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当代金融家 |
发布时间： |
2011年01月25日 14:52 |
作者： |
于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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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2010年12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2010年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货币政策由此前的“适度宽松”调整为“稳健”，这是我国货币政策基调的重大转向，也是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大转变。为深入探讨这一转变所带来的影响，第30期五道口议事厅以“稳健货币政策展望”为主题，邀请四位专家分析货币政策转向的背景，解读如何把握政策尺度，并建议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何配合，以实现经济结构调整这一战略目标。
【五道口议题】
货币政策为何转向“稳健”？
如何解读“稳健”的后缀“灵活”？
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配合？
进入加息周期？
【议事嘉宾】
财政部财科所金融室主任赵全厚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讲师、博士张 伟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 健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达学
主持人：
《当代金融家》杂志总策划于 江
货币政策为何转向“稳健”？
【宏观调控的指向就是要管理通胀预期，从这个角度讲，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可以理解的】
庄健：中国的宏观调控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现在变化较大的是货币政策—由过去两年的“适度宽松”转向“稳健”，这个变化主要是基于对当前通胀的认识。
2009年6月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关注通胀问题了。在中国由货币超发到通胀的传导方式较多、较复杂，很难用西方货币学派的公式准确衡量。而在西方，如果能够判断通胀将超过其目标水平，货币政策上的最重要环节就是加息，而且加息之后效果很好。只要进入加息过程，最终一定会把通胀控制在要求的水平上。许多西方国家都实行通胀目标制，中央银行紧盯着通胀，到不了目标，货币政策就一直坚持，直到目标达成。这些国家通常把通胀目标定在2%或3%，执行的效果比较明显。但是，在中国不一定要这样做，因为利率没有市场化，调整后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中国在2008年上半年之前都在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因为当时无论是输入性通胀还是国内通胀都很厉害。意想不到的是，下半年金融海啸来了。2008年9月，以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为标志，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性问题，中国不得不转变调控政策基调，“从紧”的货币政策很快变成了“适度宽松”。尽管称之为“适度宽松”，但实际上实行的是“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如果用数据说话，一个数据就是M2的增长率相当高，2009年达到了27.7%。在此之前，除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M2增长率比较高，以后都没有超过20%。另一个数据就是新增信贷规模。20022007年，每年新增贷款不过在2万3万亿,从来没有超过4万亿，2008年开始超过4万亿，2009年更是到了9.6亿，这还不算表外的，都是表内的。因此，无论是M2还是新增信贷，这样大幅的增长，一定会给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
目前中国的经济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在向可持续方向发展，结构调整也迈出了一定的步伐，但惯性的过热很容易出现，毕竟中国政府的资源调配能力和行政动员能力还非常强。对中国来说，防通胀比保增长的难度要大很多。所以，现在如果形成共识—通胀是比较严重的问题，那么当前宏观调控的指向就是要管理通胀预期，从这个角度讲，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可以理解的。
【目前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从紧的货币政策】
张伟：为什么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做出这种选择，首先要认识到央行的最终目标到底是什么？《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央行的最终目标是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个目标其实包括三个子目标，其中稳定币值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对内币值的稳定，就是维持物价稳定；一是对外币值的稳定，就是汇率稳定，还有第三个子目标就是促进经济增长。
实际上，这三个目标之间有内在矛盾。按一般经济学，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有四个—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我们央行的目标体现为三个，是矛盾的统一体，但不能简单地说这个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定得不好。
实际上，国外有些央行的货币政策比较单纯，比如欧央行，就是盯住通胀，而且很好地引入市场预期，按照一定的规则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而我们的央行在制定政策时，更加偏向于根据经济背景灵活地选择“从紧”或“从松”的货币政策。但在用词的时候，我们喜欢用“稳健”。事实上，有时候“稳健”实际上是从紧，只是从来不说成“紧缩的货币政策”；有时候，“稳健”实际上是“宽松”，但也不使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或“扩张的货币政策”这种说法。
货币政策制定的内在机制是什么？中国货币政策的治理结构与美国、欧洲不一样，我们的治理结构很特殊，比如从法律上说，央行负责制定、实施货币政策，但央行在这个过程中的权限是有限的，它主要的职责是提方案，最终的审批权在国务院。所以，这就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和发布过程中有很多的约束，政策的独立性不像美联储、欧央行那样高。而我们的货币政策目标又有三个，所以，当决策部门看重经济增长时，就把经济增长放得更靠前；如果感到通胀是主要矛盾了，就会把控制通胀放在前面。我们的货币政策目标是在来回变化的，决定这个来回变化以哪个指标作为首要目标，却并不是央行决定的，而是治理机制决定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内部治理机制的约束。
从外部来看，目前我国的汇率制度又决定了稳定币值—对内币值的稳定和对外币值的稳定—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尤其是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要维持汇率稳定，但市场预期人民币有强烈的升值要求，而且中国3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也决定了人民币确实有升值的内在要求，这就使得两个目标很难平衡。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极强的流动性，人民币有升值预期，加上中国经济高增长，其他国家的经济还没有复苏的苗头，资金会流向哪里？很显然，会流到中国来！事实表明，确实有大量的资金流到中国，导致外汇储备增长特别快。为什么外汇储备增长快？就是央行通过吸纳过多的外汇供给以稳定汇率。另一方面，我们要稳定物价，如果通过人民币存款购买外汇，必然会导致M2的增长特别快，这时候又通过发行央行票据的手段以及使用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手段收紧流动性，但这只是把增量增加的速度降低了，而不是降低货币供应量和收缩流动性。所以，现在的高通胀虽然不能说是美国造成的，但它至少是一个源头。
目前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实际上有两大约束，一是我们本身执行的治理机制的约束，这是内部的约束；二是汇率政策的约束，美国的货币政策很容易传导到中国，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甚至有时候看上去中国央行像是美联储的分行，虽然这不能说是美国的阴谋，但这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汇率制度缺乏弹性。
分析我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初步测算，我们发现，目前通过外汇渠道投放信用和货币的比例占到85%。一个真正独立的央行要靠自己的内部信用渠道投放信用。从这个角度讲，在有外部约束和内部约束的情况下，究竟实施怎样的货币政策，其实取决于我们的最终目标，而我们最终目标的内在矛盾又决定了在当前的条件下到底是选择偏紧的货币政策还是偏松的货币政策。
我认为，目前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从紧的货币政策。为什么选择从紧呢？中国的经济增长保持在10%左右，2010年的CPI可能突破3.5%，有可能超过了央行内部掌握的目标，超过了就必须紧缩。实际上，当前稳健的货币政策性质就是偏紧的，比如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收紧，直接调整商业银行的基准存贷款利率，发行央行票据等手段，整体方向上就是偏紧的，差别只在于对“度”的把握。
【“稳健”更主要体现出的是决策的信心，是一个感觉】
赵全厚：“稳健”这个提法是相对的，比如财政政策从“积极”到“稳健”，从“稳健”到“积极”，直到现在还在“积极”。1998年，发行1000亿国债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到2004年已经发行了3000亿国债，政策转成“稳健”了。后来，从3190亿的赤字不断地向下削减，到了1800亿赤字时，政策又变成“积极”了。
如果试图界定“积极”和“稳健”的话，可能没有一个绝对量的标准。2009年是赤字，2010年也是赤字，应该说都是“赤字财政”。从赤字的存在状况看,这些年我们一直可以称为“积极”。从这个意义上说，从1998年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积极的。
“稳健”这个词更主要体现出的是决策的信心，是一个感觉。财政政策方面向来是一个阶段要有一个重点。如果说财政调整，第一个是1998年提出了“公共财政”，第二个是2003提出了“民生财政”，支持的集中度不一样。1998年提出“公共财政”时，政府在盈利领域相对淡化，集中于非盈利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有财政支出的优化，财政支持重点方向的调整。
当前，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是一个国策，2011年的财政仍然主打“民生”与“和谐社会建设”，至于是否通过财税政策刺激或激励淘汰落后产能，支持环保，应该有，但政府主打的还是保障民生各方面的支出。这几年越来越强调“和谐社会”，尤其到2020年要建成小康社会，现在正在加速这一进程，财政支持肯定以“保民生，促就业”为主。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到了1998年以后，政府在促进经济大力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如以前了，逐步让位于保民生、保障公共服务。2011年之所以实行“积极”的政策,原因在于通胀。更长远看,当通胀达到3%4%，甚至4%都打不住的时候，只要中国的通胀不超过两位数，政府落实科学发展和民生取向性建设的动力就不会明显缩小，只有通胀超过8.5%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投资才有可能相对低下来。比如我们的通胀超过3%了，甚至超过4%了，到了老百姓不可原谅的时候，财政的重点就是在收入上采取临时性的措施补给低收入者。白领阶层在4%以内都是可以容忍的。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一直处于向前走的态势，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返过来再折射到货币政策的角度，我认为，在提法上，是稳健政策业可以偏松、偏紧，这些都可以，主要是看社会经济运行状况，所以，在“稳健”的后面加了一个“灵活”。比如明年GDP的走势肯定要调整，2010年是10%左右，2011年很可能就是8%了，又处于“保八”的状态。在通胀压力比较大的时候，经济增长会下来，财政收入也会下来。
【“稳健”更多的是一种修辞学上的表述;在很多情况下，管理预期通胀比管理通胀还要难为，还要重要】
王达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实际上提到了四个词—积极、稳健、灵活和审慎。这四个词中，除了“积极”比较明确外，其他的都比较中性化。
这四个词放在一起，也起到互相中和的作用。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一种状态，即2011年全球经济形势仍然有很多不确定性，而2011年是中国实施“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国内的形势也并不很好把握。2011年，中国政府可能会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整，“稳健”的提法也给除了政策调节空间，甚至上半年和下半年可能会采取程度甚至方向都不同的政策。所以，“稳健”这个词更多的是修辞学上的说法，而这个“修辞”带来的好处就是操作性强，可上可下。
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稳健”更像是一种外交的说法，大家可以进行各自不同的解读。官方并没有说要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那是市场解读的，即现在大家都基本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判断和共识。
刚才专家提到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美联储的监管里有两个目标，一个是管理通胀，另一个是保持良好的就业率。前一段时间,这两个目标都没有实现，于是美联储就推出“量化宽松”的政策，不加息。相对于美国外的全球经济,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独立的,即货币政策要“以我为主”，首先要确保“我”，然后才有可能兼济天下。
从内在的需要来讲，我们现在的确是到了应该管理通胀的时候了，而货币政策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负利率，即存款利率通胀率，在整个2010年全年都基本存在。除了对实际经济的影响之外,这对社会稳定也很不利。
其实，如果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了，通胀适度高一点也是没有问题的。假如过去几年，国民收入高于CPI的增长，甚至高于GDP的增长，那么通胀是3%，甚至是4%，都没有任何问题。这种情况下，官方和居民对通胀的容忍度会自然提高。而且，我们的经济不可能永远在非常低层次的水准上运行。如果人们生活层次提高，在正常的经济中，其物价必然有所上扬。希望有一天，我们中国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得到实质的提高，享受到欧美一样的生活水准(并且能够承受相应的物价水平)，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
但是，如果通胀超过很高的水平，出现我们所谓的“恶性通货膨胀”，这可能就不好处理了,这种情况要引起监管当局的格外注意。通胀还有一个副作用，能带来预期的通胀，比如大家预期物价会走高，就去囤货，这就会促使通胀更高。在很多情况下，管理预期通胀比管理通胀还要难为，还要重要。
如何解读“稳健”的后缀“灵活”？
【“灵活”体现在对于政策力度的把握上】
庄健：稳健里面有灵活性，这包含了很多实质的内容，稳健是大的格局，相对于2009年、2008年实行的适度宽松政策甚至是极度宽松的政策而言，现在要“相对从紧”，“稳健”实际上是和危机发生之前的年份做比较，因为那时候一直在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用货币政策“回归常态”这个说法可能更为贴切。因为从1998年到2006年，一直都在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当然，中间一段时期也采取过积极的货币政策，但常态的货币政策格局还是稳健。
比起前两年，货币政策现在紧一点了，但是这个水龙头不能一下子拧死，有些已经上马的项目不能半途而废，当然这会涉及和财政政策的协调。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经济体，无论采取哪一种宏观调控政策，都有渐进的、稳妥的要求在里面，所以，“灵活”体现在对于政策力度的把握上。
2011年上半年，“从紧”可能会继续，但下半年就不一定了。下半年，如果通胀格局控制住了，“十二五”规划一开局，很多合理的、不太合理的项目，特别是属于战略新兴产业的项目就要上马，这需要资金的支持，政策上的配合。所以，相对于上半年，明年下半年货币政策会“松”一点。至于月度间的变化要看具体的CPI走势，看工业增加值，所谓“灵活”就体现在政策的进度上；体现在月度、季度、年度的不同上；体现在货币政策的操控上，不能一概而论。
另外，“灵活”在结构调整上也会有体现，要加大对“三农”和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这是多年来一直强调的，明年可能会更加强调，因为中国经济的动力开始发生变化了，如果一直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增长将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也不符合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
【“灵活”是从四个方面而言的:工具的选择、决策的机制、政策发布的时间和政策的方向】
张伟：怎么解读“灵活”呢？
第一个就是工具的选择可以灵活多样。
第二个就是决策机制要更灵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增强。
第三个就是政策发布和执行的时间选择要更灵活。
第四个就是政策的方向和性质的选择要更灵活。周小川行长一直讲，除了利率之外，还有其他的手段，后来又出了个“池子”理论。其实，存款准备金率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存款准备金率尽管可以调整到20%或25%，但是要充分考虑这对商业银行产生的影响，以及考虑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我认为，可以加高“池子”的坝，可以多装“水”，“缺水”的时候可以“开闸”放“水”。但是，其中一些内在机制还需要认真研究，尤其不能忽视对商业银行可能产生的直接影响以及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产生的间接影响。
中国的货币政策还不能完全按照规则行事，也不对自己做一个非常强的约束，这种相机抉择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非常难，难在如何把握政策的“度”，这对执行央行货币政策的制定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就货币政策的稳健与灵活之间“度”的把握，我谈谈自己的观点。
第一,对于通胀的认识。现在实施稳健加灵活的政策，这与通胀的上升趋势有关，从数量上讲，2010年的通胀可能会达到3.5%，这是政策不得不紧缩的原因。
第二,通胀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不仅从静态上看数量，而且还要从动态上看未来趋势。在国内流动性很充足，美国导致中国产生再通胀的可能依然存在的情况下，通胀有上升的趋势。
第三,中国产生通胀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从外部角度而言，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个导火索，而中国稳定的汇率制度，人民币币值弹性不够，导致了外部流动性注入到中国来，经过一系列的传递，形成了通胀。现在的通胀更多的是输入型通胀，就是通过原材料、能源、粮食等价格上涨，造成了成本推动型的通胀。从内部角度而言，产生通胀最主要的原因与房价高涨有关。最近10年，大中城市的房价上涨带来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房租的上涨。房价上升推动租金上升，租金上升推动了物价上升，这将是未来几年通胀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最近几年，房屋的租金上涨明显慢于房价的上涨，有些房屋的租金收益率连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都达不到，一方面是房价偏高了，另一方面是租金上涨滞后于房价上涨。
总体看来，现在的通胀数量超过了目标水平，趋势还会上升，原因是成本推动的。所以，在对通胀原因的认识、数量的认识和趋势的认识的基础上，选择紧缩的货币政策，这是必然的。
在手段的选择上，要考虑到底是价格手段还是数量手段？价格手段主要是利率和汇率手段；数量手段主要是存款准备金率、央行票据；另外，就是公开市场操作，可以操作国债市场，操作外汇市场。
由于是成本推动的通胀，要谨慎使用价格手段，尤其要谨慎调整利率。如果利率再上调，将会推动成本上升，“火上加油”，通胀没有被抑制住，而经济增长却受到负面影响了。不过，可以使用汇率手段，比如，下一个阶段可以让人民币升值得更快一些，抵消因为美元贬值而导致石油、粮食、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从而减缓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总之，最关键的还是要逐步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要太强的外部约束。
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配合？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一个集中点是在政策性金融的把握上】
赵全厚：中国不断地进行宏观调控，从1993年开始，几轮过来之后，逐渐形成了中国宏观调控财政、货币空间量的问题，还有财政、货币政策配合协调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探索，希望能够找出适应中国的路子。如果从长远来说，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整必须配合以财政的协调，形成政策性金融是一个重要结合点。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一个集中点是在政策性金融的把握上，这是一个重要的点。另外，就是对于地方政府融资要适度控制，尽可能让地方政府投融资投在真正有需要的地方，并不是去支持形象工程，这需要银行和政府共同工作，建立一个良好的机制。对于未来政府参与市场，包括参与宏观调控，还需要有一个很好的长效机制。以前我们认为市场化改革已经这么多年了，市场化程度应该提高很多了，结果到2009年才发现，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还是那么强大，可见市场真正的成长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在实际配合的过程中，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会向中间走，积极的可能“积极”不起来，稳健的可能“稳健”不下去】
张伟：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如何配合是存在问题的。其实，这两种政策的提法都很好，“积极”、“稳健”这样的用语似乎总是不会出问题的。
积极的财政政策，体现在支出方面，就是增加政府购买，加大转移支付；体现在收入方面，就是减税、减费。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说，加税好加，减税很难。因为各部门要完成各项指标，政府也有指标，尤其是地方政府，它的税收、财政收入来源都是有指标的。地方政府有自己的苦衷，它们的收入来源渠道确实很少、很窄，地方政府可以发债，但它们很谨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发债也非常谨慎。
在当前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难以很好地配合。如果这样解读是对的—“财政政策偏松一点,货币政策偏紧一点”,那么,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就会产生矛盾。因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要加大支出,怎么配合加大支出？靠发债来配合吗？因为货币政策要紧缩，信贷资金就不配套，那就必然要增加税收。实际上，政府很有动力加税，包括房产税等。对于居民的个人所得税，如果减税，就要提高起征点，或者拉开级距，减少级距，等等。老百姓的呼声是减税，因为加税必然会导致老百姓的消费约束。所以，真要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会使信贷这个层面受到影响，会出现各种变相的、创新的手段，要求资金去和财政政策配套。包括高铁的建设、城市化、城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都需要资金的配合。而且地方政府对银行具有很强的引导力，比如说高铁建设，就可以依靠民间直接投资。但是，相比之下，最容易的渠道还是银行的资金，最立竿见影的形式就是信贷形式，也可能是其他创新的形式。这是因为，如果发债要到发改委审批，如果发公司债要到证监会审批，如果使用中期票据或短期融资票要到央行去提，直接融资的渠道其实并不那么畅通。
我认为，在实际配合的过程中，这两个政策可能会向中间走，积极的可能“积极”不起来，稳健的可能“稳健”不下去。
【通胀终究还是一个货币现象，如果居民的收入提高，民生问题得到解决，老百姓有能力去消费，提高了商品的流动率，这样就可以形成更为顺畅的流通，货币就可以在更大的商品池和资产池里流动，通胀率就不会那么高】
王达学：我认为，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同时体现在财政支出和收入上。我们现在可能到了一个时候，即应该考虑通过税收调节收入。目前，大家可能都有一种感觉，就是中国从国家层面上是很富裕的，在财政上基本游刃有余，但民间的收入分配得比较少，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福布斯做过一个统计，说中国的税收痛苦指数是全球第二，仅次于法国。还有人认为，法国拥有很好的社会福利，他们有税收带来的痛苦，但同时有享受税收调节所带来的快乐，而中国的老百姓基本上没有享受税收调节所带来的快乐，只有税收带来的痛苦。
目前包括税收在内的财政收入保守估计也要占到GDP的1/4以上。这就造成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国家财政越来越富、调节能力越来越强，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及个人创业的发展越来越困难。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提供了中国70%左右的就业岗位，如果它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和利润空间，雇员就很难有收入上的提高。而如果居民没有收入上的提高，就很难去增加消费。“国富民不强”的状况，也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终极目标。
当前，财政支出的一个主要方向和目标就是调整产业结构。相比货币政策而言，财政政策是可以根据实情进行更灵活调整和导向。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体现在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都是“积极”的。
2011年，房产税可能正式推出,与此同时,也可能会有一些减税措施出台，但目前没有征收房产税这么明确。从财政政策方面讲，政府应该能够有所作为，但可能要更多实现角色的转换,由主导经济变为引导经济。因为,总体而言，政府投资的效率往往是相对低的。
归纳而言，从收入的角度讲，只有减少税负，居民的收入水平才能真正提高。另外，税收调价要向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倾斜，或者说是适度让步，让这些作为就业主要提供者的企业有活力，有利润率，有能力提高雇员的收入。从支出的角度讲，我们需要国家财政政策来推动经济，它的推动就是一个引导，而不是主导，不能总是拿着一个大的指挥棒去指挥经济。从税收的角度讲，推出一个税种易，而减少一个税种难，因此加税一定要慎行。如果财政需要钱，那它可以通过发债得到。一个健康和积极的财政是需要是发债的。从债权债务人的角度看，作为债务人的政府，需要看市场上债权人的“脸色”行事，这有利于行使后者对其监督作用。从发展中国债券市场角度，这对于整个债券市场的发展会有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
回到通胀问题。通胀终究还是一个货币现象，如果居民的收入提高，民生问题得到解决，老百姓有能力去消费，提高了商品的流动率，这样就可以形成更为顺畅的流通，货币就可以在更大的商品池和资产池里流动，通胀率就不会那么高。
【企业的税负其实不是想象得那么高】
赵全厚：表面上看，我国企业的税负、老百姓的税负似乎不低，但一方面存在着名誉负担和实际负担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地方财政经常需要给予一些税收贡献大的企业以各种方式的优惠，所以税负其实并不是像看上去的那么高。现在，不少企业的税收负担事后部分通过得到财政支出的支援得以舒缓，企业交多少税，到时候返回给企业一部分。地方政府看上去很有钱，但实际可支配的规模要小，比如一个县的财政收入达到5亿人民币，可供自己支配的是1.2亿人民币，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些钱大都是招商引资或是企业交税进来的，政府完成任务之后再退回给企业。所以，在有的地方，地价都是负地价，地方政府把厂房、设备弄好后，企业进去就行了。
【消费要依赖千家万户，而老百姓的收入受限，预防性储蓄的环境没有改变，不会拉动消费。这就涉及财政上如何处理公共财政、民生财政的问题】
庄健：目前到了一个关键点，“十二五”开始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必须去面对，必须去破题。比如说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讨论了很多年，但并没有实质性突破。如果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很弱，怎么能谈到发展方式的转变呢？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调结构可能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做法，在其他国家，调结构是交给市场去做的，政府在这方面做得越多，效果可能越差，因为结构千差万别。在现代经济中，很难判断哪个行业有比较优势，有突出的发展前景，也许经过一段时间，有前景的行业就变成另外一种情况了。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多少、消费多少，全部可以量化，全部都在政府的掌控之下，如果现在还这样做，很难达到目标，而且整个经济效益也未必就能提高。
现在所谓的调结构，是从一个大的视角出发，不希望某些区域间、行业间的差别过大，差别太大就会出现问题，会埋下隐患。现在，出台了很多区域政策，最根本的、最核心的是希望通过缩小差距，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从目前的情况看，相对城乡差别和行业差距而言，区域之间的差距控制得相对较好。
我认为，非常严格意义上的调结构不会很容易实现，难度很大。比如说需求结构，过去过多地依靠投资和出口，以后要转为更多地依靠消费。消费要依赖千家万户，而老百姓的收入受限，增加预防性储蓄的环境没有改变，不会拉动消费。这就涉及到财政上如何处理公共财政和民生财政的问题。
至于产业结构调整，现在更多的是依靠重工业，这个状况还要持续很久。期望服务业像发达国家那样占到70%80%是不可能的，中国现在是43%左右。要实现这种产业结构上的转变，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现在，全球关注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气候变暖，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约束也使我们再按照传统的方式发展之路很难走得通。中国要从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发展，同时还要担负起更多的发展中大国的责任，这就需要财政、货币、科技、教育等方方面面共同改革，一起推进，这都是涉及全局和未来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总体而言，调结构要更多地让市场驱动起作用，政府要更多地起到制定规则、政策引导和宏观调节的作用。
【调整结构，涉及财政政策会更多些】
张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这两大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否可以影响到结构调整？其实，这两个政策传统来说更偏向于总量上的调控，至于调整结构方面，财政政策会涉及得更多一些，包括行业结构的调整、地区差异的调整。
货币政策包括调整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还有调整再贴现利率、再贷款利率。传统意义上，每一个经济主体、每一个区域、每一个行业，其总量调节是一样的，但目前也有转变，比如某些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可以高一些，有些可以低一些；在区域上也存在差异，受灾地区的存款准备金率可以低一些。对于利率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差异化的政策。但差别化的货币政策效果可能不好，因为经济主体可以借机套利。从根本上说，货币政策可以实现名义上的差异化，但很难起到结构调整的作用。
财政政策实际上体现为支出政策和收入政策，支出政策包括政府购买，包括转移支付，而收入政策体现为收税和收费。从财政政策的角度说，调结构是可以做到的，行业调整、区域调整都是可以做到的。重点发展哪个区域，资金配套就会更多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借助信贷政策的支持。信贷政策本意上不属于货币政策的范畴，但是国内很多人还是把信贷政策看成是货币政策。因为，央行管理存款准备金量，所以调节存款准备金就对信贷政策有立竿见影的作用。我认为，财政政策对结构调整所起的作用可以更多，包括行业调整及区域调整。
另外，很重要的是，如果要调结构，调整收入结构非常重要，如果不能提高居民的收入，因为将来整个经济的“三驾马车”将不仅仅于依赖投资和出口了，更多地要依赖于消费。
进入加息周期？
【即使2011年上半年非对称式加息两到三次，每次加25个点，不会给经济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
王达学：从货币政策角度讲，我提倡加息，而且应该尽早加，2011年年初尽量明确这件事。加息除了能修正“负利率”，还能管理通胀预期，最终会起到抑制通胀的作用。从整个宏观经济运行上看，即使2011年上半年加息两到三次，每次加25个基点左右，也不会给经济增长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在这里,我主张不对称加息，即贷款端的加息幅度小于存款端。
这样的加息会不会对银行的利润空间形成挤压？这个效应会有，但没有表面上所显示的那么大。实际上，贷款利率是可以浮动的，经验表明，每当信贷或银根收紧时，银行都会通过上浮贷款利率而扩大息差。比如2011年预计新增贷款是7.5万亿或7万亿，相对来说比2010年会有所缩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银行就会上浮贷款的利率。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银行业也到了需要转变过度依赖存贷差生存的时刻，加息可以成为促使银行发展中间业务的外部压力。
我主张不对称加息的主要原因是从支持贷款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角度考虑。如果过大地提高贷款利率，无论是流动性还是利益空间上都会伤害到这些企业，这和提高内需的目标就背道而驰了。
【要加息，但不能加得过频、过大】
庄健：虽然现在利率没有市场化，加息对抑制通胀的作用有限，但以目前的状况看，加息有它的好处，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首先是解决居民存款实际负利率的问题。自2010年2月起，消费物价指数就开始超过一年期居民存款利率，出现居民存款实际负利率的情况。居民存款实际负利率意味着居民资产将缩水,一年后取出的本金和利息将买不到目前可以买到的同样数量的产品和服务。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加息会影响银行的利润，增加企业的成本，因而反对加息。但从居民的角度，从防止居民金融资产缩水和引导通胀预期的角度看，加息是有必要的。
其次，加息有利于抑制房地产泡沫。尽管自2010年4月份以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全国的平均房价水平与去年同期比较的增幅已有逐月减缓的趋势，但接近年底在部分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又出现量价齐升的局面，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地王”现象重现。从这个角度看，加息将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和泡沫现象，从而又是合理的。
当然，加息也要慎重，目前我们很难在汇率问题上迈大步，面临着应对国际“热钱”大量流入、对冲操作导致货币被动超发的问题。所以，要加息，但不能加得过频、过大。极限当然是加到居民存款实际利率为正，但这个可能性非常小，政府还要统筹兼顾。2011年的加息可能会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要适当地宽松了。我认为，一季度肯定要加，这是对大致方向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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