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中国经济》杂志 |
发布时间： |
2011年01月17日 16:20 |
作者： |
杨正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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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贫富差距增大，到了需要遏制的转折点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关注贫富分化问题。经过十多年的累积，这一问题越来越热。今年新华社经过大范围调查后认为，中国贫富差距已经逼近"红线"，社会各界普遍担忧。
（一）与国际对比，我国贫富差距是否过大？
--居民收入差距。我国基尼系数接近0.5，在142个国家中排第30位，只低于非洲、拉美的少数国家；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为18倍，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全国收入最高10%人群和最低10%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世行认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
--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之比由80年代中期的1.8倍扩大到2009年的3.3倍，真实收入差距约为6倍。绝对差额由1978年的210元扩大到2009年的12022元，增长56倍。世界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比小于1.6，只有3个国家超过了2，我国城乡差距世界最高。
--行业收入差距。电力、电信、金融、烟草等行业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几大垄断性国有行业职工不足全国的8%，但工资总额却占55%。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行业的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1.4倍扩大到2008年的15倍，远高于美国6倍的水平。--地区收入差距。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甘肃为4.2：1，绝对差额由世纪初的4700元扩大到8720元，城市差距由7000元扩大到16000元。人均GDP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贵州之比达13倍，远高于发达国家1.5-3倍的水平。
--差距的固化与代际传承。世界银行认为，当不平等长期存在并代际遗传时，就出现了"不平等陷阱"。我国出现了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二代农民工等现象，出现了"拼爹"等网络新名词。穷二代与富二代显现出马太效应，机会很不均等，成为社会重大隐忧。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我国"民富"明显逊色于"国富"和"资富"，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改革开放初是24:18:56，目前变为31:32:37。劳动报酬与GDP之比从1983年的56.5%降至2009年的37%左右，比世界其它国家低15个百分点。相应地，企业、政府占比分别比世界平均水平高9个、6个百分点左右。我国企业工资占运营成本一般不到1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左右。
--公共服务的差异。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保三项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只有29.2%，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低20个百分点以上；教育经费不到GDP的3%，世界平均为4.8％；城镇参保率仅为60%左右，农民工仅20%左右，农民社保更少，西方国家社保覆盖面达95-100%；再分配调节不足，富人所交个税不到总量的10%，而美国为70%以上。
总之，我国贫富差距的各项指标与国际上相比，都已明显偏高。
（二）贫富差距是否合理？
我国的贫富差距，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合理性表现在：一是改革开放的积极成果。经过30年的经济高增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十分正常，收入差距不等于收入不公，这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二是市场化的正常反映。收入分配存在"先扩大、后缩小"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我国正加快向市场经济转轨，贫富差距扩大也是必然的。
但是，当前不合理的一面更加突出：一是不规范，灰色或黑色收入和财富大量存在。二是不公正。主要是户籍、身份、地位、垄断等造成大量的机会不均等。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身份和行业。三是不到位。部分人面临"就业难、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但政府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提高工资等方面都尚有不足。部分民众对有的致富手段不服，出现了心态失衡，助长了"仇富"情绪。"仇富"固然有不尊重产权、歧视商人、恨富人能人等传统心理，但一般人不仇袁隆平、姚明等人的高收入，"仇富"主要是"仇腐"与"仇不公"，仇不正当财富和为富不仁。宝马撞人、豪门盛宴、拖欠工资、带血煤窑、不交或少交税等行为，损坏了富人整体形象。
（三）贫富差距是否必须调？
从当前看，缩小差距成为民心所向。近10年来的各种社会调查都显示，贫富分化是首要的问题或最大的风险，也是连续8年来的"两会"热点，而且越到后来越热。2010年富士康员工连续自杀的事件影响恶劣，也敲响了警钟。今年5-7月《人民日报》几篇关于贫富差距的文章，引起很大反响，表明收入差距逐渐超出社会的承受力和容忍度，民众对公平公正有着强烈的期待。
从长远看，差距过大将危及国家长治久安。贫富差距成为经济社会问题的一大源头。从政治上看影响到和谐，从经济上看影响到扩大内需，从道义上看影响到公平正义。居民收入比重低、收入差距大是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日益影响到发展后劲；机会的不公平和结果的差距超过一定限度，将危害国家长远发展的道义力量。
综上所述，我国贫富差距逐渐扩大，成为民怨之根、社会矛盾之源，成为全面小康、第三步战略目标和民族复兴之路的拦路虎，迫切需要采取切实措施，扼制其扩大势头，逐步转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古今中外的美好理想和现实选择
共同富裕寄托着人类千百年来的美好愿望，是世界各国长治久安的基本途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石。
（一）从中国历史看：贫富分化是一大乱源，共同富裕是长期理想。共同富裕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价值追求，从孔子设想的大同社会到康有为的大同思想，都反映了国人对共富的持久期盼。管子讲，"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司马迁说"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民富是国家的根本。董仲舒尖锐地指出，"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会发生动乱。同时，中国人历来特别看重公正，"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影响深远。中原王朝的治乱循环与贫富差距的周期高度重合，每当土地兼并、赋税过重、徭役不断、民不聊生时，就以"均贫富"等口号起来造反，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洪秀全，不断延续两千多年的治-乱宿命。
（二）从全球现实看：贫富分化则动荡不宁，共同富裕则稳定和谐。世界各国处理贫富差距问题的经验与教训都不少。从教训看，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往往出现经济迟缓、政局动荡、民生凋敝、社会不安，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拉美和非洲。根据联合国数据，世界142个国家中，基尼系数0.4以上的有69个，0.5以上的有26个，主要是拉美和非洲国家。70年代以来拉美、中东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贫富差距大而使经济发展止步不前。贫富差距也是美国两次最大经济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从经验看，贫富差距小的国家也是社会鸿沟小、发展和谐的地区。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基尼系数超过0.4的只有美国、新加坡和我国的香港特区，但由于其财富来源比较"阳光"，社保等公共服务好，社会也较稳定。亚洲"四小龙"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也在于其及时缩小了贫富差距，或完善了社会保障体系。
（三）从理论基础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现。针对资本主义早期的两极分化，马克思明确提出未来社会将以所有人的富裕和全面发展为目的，并希望建立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压迫的美好社会。列宁缔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与美国争霸很大程度上输在民富上。毛泽东在我国第一次提出共同富裕概念，但当时绝对平均主义严重，结果是"共同贫穷"。
邓小平同志首次对共同富裕做了系统阐述：一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的。他突破了经典作家从生产目的来论述共同富裕的局限，指出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定位，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胡耀邦同志也说，改革的初衷是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是先富带后富。从我国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出发，提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沿海-内地先后发展是两个大局、"先富-后富-共富"辩证统一等思想。三是要抓住时机由先富转向共富。九十年代后他多次讲，富裕起来怎样分配是个大问题，要防止两极分化，在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要强调共同富裕。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开发式扶贫等政策方针，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十七大明确提出要走共同富裕道路，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采取了一系列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几代人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到底是民富，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同时，收入分配也是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个重点，古典经济学家关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收入的分配，福利经济学高度重视收入分配的均等，二战后风靡福利国家理论，1998年关注分配不公和贫困问题的阿马蒂亚·森获得诺贝尔奖，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提出"分配正义的天平向最不利者倾斜"等原则，经济哲学家德沃金认为，"财富的公平分配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美德"。
总之，贫富差距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都是深刻的，促进共同富裕，是我国传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结论。
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思路
推动共同富裕，要充分借鉴前30年渐进、增量改革的经验，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共同富裕。具体建议如下：
（一）将共同富裕作为战略目标。明确将共同富裕作为战略性、方向性的发展目标，将工资增长、基尼系数、社保水平、群众满意度等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完善基尼系数、财产、劳动报酬等指标的统计体系，加强对贫富差距的监测，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二）深化体制改革，保障机会公平。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完善农民工社保、农民工变市民、地产及林权改革等多种措施，逐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对垄断行业可采取征收资源附加税、限制过高工资与福利、向财政上缴超额利润、鼓励竞争等措施。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红，推动国企收益向居民转移。建设阳光政府、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把收入分配纳入法治化轨道，增加"欠薪罪"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三）改善三次收入分配，促进结果的基本公平。建设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增加财富总量与提低、扩中、调高并举。初次分配的关键是"强化制度保障，提高增收能力"。着力提高劳动报酬比重，采取工资与GDP同步增长、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教育培训、鼓励创业创收、提高劳动者的集体话语权等途径，保障工人利益。二次分配要"向富人合理增收、让穷人大幅减支"。提高对富人所得税的征管效率，适时、分步地开征遗产税、赠与税、房产税、物业税和资本利得税等。加大转移支付和民生投入力度，克服财政中的"公共服务缺位、经济建设越位"现象，适时补足养老、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等民生欠账，使低收入者生活更有希望。三次分配重在"扩大社会空间，建设公民社会"。放开、鼓励和扩大三次分配，对公益捐赠实行全额税前列支或抵扣。合理界定政府-社会-国民的界限，让更多社会管理功能回归民间社会，让更多社会组织成为政府与国民之间的缓冲带。
（四）强化宣传引导，推动贫富的互动与和谐。既要给富人宣传在任何国家高收入者纳税、承担社会责任的合理性，激发企业家的道德觉醒，更加主动地纳税或捐赠，避免为富不仁，并积极宣传富人的正面形象；也要给穷人宣传法制意识、产权意识、自强意识，化解不适当的仇富心理。促进富人与穷人的良性互动，减少误解和仇视，形成和谐互助的良好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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