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董事会 |
发布时间： |
2010年10月19日 13:56 |
作者： |
马光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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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巴菲特和盖茨的中国慈善之行引发的种种争议的确令人始料不及。在他们二人来中国之前，他们宣布已成功劝说40名美国亿万富翁公开承诺捐赠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为了普泽他们的善意，他们二人准备到中国来，与50位中国富豪共赴一场"慈善晚宴"。然而，却在中国富豪中引发了诸多的猜测、不安和焦虑。
对于盖茨和巴菲特中国之行的目的，富豪们的解读显然不同，但有一个问题是大家共同关心的，也就是，盖茨和巴菲特的晚宴恐怕不仅仅只是晚宴，而很有可能是一场"劝捐"的鸿门宴，基于此担心，一些受邀的富豪婉拒了邀请，一些富豪以沉默来应对，而刚刚成为中国首富的宗庆后更是明确拒绝了盖茨们的善意。唯一的例外者是陈光标。他公开给巴菲特和盖茨写信，并在信中指出，当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把财富归还世界，是一种高尚和伟大。所以，"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不是捐出一半财富，而是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同时他也表示，他将劝盖茨和巴菲特为中国慈善事业捐款。
然而，陈光标只有一个，面对沉默的大多数，他的行为显得多少有些另类和鹤立鸡群。不管届时出席盖茨和巴菲特晚宴的富豪们究竟有多少，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中国的富豪们面对慈善的时候，感情是极为复杂的。他们除了对官方发起的大规模的捐助比较踊跃之外，对于慈善，他们大多的选项是只做不说，或者少做少说。而且，这样的态度，在富豪们中间越来越成为主流。
有财富，但不捐献，恐怕不能用是否有爱心来解释。在中国，我们看到，很多富豪面对慈善，更多的是"不敢"，是对慈善的复杂的感情。富豪们大多数选择低调行事，不愿露富，唯恐树大招风，很显然，这和中国富豪在财富积累过程中诸多的原罪有极大的关系。最近的例子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和著名学者王小鲁关于中国灰色收入的规模的争论，按照王小鲁的测算，规模应该在5万多亿，而这5万多亿的"灰色收入"，主要指的就是官员的隐形收入和富豪们隐瞒的财富。必须承认，由于转型期的制度残缺，一些富豪不可避免有一些不义之财，这使得很多富豪在选择慈善的时候，"赎罪"的不安远远多于善举带来的快感。
但并非所有的富豪都有原罪。导致今天中国慈善面临困境，还要反思我们的社会和文化。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没有形成一个宽容慈善、鼓励慈善和善待慈善的文化和理念，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以新华都的陈发树为例，当其宣布捐出其全部股权成立中国最大的慈善基金时，大多数的舆论都对陈的行为给予质疑。质疑其逃税论有之，质疑其套现论有之，质疑其想通过慈善来发财的有之。且不论其中的是非曲直，单就舆论的主导方向而论，笔者当时感到非常的寒心，退一万步，做善事总是没有错的，但即使是基于这个底线，我们的社会也没有选择接受和宽容。毋庸讳言，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财富分配不均的确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不管如何，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善待慈善行为，而是戴着有色眼镜看慈善，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病态的社会。
盖茨和巴菲特来中国"布道"，然而，中国很显然还没有为慈善做好准备，富豪、普通人乃至制度，都没有未雨绸缪地为中国进入慈善社会做一些什么。制度的障碍和门槛阻止更多人的爱心，成立一个私人的慈善基金甚至需要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级别的干部批准，鼓励慈善事业的税收和法治体系依然残缺，国人面对慈善的心理依旧复杂，的确，我们为慈善构筑了太高的心理、制度和认同的门槛。
一个人带着财富死去是可耻的，但当一个社会逼着一个人可耻死去的时候，这个社会则更可耻。相对于欧美等国，中国的慈善事业刚刚起步，可谓千头万绪。制度的完善，慈善机构的扩容和规范，慈善人才的培养，等等，但首要的，就是要营造一个善待慈善的文化，让人不再带着沉重的心理包袱去做慈善，而是将慈善作为快乐和幸福的选择。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资深律师。学术旨趣主要在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收购和公共政策，特别关注中国的转型和法治变迁。作为中国律师，执业领域主要在上市公司收购、反垄断、公司治理和证券诉讼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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