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访问
■本报记者 程小旭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 《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意见》涉及的一项内容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抓好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客观公布事件进展、政府举措、公众防范措施和调查处理结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在学界被称为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起草第一人，他是国内最早研究政府信息公开的学者之一。受原国务院信息办委托，他牵头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草案。8月3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本次 《意见》出台的背景、意义及如何贯彻执行等问题专访了周汉华。
将政务公开与政务服务相结合是很大进步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此次出台的《意见》，其背景和现实意义有哪些？
周汉华：我觉得可以从四个方面解读：第一，《意见》具有连续性、战略性。这是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一直致力于的事情，不是偶然的。
第二，《意见》的出台有很强的现实性。《意见》特别强调了要抓好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客观公布事件进展、政府举措、公众防范措施和调查处理结果。近期国内发生了7·23温州动车追尾事件、渤海漏油事件等，这个时候出台《意见》对政府处理类似重大突发事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相关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要深刻领会，要有勇气面对公众而不是遮遮掩掩。
第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2008年5月颁布以来已实施了三年多，客观地说，此次《意见》的很多内容在条例中或多或少都有涉及，在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和文件中也有涉及，《意见》的发布从侧面说明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实施中面临很多难题和挑战，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任重道远。这次两办发布文件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第四，我特别关注到《意见》有一个新意，把深化政务公开与加强政务服务结合到一起，能从根本上转变政府官员的观念。以往政府更多强调信息公开而没有提到服务，其实政务公开与服务是密不可分的。公众获取政务信息是为了获得更好的服务，政府官员只要把服务作为工作理念，真正是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就没有什么信息是不能公开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此次发布的《意见》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政府信息公开面临三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意见》提出要深入实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条例》已实施三年多了，作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起草人之一，你认为政府信息公开的效果如何，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周汉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三年多来，各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尤其是这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公众对中央单位公开 “三公”消费给予广泛关注，公众对“三公”支出可以评头论足，甚至提出一些尖锐的意见。这就是《政府公开信息条例》实施带来的巨大变化，这在三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进步很明显。《条例》在实施过程中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我归纳了四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同地方、不同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像北京、上海等地区，领导高度重视，制度措施比较得力，机构设置做得比较好，而一些省份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例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案例，这并不说明他们工作做得好，而是制度还没有落地。
第二个问题是结果不太理想。政府主动公开还没有做到，公开的信息无关痛痒，多为群众不关心、不需要的；对群众关心的拆迁、规划、征地之类的信息公开相对很少，这类信息公开起来比较难。而更难的是依据申请公开，群众不会、不愿、不敢申请公开，这种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条例》提供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机制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第三个问题是情况不太掌握。我们通过跟踪研究发现，各地信息公开掌握得不够充分，对信息公开情况把握不好。比较各地方不同的报告，就会发现一些地方的报告难于自圆其说，比如“三公”支出的数字，难以找到合理的解释。
第四个问题是制度不太配套。《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点孤军突进的感觉，没有相关制度配套，《条例》操作起来还有难度。
《意见》执行要依靠法治权威
中国经济时报：很多公众对出台 《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的看法是：政策很好，关键问题是能否得到执行，你对此有何看法？
周汉华：我对这种看法深有同感，最近这些年来，中央该发的文件也发了不少，中央领导的批示也不少，行政法规也制定了，但在实践当中，往往是执行力相对比较滞后，这种现象不仅在实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时存在，在其他领域也一样,这说明政府的执行力有待提升。
我觉得，解决执行力的问题有两个方式。一个是我国的法治建设是自上而下的推动，借助中央权威必然对推动政务公开和加强政务服务产生很大影响，我们要高度肯定它的积极意义，和它在社会转轨阶段起到的作用，在现阶段这种形式比较有效，但这种推力确实有边际效益递减问题。另一个，从长远来看，要真正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唯一的出路在于法治权威，而法治权威的建立是自下而上的过程，来自社会民众的需要和呼唤，这是推动社会变革最有力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