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董事会 |
发布时间： |
2010年12月16日 15:31 |
作者： |
黄文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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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本刊记者 郭洪业
讨论嘉宾：
全国工商联高级研究员 / 黄文夫
香港城市大学博士、财经评论员/ 吴木銮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 苏振华
招银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高级副总裁 / 郑磊
"'十二五'规划核心是转型"的说法的确非常精辟。我以为转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二是转变政府职能。
包容性增长，其要义是共享，核心是公平，目的是和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关于"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重要提法，意味着在建设富强国家的同时，也应着力使百姓拥有更多财富，分享发展成果，这充分体现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基本要求。
无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是实现包容性增长，都需要尽快转变政府职能。尤其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关键。
政府职能如何转变，或者说政府如何转型？也就是我们到底需要市场主导下的政府作用，还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作用，是政府转型目前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按照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要求，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是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推进政务公开，增强公共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加强行政问责制，改进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完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提高政府公信力。
首先，目前政府在发展方式转变中存在职能上的缺失。主要是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过大，真正立足市场，为企业与社会提供综合性、长期性的服务跟不上。比如在经济性服务领域，为企业的人才和技术创新服务能力不足，对企业融资的服务也较欠缺。在社会性服务领域，教育供给、医疗服务等公共品的供给明显不够。
其次，政府直接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竞争或者依靠垄断特权与民争利存在诸多弊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而且主要是民营企业，政府不应当也不可能再充当经济建设的主体力量。政府要把"以行政为主体"的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为"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立足市场，服务市场，让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应当由企业和市场做的，政府不应越俎代庖。
第三，政府亟需从审批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服务者而不是审批者，其主要职责是创造市场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宏观调控。
第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方向是让人们充分享受自由，而不是由政府代替人们决策。充分调动市场和民间配置资源的积极性，让每个人有动力去创造财富，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些都需要政府缩小职能和完善职能来实现。
第五，政府需要改变价值导向。出台的包括财政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措施都要有利于转变发展方式和实现包容性增长。比如要让百姓拥有更多财富，分享发展成果，必须调整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个人收入的关系。
第六，尽快突破政府理念转变的难点。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最难的是政府改革，因为中国改革是由政府推动的，当改革要改政府自身时，难题就出现了。因此，整个政府职能的转变，应该从思想的转变开始，先要转换思想，真正树立起服务经济、服务市场的意识，然后是政策的转变，管理方式的转变。说到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领导者执政理念的根本转变。
简而言之，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是最终形成市场主导型的经济。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包容性增长，迫切需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尽早完成政府转型，也就是从生产型、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修正国企过度发育当前市场发育的最大障碍不在于政府部门的乱收费，而是过度发育的国有企业
文/吴木銮综合来说，包容性增长的提法是中国领导层对过往发展方式的反思，非常典型的是投资与消费的严重失衡。在过去的十年间，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跌至50%以下，在全球同类经济体中属于偏下水平。而1981年，我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93.4%。在这种背景下，包容性增长和均衡发展弥足珍贵。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的领导层决心很大。
要做到均衡发展，政府需要重点做到的是：
要创造更加宽松的市场环境。当前市场发育的最大障碍不在于政府部门的乱收费（这一度是个大问题），而是过度发育的国有企业。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抓大放小"原意是控制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而放活所有中小国有企业。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的界定其实并不太难。比如一些航空企业，很难放入"国计民生"的序列中。国际经验也表明，航空业完全可以由私营企业来处理。不过，现在这些航空企业大多数是中央或重要的地方国企。在"抓大放小"政策提出后大约五六年，中国政府的精力主要在于处理中小企业的"放活"。之后，出乎人们的意料，大量的国有企业重新焕发"活力"。在较多的领域内，国有企业现在的市场份额都很高。甚至连房地产行业，国有企业也占主导地位。国有企业壮大后对市场发育构成威胁。一是国有企业高层与政府政策决策层联系紧密，因此可以影响到政策制定。
政府的规则一开始就偏袒国有企业。二是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占有垄断地位，阻碍了私营企业的发展。这在成品油领域表现得很明显。
"十二五"规划应该重新反思"抓大"的政策。在一些非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国有企业要进行私营化的改造。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不能再由政府组织人事部门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来任命与管理。如果中国政府有足够的决心，应该把一些国有垄断企业进行有效拆分。
政府官员的绩效评价体系要作出实质的改革。对于政府的绩效评价，中国政府的改革是有长足进步的。一开始，政府的各种自上而下的评价并没有一套标准的规则，对一名干部的评价大多数局限于领导的印象。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地方就开始尝试引入数字化的评价体系。这套有各种权重、貌似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近年来深受批评，原因就在于这套评估体系鼓励政府的过度投资和GDP增长导向。GDP与其他各项指标关系紧密，哪怕不直接提及GDP指标，官员也可能会关注GDP的发展。比如财政增长等与GDP增长就有很密切的关系。中央在近年来有较大的动作，在"十一五"规划中就将与GDP有关的指标剔除在约束性指标之外。不过，地方官员过度追求GDP的问题仍然没有改变。
笔者的观点是，一要改善这套评价体系，把GDP相关指标排除在外；评价体系中尽量包含一些与环保、民生有关的指标、淡化GDP相关指标的作用。二要大力引入民众和下级官员的评价。发展中国家的行政改革表明，光靠内部的各种改革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需要有效地赋权予人民。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多需要改善之处。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包容性增长最重要的含义就是均衡发展。也就是平衡、妥当地处理各项矛盾和需求。公共服务的提高就是当前最重要的矛盾之一，政府多下功夫一点也不为过。
以往政府官员大部分精力主要投放于经济增长。在市场经济的早期阶段，这样的努力倒是无可厚非。不过，在我国经济增长和财政增长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今天，仅仅满足于经济增长功能显然与时代脱节。政府官员需要把大量的精力投放于教育、文化、环境保护等工作上。这也相应地要求将这些指标写入到绩效评价体系当中。
让法治回归本位如果中国社会问题积累的压力能够逐步释放而不是破坏性地爆发，经济增长的动力本身是存在的，政府应该从消灭社会不公入手，让司法、行政体系乐于接受人民的监督
文/郑磊通俗地理解，所谓包容性增长，就是将经济增长的好处惠及所有民众，是可持续的增长。其实，在发展经济学理论中，这就是"经济发展"的内涵。
改革30多年来，中国实际走的是注重GDP总量和增长率的狭义的发展之路，是唯生产力论的实践。所以，我们以资源、市场换增长，中国因此也快速成长为低附加值的产品的全球加工车间。中国的环境、自然资源受到了惨重的破坏，数以亿计的劳动者用血汗付出，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换来了充足的外汇储备。从整体上看，中国人民因为勤劳而得以在竞争异常激烈的世界市场中争取到了生存和发展空间；从平均值的统计口径看，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和提高。但是，这是大多数人用身体健康的损失和心灵的惨痛付出换来的。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和生活水平与巨大的付出并不成比例。这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方面。
中国社会存在的另一个不容忽视、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悬殊。不管用哪种方法来计算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都早已超过国际认可的警戒线。从地域上看，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更为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在城镇和农村之间存在由户口衍生出的城乡之隔，在城市内部存在着挣扎在贫穷边缘的弱势群体和少数富裕阶层的生活差距。这种差距之间积聚着巨大的社会张力，酝酿着不同社会阶层间的仇视。而所有被归为相对贫穷的人群则对权贵、富裕阶层持负面看法，普遍存在仇官、仇富心态。
中国近几年关注的"和谐社会"建设，必然要面对如何解决上述难题。包容性增长的思路是正确的，我们现在更重要的是如何去实现这样的目标。这就必须找出妨碍我们这样做的真正障碍，并去除之。中国改革开放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但在既往的环境之下形成了不同的阶级，可以粗略地分为权贵和平民。只要这样一种社会分层结构存在着，有天壤之别的社会集团间就谈不上和谐共处。
同时，一些社会减压和纠偏机制仍无法落实。例如公检法系统不仅不是独立的，而且各地公安机关直接听命于地方行政领导。法治的失灵，堵塞了老百姓千百年来形成的求助于上级领导的传统救助之路。任何一个理智清醒的人都能够明白，一个不提供压力释放出路的社会将是异常危险和破坏力难测的。
种种信息表明，中央政府了解并愿意逐步予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中国社会问题积累的压力能够逐步释放而不是破坏性地爆发，经济增长的动力本身是存在的。和谐社会也好，包容性增长也好，请从消灭社会不公入手，让司法、行政体系乐于接受人民的监督，让法治回归其本位，社会包容和谐，也许并不遥远。
保障贫困群体系列权利先发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只有民众的权利得到了保障，由此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到经济过程之中，才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文/苏振华经济先发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大致符合库兹涅茨曲线所刻画的特征：在经济发展过程开始的时候，收入分配状况会先趋于恶化，继而随着经济发展会逐步改善，最后达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但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违背了库兹涅茨曲线，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全球最快的增长速度，国民财富总量急剧增加，但这并没有带来民众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的同等提高，事实上目前的贫富差距一直在扩大。这一现象，使得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成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
包容性增长目标下，有两个现象有待解释：其一，为什么先发国家顺利实现了包容性增长？其二，制约中国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症结在哪里？
在一个完善的市场里，民众获得收入的主要方式是出让自己所拥有的经济资源，比如劳动力和其他经济资源，交换过程遵循的是市场化原则，即基于对交易双方权利的尊重和认可，以一种公平的方式自由买卖，交易价格体现的是经济要素的稀缺性程度。在经济启动的初期，一般性经济要素的稀缺性程度不高，而资本和企业家能力的稀缺性程度相对更高，这时候普通劳动者收入比较微薄，而资方所有者和企业家的收入会快速增加。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普通劳动者所拥有的资源的稀缺性程度相对上升，这一阶段他们的收入会出现快速增长，使得包容性增长得以实现。
先发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只有民众的权利得到了保障，由此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到经济过程之中，才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在今天的中国，被抛弃在包容性增长之外的群体主要是农民和城市平民。这大致是一个工作最努力的群体，为什么他们经年辛苦劳作依然收入微薄？今天中国的贫困群体系列权利的缺失，是他们被经济发展抛弃的根本原因。
在经济权利上，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农民自己没有自由转让土地的权利，只能被强制征地，征地价格不过几万而已，而真实的市场价格却是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如果农民能够自由转让土地，早就富起来了。另外，企业家才能在人群中的分布是均匀的，但农民工创业成功的例子鲜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农民工很难获得金融支持，今天中国的金融资本是不会贷款给农民的，这让农民工丧失了创业致富的可能性。
社会权利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农民和农民工所享有的本应由政府均等化提供的公共服务是远远滞后于其他群体的。社会权利是一道起跑线和社会安全网。为什么农民工不能进入垄断国企工作，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和机会，他们从小就没有接受和城里人同样的优质教育，他们贫穷的命运是在进入市场之前就注定了的。农民由于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这导致即便是再低水平的工资，农民工也不得不接受，倘若社会保障能为他们提供基本的温饱，很多人就会拒绝低工资，这样农民工的供给就会减少，从而提高农民工在工资上的议价能力。
如果说政府要在实现包容性增长方面有所作为的话，最关键的就是要切实保障尊重民众的系列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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