出实体经济；老百姓也会对拥有实业背景的上市公司股票有更多的信心。所以，目前房地产仍然在博弈的过程，也存在协调的过程。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执行院长陈宪：实体经济是稳中求进的基础

　　发展实体经济至关重要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人们对金融与实体经济产业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

　　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构筑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将产生对金融发展的需求，使金融产业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这两方面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都是至关重要的。

　　时下，发展实体经济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就是实体经济并不等同于制造业。我们所说的实体经济是包括服务业的。实体经济是相对于虚拟经济而言的，二者的区分在于杠杆率，即负债与净资产之比，前者较低，后者较高，由此也意味着后者的风险较高。通常金融业的杠杆率较高，如商业银行即便满足了巴塞尔协议8%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杠杆率也在10倍以上。中国有部分房地产公司的杠杆率也在10倍左右。因此，中国在现阶段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就是要在去杠杆的前提下，让更多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专注于实业，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以及相应的金融支持，创造财富、吸纳就业、贡献社会。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实体经济还要深刻把握时代背景。也就是说，在“调结构”，抑或产业升级的背景下，我们要将创新、低碳和社会责任等要素，融入到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其实，实体经济中的创业者和企业家都深刻地感受到来自调整和转型的压力，只要价格信号没有误导，竞争环境是公平公正的，他们比谁都更愿意通过变革、创新，发展实业、造福社会。

　　营造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环境实体经济的发展当然离不开金融业的发展。问题是，为了促进实体经济发展，金融怎样才能做得更好？这次金融危机爆发，意味着市场主体失灵了，监管部门也失灵了。也就是说，金融机构没有维护好自己的健康，监管部门也没有“定期体检”，甚至在错误的假设（如有效市场假设）下，放弃了对它们的“体检”。正如IMF专家所言，“如果我们在危机前对美国进行了FSAP（金融部门评估规划）评估，或许我们能检查到‘雷曼兄弟’的风险。”当然，这里还有一个“体检”的标准问题，如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现在就需要提出杠杆率、资产负债率和流动比例等标准或行业标准的问题。有关金融监管及其标准和改进FSAP等课题，是金融危机后，加强金融体系与制度的全球治理、政府治理和大机构治理，要重新认识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还有金融创新，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问题。金融业要通过自身的创新，架起更多的资金提供方与资金需求方的桥梁，解决双方风险与收益的匹配。我们经常以缺乏抵押资产的科技产业、文化产业为例，尤其是这些产业中的中小企业（包括小微企业），探讨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途径。首先可以从技术和制度结合的意义上，提出一些具体的措施。例如，着力建设沟通实体经济企业和金融业的信息平台，增加资金（资本）提供方了解企业的渠道，改善信息不对称的状况，降低以信息成本为主的交易成本。又如，以制度创新为先导，开发和形成更适用的企业或资产估值方法，让它们的无形资产可以抵押贷款。其次，加强与此相关的机构建设，如专业性担保公司的建设，提高金融业对实体经济企业的风险识别能力，减少担保风险。又如，鼓励有能力且愿意承担风险的机构参与，像大中型企业、风投公司等，吸引更多资金来源，以满足各方对风险与收益匹配的要求。再次，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金融机构一家的事情。在这一系统工程中，各相关主体的协同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协同作用的前提，是各自作用的有效发挥。这里的重要问题是，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社会中介的归社会中介，市场中介的归市场中介，各自既不越界，也准确担当，这就能够营造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

　　2012年的发展基调是稳中求进，无论政府的政策，还是企业的谋略，都将“稳”字当头。然而“稳”不是不作为，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就是作为，更是在严格把握和控制风险的条件下“稳增长、调结构”的最好作为。

　　上海金融学院国际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肖本华：货币政策以定向宽松为主

　　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对于2012年货币财政政策的定调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回顾2000年至今的我国货币政策，“稳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间仅2008年为“从紧”、2009—2010年为“适度宽松”，其余9年均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与“从紧”和“宽松”的方向性明确相比，“稳健”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政策用语，甚至是真正的中性政策，如2005年我国的货币政策；也有可能是中性偏紧，如2011年我国的货币政策；也有可能是中性偏松，如2003年我国的货币政策。关于2012年我国稳健货币政策的实际取向，一些学者认为2012年将是我国“财政政策有为，货币政策无为”的一年，因此货币政策总体是中性的；一些学者认为2012年我国通货膨胀反弹的压力较大，因此还没到放松货币政策的时候；还有些学者认为在保增长已成为我国2012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应由从紧转向宽松。

　　工作重心是稳增长随着欧债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当前世界经济情势日趋恶化，联合国最近预测2012年全球经济不排除出现“二次衰退”情况。在严峻的世界经济形势下，近来我国国内经济也出现了通胀下行和经济增长放缓。一些机构认为，2011年经济增长率虽可“保九”，但2012年势将面临“保八”甚至“保七”的艰辛挑战。

　　经济放缓虽然主要是中国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但经济放缓幅度如果过大可能会影响后续发展、改革的各项政策基础。今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将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防通胀，调结构，保增长”变为“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稳增长”被提到首位。同时强调“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表明在通胀下行、经济增长放缓预期加强、全球各国均开始关注增长的趋势下，政策重心已经明确从“控通胀”向“稳增长”转移。

　　货币政策以定向宽松为主服务于“稳增长”这一经济工作重心，2012年我国货币政策就应该从中性偏紧政策及时转向中性偏松政策。这不是说要通过放松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有下行的趋势时，应及时放松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衰退，因为等到经济出现严重衰退时再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已为时过晚。但这种宽松绝不是2009年和2010年的“适度宽松”，更不是2009年实质上的“过度宽松”，而是稳中带松，以稳为主。

　　从协调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来看，还是以定向宽松为主，主要原因有两点：

　　首先，只有严格执行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才能够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从历史来看，简单地放松银根，并不能解决中小企业的“钱荒”问题。中小企业“钱荒”的主要原因，是流动性在不同所有制部门之间的分配问题———中国存在体制内金融与体制外金融两个分裂的市场，简单的全面宽松只会导致历史上这一幕重演。

　　其次，简单地全面放松有可能导致房地产调控功亏一篑。2011年下半年我国楼市调控初步取得成效，但这主要依赖于限购和限贷等行政手段。在负利率环境之下，假如大力推行全面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房地产的资金供应量出现明显增加，将有可能大幅刺激房地产的需求，再次导致资产价格膨胀，加大我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