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深圳商报 |
发布时间： |
2011年08月12日 06:58 |
作者： |
姜东南;李南玲;米鹏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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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商报记者姜东南李南玲米鹏民钱飞鸣
今夜，世界的目光共同聚焦年轻的中国城市——深圳。第２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将在美丽的深圳湾一个被命名为“春茧”，寓意“破茧而出”、“冲向世界”的体育中心上演。
对这场早已宣布不放烟花、不请明星、没有大型文艺表演的盛会，人们怀着“不一样”的期待：深圳将以怎样的方式向全世界展现“不一样的精彩”？
答案尚未揭晓，悬念并不存在。因为所有的猜测都毫无例外地指向同一个方向：高科技、创新、创意。
永葆创新活力是深圳最重要的城市“底色”，而在不断创新中持续高速度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正是深圳这座年轻城市最闪亮的“名片”。
一年前，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３０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充分肯定深圳不懈的创新激情，殷切希望深圳“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发挥作用”，“要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带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决打好这场硬仗”，“努力为推动科学发展探索新路”。
建立特区以来，因“杀出一条血路”而生的深圳，本身就是一块因创新而激活的热土，有着与生俱来的创新基因，创新的种子不仅在这里生根、发芽、成长，创新的基因更在这里裂变，创新的能量在这里爆发，锻造出一个“不一样”的创新之城。
“深圳质量”是科学发展的创新答卷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而立”深圳迈入新３０年科学发展历程的第一年。
决心“再造一个激情燃烧、干事创业的火红时代”的深圳人，交出的第一份创新答卷，就是以自主创新驱动，打造以质取胜的“深圳质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经济特区要带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决打好这场硬仗。”２０１０年９月６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３０周年庆祝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深刻指明了深圳经济特区必须要打好的“硬仗”。
作为“坚决打好这场硬仗”的具体行动，“快转”成为深圳市政府今年１号文件的“关键词”。《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行动计划》有着清晰的着力点，那就是推进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市委书记王荣对此的解读言简意赅：在新的发展时期，依然要努力加快发展，但更要关注又好又快，不能一味强调快，没有质量的快，不可持续。
随后召开的深圳“两会”上，许勤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站在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圳必须以新理念引领发展，以新标杆指引方向。这个新理念就是以质取胜，这个新标杆就是“深圳质量”。
“深圳质量”是“深圳速度”量变基础上的跃升，是“效益深圳”内涵和外延的扩展。“深圳质量”把速度、效益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实现从速度优先向质量优先转变，从注重经济增长向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转变，使经济更有效益、民生更为幸福、文化更具品位、城市更富魅力、生态更加美好。如何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深圳质量”是理念创新、思想创新、发展创新。
刚刚公布的深圳经济半年“成绩单”，检验着“十二五”开局之年的起步质量，也检验着“深圳质量”的发展前景。
我们从中读出底气。５２００亿元的ＧＤＰ，１０％的增幅，在“快”上虽不足以傲人，但在“好”上却独树一帜：深圳上半年工业用电量增幅仅为４．４６％，不到ＧＤＰ增幅的一半。与此同时，万元工业增加值的耗电更下降７．８％。增减之间，尽显“快转”底气。
我们从中找到后劲。不仅高新技术产业以半年５１００亿元的产值和１８．６％的增幅，彰显出深圳经济脊梁的硬度，而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更让人刮目相看。统计数据显示，互联网、生物、新能源这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半年联手实现增加值６８５．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０．４％，高于ＧＤＰ增速约１０个百分点，对ＧＤＰ增长贡献率达到２９．５％，已经迅速成长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们从中感受到潜力。今年上半年，深圳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１２２６１件，增长１４．８％；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５９５９件，增长４４％；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量３７２８件，继续高居全国首位，占了全国申请总量的一半以上。这些看似枯燥的数字背后，是鲜活生动的深圳创新故事。比如中兴，今年第一季度国际专利申请量位居全球第一；还比如华大基因研究院，收入规模将从去年的１０亿元级快速走向明年的１００亿元级；再比如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超材料”技术引领的是一个千亿元级的高端产业。
作为科学发展的深圳答卷，我们从数字之外，感受到的是“深圳质量”更为高远的目标。
６月，前海拥有了自己的“基本法”——《深圳经济特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条例》。在获得国家“准生证”一年之后，前海吹响了进军号。１５平方公里的前海，将肩负起引领深圳第二个三十年产业升级突破的新使命。十年后，每平方公里土地产出要达到１００亿，这只是直观的希望；更大的期望在于，这个被定位为“特区中的特区”，将为深圳以及珠三角乃至全国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做出示范，带动中国现代服务业的跨越式提升。
８月３日，深圳市政府正式发布了《深圳市开展国家服务业综合试点实施方案（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提出用三至五年时间初步建成体系健全、要素集聚、效率效益高、辐射带动作用强的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当中最重要的指标是，深圳服务业增加值在２０１５年将超过９０００亿，占全市生产总值的６０％。完成从“二三一”到“三二一”的战略性产业结构调整。
大哲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居留于城市。”
“深圳质量”，是经济发展的质量，更是城市生活的质量。深圳市委市政府３月末做出的《关于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以城市发展引领各项事业发展”，强化“科学发展、以质取胜，统筹规划、综合推进”的意识，加快转变传统发展模式，通过一流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形成一流的城市功能、品质、魅力，来吸引优质人才、技术、资金和信息资源，从而以高水平的城市发展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高质量的城市生活。与此相对应的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去年正式批复，同意将深圳列为全国第一个“国家低碳生态示范市”。
８月３日，中国社科院发布２０１１年《城市蓝皮书》，深圳的城市科学发展指数综合排名居全国第一，深圳的民生指数同样位居全国第一。
创新深圳的“国家队”使命
今天的深圳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在一些心存偏见的西方媒体视线中，或许深圳还只是苹果ＩＰＡＤ的代工厂，诺基亚手机的加工地，拥有举世瞩目的制造能力，正如ＩＢＭ的一位高管所感叹的那样，假如广深高速大塞车，全球ＰＣ行业也要抖一抖。
但客观的现实成就正在告诉世界，深圳早已摆脱低层次“世界工厂”的形象，而跨入众多领域的一流竞争方阵，尤其是在一些最前沿的研究领域，深圳力量代表的是世界最高端。假如广深高速再来一次大塞车，影响或许不再是简单的“抖一抖”，而是更难预料的“系统死机”。
“欧洲通信产业受到威胁，他们的害怕，因为两个来自中国深圳的名字：华为和中兴。”去年，《法国快报》在一篇报道中这样描述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崛起的力量。
翻看技术家底，今天的华为、中兴，都已跻身世界第一阵营，足以与思科、朗讯这样的国际巨头分庭抗礼。和以往动辄被指为发动“质量低下的价格战”相比，他们的全球出击让国际对手们无话可说：经过多年的技术攻坚，他们的市场拓展已从早期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升级到如今的发达国家市场，他们的生产也已从早期“彼有我有”的常规产品发展到如今“彼无我有”的高端产品。去年，华为销售收入达到２８０亿美元，中兴通讯整体销售合同额也达到１０００亿元人民币。
在最近几年的财富排行榜上，有３个深圳人先后成为中国首富。但和国内其他地区的地产大亨、矿业巨子不同的是，腾讯的马化腾、比亚迪的王传福、海普瑞的李锂，个个都是科技创富英雄。他们身后的企业，更是全世界同行中的翘楚。
今天的深圳创新企业，按照胡锦涛总书记“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要求，正在形成一个越来越庞大、越来越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群，代表国家的最高创新水平，参与到世界最前沿的创新竞争中去。他们是科技创新领域的“国家队”成员，是体现国家核心竞争力水平的“国家队”主力，也是国家赋予深圳经济特区的光荣使命。
“中国帮助严阵以待的欧洲解开疫情之谜。”今年６月７日，路透社的这电讯传遍世界。电讯的内容是，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与其合作研究小组在全球率先完成对罕见出血性大肠杆菌的基因测序，研制出相应的诊断试剂盒。
中国“帮助”欧洲！在“帮助”这个不同寻常的词的背后，体现的是无可争议的创新实力。
在生物基因技术领域，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基因测序能力全球第一，基因组分析能力全球第一。去年，华大走出深圳，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成立了北美国测序中心，西方同行纷纷惊呼“中国已成为世界基因组测序领域的巨人”，美国《科学进展》指出，“中国建立了测序能力几乎两倍于美国最大基因组研究机构的技术平台”，而“华大是可以承担大项目的少数几个世界基因组中心之一”。
去年以来，华大基因研究院在世界顶级的《自然》和《科学》杂志发表论文１７篇，还有３篇确认接收。对于科技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全球统一的认可标杆，科研成果登上上述杂志代表了世界公认的高度。
基础研究的突破，反过来又会对产业产生强有力的引领。最近３年，华大收入成几何级数增加，从最初的４０００万元迅速增加到去年的１０亿元。而这１０亿元收入，对于华大来说可能只是爆发性发展的刚开始。在研究者看来，基因产业是一个看不到边际的产业，在它的名下可以创造出很多新产业，整个产业链可以延伸到未来各个行业。比如亚洲人２万多个基因里，每一个基因都可能包含着一种新的产业。
面对看不到边际的新产业，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也在进行同样的努力。如果说华大基因是在和世界先进水平齐头并进，那么光启研究院眼下却已是独占鳌头，匹马领先。用光启研究院院长刘若鹏的话来说，光启到了哪里，超材料的最前沿就到了哪里。
超材料是什么？身为技术核心的刘若鹏直言：“虽然很难解释，但用直观的比较，超材料就是三十年前的半导体。”
这是一家突破“元素周期表”，打造平行的物质新世界的全新企业。２００９年，刘若鹏团队荣登美国《科学》杂志的超材料研究成果是６０００个微结构，去年研发成功的“电磁魔方”已经扩张到６０万个微结构，最新研发的超材料更是超过了１亿个微结构。
如今，平均每周申请发明专利２５件，年内申请发明专利过千件，光启正在形成对原创性知识材料的快速覆盖，而一个千亿级规模的新产业也在深圳雏形初现。更值得一提的，不足三十岁的刘若鹏是在深圳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特区人”，也是深圳这块热土培育出的新一代科学家。
今年７月１８日，深圳超材料产业联盟挂牌，２０亿产业基金撬动的将是千亿级的产业规模。
发力原始创新，承担“国家队”使命，深圳仍然在寻找更高更强的突破口。
今年可以投入使用的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运算能力全国第二、世界第四；
刚刚启动建设的国家基因库，将打国家基因战略资源垄断，加大生物基因产业的国际话语权；
近两年，深圳新增２家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５家国家工程实验室，４３家市级重点实验室、４１家市级工程中心、５３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和３１家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这些数字是过去３０年的总和，“十二五”期间的发展目标，则是现有数字的一倍。
２００８年，深圳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设计之都”的称号，深圳的设计师几乎获得过世界所有顶级设计赛事和国际设计展的奖项。
深圳的创新“国家队”阵容还在快速扩大之中。
深圳率先摸到了自主创新的“过河石头”
关于自主创新，在国内有很多“深圳之问”。
在严重缺乏高水平研究型高校和国家级科研院所的深圳，为什么会成长出有能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强大高新技术产业基础？
在没有国家巨额投入的情况下，华为、中兴这样的创新巨头为什么只会在深圳诞生、成长、壮大？
在各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优惠政策已经“白热化”的竞争中，综合成本已经明显不具优势的深圳，为什么对高水平创新型人才和企业仍然有着难以比拟的吸引力？
……
这许多“深圳之问”，自然是对深圳最“给力”的表扬，但对诸多的“深圳之问”作出有说服力的科学回答，才是深圳对提升全中国的自主创新水平应做的贡献。
深圳为什么能够出现华为、中兴？
深圳一位老领导曾说过，“参天大树”绝对不是在温室里能够培育出来的，更不可能在花盆中长成。一片茂密的森林，总能长出几棵大树，可以是华为，可以是中兴，也可以是其他的名字。
一位深圳企业家的话则更形象：假如你天天和世界冠军对练，那么拿个亚洲冠军会很有把握，至于全国冠军更不在话下。
道理很简单，深圳今天的华为、中兴，未来更多的华为、中兴，不仅是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拼出来的，更是在深圳这座浸润着创新意识，洋溢着创新理念，张扬着创新个性的城市里培育出来的。
不妨回顾一番华为、中兴的起家史。两者的起点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资历稍长的中兴诞生于１９８５年，靠组装电话机、电子琴赚取加工费支撑。稍幼的华为诞生于１９８８年，最初靠代理香港的小型模拟交换机“红岩”起家。
出身相似的两家企业却有着更为相似的“野心”：绝不甘心做简单的代理加工。
比如中兴，两岁就研制出第一台局用程控数字电话交换机，其后再没有偏离自主开发的主旋律；再看华为，连续多年一直是中国企业的“专利王”。
在国际市场“技术争地”，华为和中兴绝不是孤军作战。在他们的身后，是深圳数以万计的众多中小创新企业的强大支撑。过去，我们总爱用“世界最大”来褒奖“走出去”的深圳企业，然而“最大”只是产能；现在，我们常用“世界第一”来赞扬深圳企业，因为“第一”往往意味着创新，代表着突破。“深圳加工”，“深圳制造”，“深圳创造”；引进技术，集成创新，原始创新。深圳展现了两条发展的平行线。前者属于产业，后者则是创新。
２０１０年，深圳的高新技术产值超过１万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接近６０％。今年上半年，增长速度继续达１８．６％。
２０１０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全市ＧＤＰ的比重为３．６４％，为全国平均水平的２倍。在深圳活跃的风投总资金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国家最高决策层一再强调的自主创新模式，正是深圳为全国找到的“创新钥匙”。
９０％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９０％的研发人员在企业、９０％的科研投入来源于企业、９０％的专利产生于企业、９０％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９０％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环环相扣的６个９０％，是深圳自主创新模式的最好注释。
毕竟，创新从来不是一个为创新而创新的聪明者游戏，而是必须立足于满足市场需求的理性经济活动。区别于过去立足于课题、满足于论文的传统研发模式，深圳走的是一条技术研发的方向由市场选择而不是政府选择或科学家选择，创新路径从市场出发逐步向创新链的上游推进，以市场为导向形成对自主创新的内在需求，通过满足这些需求达到技术能力提升的螺旋式创新循环之路。
深圳的企业之所以能够探索出这样一条符合技术创新规律的创新模式，就因为深圳在全国最早探索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发展道路；就因为深圳的市场从一开始就是向全世界开放的国际市场；就因为深圳的企业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是彻头彻尾的独立市场竞争主体，不仅从没有人能为它保底、补亏，而且一出生就要面对国际企业巨头的在残酷市场竞争，要么自主创新求生路活着，要么因循守旧遭淘汰；更因为深圳作为新中国首个以市场为推动力的移民城市，无数不安份的灵魂，自觉形成的“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脚踏实地、追求卓越”的“创新文化”。
对于最富于创新精神的年轻人来说，包容性极强的深圳是一个圆梦的城市。“深圳梦”对于国人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唤起了被体制束缚的创造力，激发了被观念制约的想象力。
深圳独特的“创新文化”，不仅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深圳创业者，也深刻影响着深圳市委、市政府的产业管理理念。
在创新型产业的发展中，政府该扮演什么角色？有人总结说，深圳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两点，一是不干涉，二是善引导。不干涉，是尊重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善引导，是发挥政府这只“有形之手”。
下面这３个政府和创新企业的故事，或许更有说服力。
第一个故事关于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这是一段“合作”和“创富”的故事。
这家由深圳市政府和清华大学于１９９７年创办的机构，共孵化了高新技术企业６００多家，产生的经济效益超过千亿元，其中孵化和投资的上市公司达１３家。用现任院长冯冠平的话来说，研究院出色地扮演了促成科研成果产业化的“红娘”，给有创业冲动、想发掘金矿的企业递上一把高科技的“铁锹”。将时间拨回１４年前，或许只有深圳，才会对难以预测的创新未来有着那样的自信。
第二个故事关于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这是一段“出走”和“安家”的故事。
２００７年，“裸奔”离京的华大核心团队陷入“最艰苦时间”，没有资金支持，没有外界认可，当然更看不到未来。就在这个“最艰苦时间”，深圳市政府不仅慧眼看好这个年轻的团队，而且果断拿出２０００万资金，承诺给予长达４年的“支持期”，唯一的要求是每年在世界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１０篇论文。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汪建对媒体慨言：“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背靠青山，面朝大海，四季花开！”
今年６月，自然出版集团根据过去两年中国在《自然》等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数量，首次评出了中国科研实力十强城市，深圳名列第６；而在同期评出的中国前十名科研机构中，华大位居第４，仅次于中科院、清华以及中国科大。
第三个故事关于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这是一段“回归”和“出发”的故事。
“左是中兴，右是腾讯，都是世界级的深圳企业。每一天工作，我都有着冲动。”年轻的刘若鹏站在深圳市政府提供的软件大厦的办公室里，指着窗外的景色直言光启很幸运。谈及两年前从美国的回归，刘若鹏至今仍然认为表示没有第二个选择，“只有深圳”。原因很简单，深圳有强大的产业配套环境，光启的超材料能够以最快速度找到用武之地。今年７月推出的射频模块，眼下已经接到了以千万计的订单。
光启研究院的海报看似很平常：两片绿叶，根植在一块沃土之中。仔细想来，离开了沃土，再精美的绿叶也不可能生长。
三个故事，是无形之手的佳作，更是有形之手的妙笔。
推动自主创新，有形之手该干什么？用深圳市委书记王荣的话来说：站在新起点的深圳，就是要加快推动创新精神的再激发、加快推动自主创新能力的再提升、加快推动区域创新体系的再完善、加快推动创新型人才的再集聚、加快推动自主创新环境的再优化。
一连串的“再”，围绕的都是那“块”被深圳率先摸到的自主创新的“过河石头”。
将创新永远写在城市发展的旗帜上
关于深圳大运会的标志——Ｕ，有着很多种解读。
直接的解读，那是大运会的第一个字母；形象的解读，那是一张热情的笑脸；深刻的解读，那是一条微笑曲线。
经济学上也有一条“微笑曲线”，但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眼下更多的只是苦笑。
去年，中国的ＧＤＰ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但必须正视的是，ＧＤＰ总量只是发展评价的一个指标，排名的提升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人均劳动生产率低、附加值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物耗能耗高、生态环境代价高。“两低两高”时刻警醒我们：任何一种要素驱动的经济都会遇到增长的极限，资源互换模式从一开始就隐含着短期发展和长期发展的矛盾。
以ＧＤＰ为指标，中国无疑是经济大国；以技术创新为代表的核心竞争力来衡量，“经济大国”远非“经济强国”。
“要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提升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３０周年庆祝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给承担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重任的深圳，留下了“创新驱动”的殷殷嘱托。
回顾深圳３１年来的发展历程，“创新驱动”始终是深圳跨越式发展不竭的动力之源。
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到１９９５年，可以说是深圳探索自主创新之路的播种期。１９９５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了科教兴市战略，适时解决了深圳“要不要发展高新技术”的战略选择，在“没有自主创新，再多的引进也只是受制于人”的关键问题上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广泛共识。
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０年则是扶持期，标志性纲领就是１９９８年２月深圳市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这一开创了国内以系统的优惠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先河的文件，直接引发了深圳新一轮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热潮。标志性事件则是１９９９年深圳成功举办首届高交会。高交会不仅为加快科技成果的市场化转化搭建了广阔的平台，成就了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也成就了国家科技生产力的大爆发。
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５年属于壮大期。２００４年２月出台的《关于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决定》被称为“１号文件”，在全国首次提出了“区域创新体系”的整体概念，并使深圳的自主创新政策体系，从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为主，逐步向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营造综合创新环境方面全面转变。
三十而立的深圳，如今正处在一个自主创新的发力期。
２００８年，经国家发改委批准，深圳全面启动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鲜明地提出把“创新”摆在与“改革”、“开放”同等重要的地位。
无疑，国家选择深圳作为“创新型城市”的试点，是因为这座有着先行优势的城市已经率先触摸到了要素驱动的“增长极限”。人口、土地、资源和环境的“四个难以为继”，既是深圳面临的现实挑战，也将是国家未来需要面对的整体挑战；更因为深圳日渐明显的科技创新优势，已经成长为中国实现创新驱动最具实力的探路者。
巧合的是，２００８年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的残酷“洗礼”，使改革开放以来首次面对“全球化大考”的中国深刻认识到：处在产业链低端只会成为全球化竞争的牺牲品，创造自主核心知识产权、创造自主世界知名品牌，才是“稳坐钓鱼台”的唯一“法宝”。
正是在应对这场危机中，在自主创新上领先一步的深圳，成为全中国城市中最从容、最耀眼的“过冬样本”。
今年５月３０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是努力掌握国际经济竞争主动的必然要求，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利于我们充分发挥科技引领作用、在更高起点上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有利于我们抓住国际产业调整转移和生产要素优化重组的时机、加快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有利于我们有效吸引、集聚、整合创新资源，加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驱动。
在创新驱动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新阶段，深圳作为自主创新的排头兵，任务更光荣，使命更艰巨，责任更重大，需要始终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促进技术创新、知识创新与价值创造的融合，形成引领式、超越式与裂变式自主创新，以自主创新增强发展动力、推动产业升级、促进低碳发展，更自觉、更主动地把创新永远写在城市发展的旗帜上。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如此表述创新：先是出现一种新技术，接着产生扩散效应，引发一个部门、一个国家，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每一次大的经济危机常常伴随着一场新的科技革命，而每一次的科技革命又会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和繁荣的重要引擎。这是中国的机会，也是深圳的机会。
大运的“Ｕ”在微笑，为上升的微笑曲线，也为自信的深圳的创新。
结语：
在深圳特区建立３０周年之际，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给深圳出了三道考题：“过去３０年，深圳立起了什么？现在能做什么？未来３０年，深圳再干什么？”
“只有创新，深圳才能继续特下去。”《人民日报》用这样一个标题，报道深圳人民的回答。
在科学发展的今天，深圳的创新早已不仅局限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已经扩展到制度机制创新、社会管理创新的全方位、全领域。
今天深圳的创新，尽管与特区创办之初相比，也许少了一分物质上的匮乏，但却可能多了一分进取精神弱化的危险；也许少了一分突破计划经济旧体制的难度，但却可能多了一分调整既有利益格局的阻力；也许少了一分开天辟地、开荒拓土的艰辛，但却又可能多了一分解决长期积累矛盾问题的艰巨。
然而不变的，只有改革的勇气与创新的决心。
“青春的城市举行青春的盛会”，谈起大运为何花落深圳，大体联主席基里安如此表述两者的精神统一。
办一届“不一样”精彩的大运，深圳要展现的，是创新之城的实力，创业之城的激情，创意之城的活力。
今夜，深圳人在“春茧”里演绎的充满激情与速度、青春与梦想、穿越与憧憬的“不一样”的大运开幕式，或许正是创新基因在深圳最新一次的大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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