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各界关注的目光中，财政部公布了上半年全国税收“年中成绩单”：突破5万亿元、同比增长30%、接近于2010年全年税收总量的七成……这些都预示着今年国内财税又将迎来一个“丰收年”。然而，在上半年物价飞涨、中小企业步履维艰的背景下，如此耀眼的财税“成绩单”却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忧虑。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国内税收体系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减税能否成为未来税制改革的大方向？……这些问题正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反思
高物价中的“隐形”税负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2011年无疑是“艰难时世”。不断增长的通胀预期，不仅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压力，也让国内企业陷入“成本陷阱”。上半年CPI同比上涨5.4%，单月最高达到6.4%，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7%，这些数据都在向人们“诉说”着经济形势的严峻。
然而，也有特例。7月19日，财政部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突破5万亿元，接近2010年全年税收总收入的七成。与2008年筹措4万亿政府支出时的“焦头烂额”相比，今年的财政部门显得更加从容。但是，这样的增长带给人们的感受却有些复杂。一面是50028亿元的税收收入，一面是204459亿元的GDP，两相对比，上半年的税收增速远远高于GDP增速。在经济面临重重困境的时候，税收却高速增长，其中是否存在过量征收的现象，引起了业界的普遍忧虑。
程小姐最近刚从三亚度假回来，其实从单纯旅游的角度，夏季去三亚感受更多的是骄阳似火，但是“购物免税”成了这个城市最新的“王牌”。程小姐从免税商店里总共带回了价值近1万元的商品，虽然这远远超出了5000元的免税金额，但即便如此，与不免税的商场相比，价格还是要便宜两成。不过，回来之后，程小姐却被自己的表姐训斥了，因为免税店里买的包包与化妆品在国外价格还要便宜，而表姐近期要赴美出差，完全可以省下更多的钱。
程小姐只是近几年中国人寻求“免税”商品的一个缩影，从香港到巴黎，从美国到瑞士，中国人的购物“足迹”正向全球挺进，如果说去巴黎“老佛爷”百货的中国人还是追求奢侈品，那么去香港、澳门抢购奶粉、酱油、洗发乳的人群则令我们开始反思：国内的商品为什么这么贵？
近日，一条微博在互联网上疯狂流传：“中国，工资5000元，吃次肯德基30元，下趟馆子最少100元，买条Levis牛仔裤400元，买辆车最少30000元（夏利）；美国，工资5000美元，吃次肯德基4美元，下趟馆子40美元，买条Levis20美元，买辆车最多30000美元（宝马）。”两者反差之大令人咋舌。
统计显示，自1990年到2000年，美国几乎实现“零通胀”，自2000年至2010年，其CPI一直在2%上下浮动，换言之，在经济发展、个人收入逐年提高的同时，“低通胀”也始终相伴左右，其物价之稳定从一个细节就可见一斑：自美元诞生百余年来，美分作为最基本的货币单位，始终在市场上流通。而另一组数据是，近30年来，中国经历了1988年、1994年、2007年和2010年至今的4轮通胀，通胀高峰
CPI的涨幅分别为18%、21.9%、8.7%和当前的6.5%，这意味着货币的购买力在不断下降。
在长期观察中美物价关系的财经评论员时寒冰看来，国内商品价格被推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藏在商品里由消费者买单的额外交易成本居高不下。而最大的交易成本就是税负。
在美国，很多商品价格往往会标明价外税，而中国的商品却实行价内税的方式，消费者只能看得到最终价格，却看不到价格中有多少“隐形”的间接税。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研究国内税收多年，他举了几个例子来向人们解释这些看不清的间接税。比如，在中国商场里出售的100元女性化妆品中，会有14.53元的增值税，25.64元的消费税以及4.02元的城建税。单这三项，就占整个女性化妆品零售价格的44.19%，如果再加上生产和运输环节的间接税收，保守地说，政府税收对女性化妆品的最终价格至少“贡献”了50%以上。又比如，一块在内地售价为2700元的瑞士进口手表，将包含17%的增值税392元，30%的消费税623元，11%的关税267元。显然，政府税收对国外制造最终价格的贡献也将近6成。
“或许政府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成了物价上涨的推手之一。”韦森说，“你顺着这个逻辑推演，就知道这种价格的高企是如何转嫁给消费者的了。”
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响不论，那么，作为价格构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其中，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
推高物价的税收不仅仅体现在商品的销售环节，在运输环节上，这个问题同样存在。今年国内物价飞速上涨，虽然政府几次出台调控措施却效果甚微，往往是“按下猪肉浮起蔬菜”。而剖析这些农产品的涨价模式时，人们发现中间的物流费用有些高得莫名其妙。而推高物流成本的就是所谓的“费和税”，当前内地物流业1/3的成本来自路桥费,有数据显示，全世界14万公里收费公路，10万公里在中国，与此同时，物流业还面临着高额征税。
据了解，物流业的税负压力一方面来自大量的重复征税，另一方面也因现有税目不统一所致，比如装卸、搬运等运输类物流企业执行3%的营业税,仓储、配送、代理等服务类物流企业执行5%的营业税，但在实际操作中，运输类物流和服务类物流很难截然分开。在这两个高额成本的压力下，物流业的利润率逐年下滑，毛利率已从2000年的30%降到现在不足10%，为了维持企业运转，将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就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宽财政”催生政府投资模式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表示，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两倍。而在中国现行的税制格局下，70%以上的税收来自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环节。剩下不足30%的税收来自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收入环节。
持续10多年的神话般的税收高增长，政府财政日渐充盈。在这种情况下，高税负开始支撑大量的政府投资，而国内经济的发展模式也慢慢发生了改变。
中国经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提升产业能级，从粗放式发展切换到可持续发展，“限制产能、调控结构”成为政府的主推目标。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想解决产能过剩，限制政府投资十分关键。华师大亚欧研究所余南平认为，要想根治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除了提高行业进入门槛、加大淘汰高污染和高能耗等落后产能外，关键是要逐步改变目前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模式。“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地方保护，通过推进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加大行业整合力度，提高行业集中度和企业规模技术水平，催生行业企业按照经济预期科学调整产能的内生机制。”
“宽财政”下政府的投资欲望是不容易得到遏制的，即便是制定了调整计划，在遇到突发问题时，这种推动经济的惯性模式还是会发挥主导作用。2008年，面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令市场振奋不已，但当时就有经济学家担忧，这种由投资驱动的经济回暖“质量”不高，会让本已失衡的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更加失衡。而当时同样是面对金融危机，美国、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则大多选择了以减税为主的应对策略。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甚至不惜以史上最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实施总额高达2860亿美元的减税方案；印度政府也在2008年12月到2009年2月间，分3次公布了总额达402.6亿美元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政策，除去对出口部门的扶持以外，刺激政策多集中在扩大政府开支和减轻税负等方面。
对此，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政府的决策也属无奈之举，因为在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为了在短期内尽快提振经济，为了保证经济增速不大幅下滑，并且政策要尽快见效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投资和出口。
而在韦森看来，这主要还是国家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一种路径是选择政府主导投资拉动为主的发展策略，税负的增加无可避免，另一种路径则是通过减税的方式藏富于民，同时走上降低物价刺激内需的发展道路”。
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降低公司（企业）所得税税率等手段进行大规模的减税，这种趋势时至今日仍在继续。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各国纷纷推出各种减税新政，借以刺激消费，吸引外资，拉动本国经济增长。
据统计，从2000年到2008年，在30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除挪威等极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的综合税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有11个国家下降了15%以上，17个国家下降超过10%，所有成员国综合税率平均下降12%。这一趋势目前仍在继续，澳大利亚、德国、新西兰和西班牙等国正在考虑进一步减税。发达国家减税的特点是，在增值税税率基本保持不变甚至略有上升的条件下，大幅度地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厉以宁曾表示，在政府能采取的拉动经济措施中，排第一位的应该是减税。高昂成本的下降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最重要因素，而减税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措施，其他措施都不如减税效果明显。“有人担心减税以后税收总量会减少，但我们应了解，即使减少也只是暂时性的。减税后，税源扩大了，税基也增大了，税收总量会增加。”厉以宁表示，政府的投资是必要的，比如投在公共设施、基础设施上，这既能保证增长的后劲，又能增加就业。但政府投资所拉动的内需不是最终需求，而是中间需求。譬如，钢材、水泥等，都是中间需求。而最终需求还是出口和居民消费。
刺激经济的手段包括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两种方法，但是和大规模的政府投资相比，把收入留在居民和家庭的手中，让居民分散决策如何花钱，无疑更有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