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新财经 |
发布时间： |
2010年10月11日 16:47 |
作者： |
秋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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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之初，大家认定了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是因为平均主义，由此，改革方案的设计本能地反弹到“效率”一侧。这样的改革确实带来了效率，但也导致了财富分配失衡
所有人，不管站在什么立场上，都已认识到或者承认一个基本事实：贫富分化已经是中国面临的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正因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促使很多人从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兴奋中惊醒过来，对现有的制度架构进行全面审视，并发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因为，目前的贫富分化就是政治体制不合理的产物，也唯有深层次的体制变革，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找到一个通往均富的正道。
“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存在两个平行的制度变迁趋势：一方面，上世纪50年代形成的权力控制结构有所松动，民众的自由、权利有所扩展，创造性被释放出来，从而出现了经济增长、社会文化发育和政治的部分民主化、法治化。这就是中国奇迹的秘密。另一方面，深层次的政治和经济框架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因而，权力始终没有受到有效约束。这样的权力和资本交叉持股，逐渐形成了制度化的官商合谋分利体制。
这种合谋体制产生的一个看得见的后果，就是权钱交易式的腐败，掌握着实际权力的各级、尤其是中高级政治性官员经常卷入严重的腐败中。更为严重的后果，则是公共权力私有化。在几乎所有领域，政府区别对待国民：少数人，比如公务员或投资者，享有这样那样的特权；多数人，比如农民、农民工、城市下层的普通民众的基本自由和权利遭到忽视、限制，在有的时候是被剥夺。
这种权利不平等的典型是，政府利用权力进行大规模拆迁、征地，转手与开发商进行土地买卖，政府和开发商分别从中牟取巨额利益，市民、农民应得的利益则遭到侵害。这样的土地转移过程，伴随着一次大规模的财富逆向再分配过程：有钱者发财，无钱者相对贫困。
贫富分化就是因为众多类似的财富逆向分配过程而形成的。国家统计局曾经公布，1995年，城市居民中最高收入的10%家庭和最低收入的10%家庭之间人均收入之比是6倍，2008年上升到9倍。这表明，居民收入差距在扩大。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领导的团队则指出，2005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有4.8万亿元“隐性收入”，主要发生在高收入阶层，大部分属于“灰色收入”。如果计入这笔“灰色收入”，城镇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官方公布的9倍，扩大到31倍；全国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官方公布的21倍，扩大到了55倍。这表明，群体间收入差距惊人。
上述两个因素结合，城乡居民的贫富分化更为触目惊心。改革初期，按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之比大约是2.6倍，上世纪80年代前期有所下降，此后持续扩大。2006年上升到3.3倍，至今看不到有改观的可能。
用一个更简单的数据，也可以说明贫富分化的状况：北师大教授李实领导的学术团队根据各种数据估计：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8左右，在全球居较高水平。尤其糟糕的是，绝大多数民众主观上都认为，这个社会存在严重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灰色收入”的数量也可以证明民众的感觉是有依据的。被公布出来的腐败官员的贪腐数额，更让人看到贫富分化是多么严重。
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存在贫富差距，但如果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那这个社会的制度一定出了大问题，社会也将陷入重大危机之中。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难治也。（《春秋繁露?度制第二十七》）
当代中国似乎已经进入董子所描述的危险情形。底层是普遍的怨恨，反社会事件层出不穷；拥有财富和权力的上层则是普遍的恐惧，于是，建立了“维稳体制”。双方均焦虑不安，互不信任，社会基础性秩序就是因此而溃散。
可以说，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的前景反而比以前更为不确定了。温家宝总理所说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的深义，正在于此。
均富国策按照董子之说，一个健全的治理秩序必须做到，“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如此则需要一种健全的财富分配机制，尤其是在中国语境中，需要一套“均富”机制。
这个词会让很多人担忧甚至恐惧，它会让人联想到“平均主义”，而从上世纪80年代过来的人，尤其是经济学家，对“平均主义”很熟悉，也很厌恶。主流说法是，中国人一直都有强烈的平均主义观念。
这种说法当然是荒唐的。儒家从来没有主张过平均主义，儒家的基本立场是精英主义。至于上世纪50～70年代的制度，也不是平均主义的。计划体制的本质是权力按照身份分配资源，不可能有平均，只会建立等级制。
但是，大家认定了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是因为平均主义，由此，改革方案的设计本能地反弹到“效率”一侧，很多改革措施甚至有意拉开收入差距。这样的改革确实带来了效率，但也导致了财富在不同群体、不同人之间的配置有失平衡。更不要说，权力控制财富分配过程，恶化了这样的失衡，造成严重贫富分化。
有很多人认为，这种情形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然解决。然而，社会领域中没有什么自然的东西，贫富分化不会自然地回归平衡，因为，贫富分化不是什么历史规律，当然也就不存在恢复平衡的历史规律。事实上，一个社会一旦滑入贫富分化轨道，除非付出巨大的政治努力，否则分化必会越来越严重，直到整体秩序崩溃。
政治努力的基本原则，就是均富，“均平主义”。
上世纪80年代的人批判平均主义时，通常以孔子的一句话作为靶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然而，这句话绝无平均主义之意。此话出自《论语?季氏篇》，其上下文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所说的“寡”，是指人口数量之寡少。春秋时代人口稀少，人力资源最为珍贵，贵族们竞相吸引人民。所以孔子说，人口寡少不要紧，治理者关键是要做到“政理均平”。
“均”的意思就是各得其分，“平”的意思就是相互平衡。均平主义是说，政府建立合理的制度，并公平执行法律。政府把主要精力用于维护正义，让每个人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中“各得其分”。这样，财富的初次分配大体就比较均衡。在此基础上，政府进行适度的二次分配，以缩小经济过程自然造成的贫富差距。
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儒家的均平主义在现代的运用，在台湾地区，这个治理原则就体现为“均富”理念。2005年，宋楚瑜先生在清华大学演讲中说，台湾最重要的发展成就不是“富”，而是“均富”。在台湾经济腾飞时期，收入差距是呈现缩小趋势的。蒋经国先生“执政”台湾十六年中，台湾民众所得平均增长11倍，而所得最高的1/5家庭和最低1/5家庭的差距一直维持在4～5倍以下。这与大陆过去二十年的趋势形成鲜明对比。
大陆同样需要以“均富”作为治国之策。台湾地区经验也揭示了“均富”的丰富内涵。均富国策决不意味着国有化或者计划经济。相反，它以个人自由、私人产权和自由市场为基本制度框架。一个社会如果创造不出财富，也就无富可均。
正是在此基础上，均富主义可以实现第一次分配的均衡。如果一次分配差异太大，未来的调整就很困难。而要确保一次分配之均衡，就需要确保每个人，尤其是确保穷人参与财富创造过程的机会均等。为此，必须破除一切垄断，向一切人开放一切机会，让每个人的企业家精神得以发育，透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境遇。台湾经验的本质就是小企业、家庭企业充当经济增长的主力，有一个数字很重要：本世纪初，台湾平均每18人就开有一家企业。
这样的企业结构，意味着资本与劳动所得保持相对均衡。同时，一个均富的社会是一个藏富于民的社会，因此必然是一个低税收社会。政府所获得的税收，也会主要用于向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和福利。因此，均富是一种以个人自由和市场竞争为创富机制而富有同情心的经济社会体制。
均富需要平权和政改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进入均富的轨道？
显而易见的是，目前种种制度在限制普通民众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农民本来属于低收入群体，而他们仅有的财产——土地产权，却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土地无法变成农民改善自己境遇的有效手段。因此，农民的收入提高速度始终滞后于城镇居民。在城镇，大规模的拆迁严重破坏城镇的工商业结构，大量依靠自家房屋、院落开展经营活动的家庭作坊、家庭商铺被摧毁，城管则代表寻求优美生活环境的高收入群体，不断驱赶小摊贩，使他们丧失谋生手段。这样，在一次分配环节，差距就已经非常之大。
目前的财富再分配制度也在加剧收入差距。政府从上世纪50年代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不同人口采取区别对待政策，这一点迄今没有根本改观。结果，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没有缩小一次收入分配形成的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反而在扩大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
出现这种“马太效应”式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源是，当下中国的基本制度框架是从上世纪50年代演变而来的，由集中性权力来分配一切资源。这样，按照与权力中心的距离，国民被划分成不同的等级。每个等级的权利不同，参与公共事务决策、公共资源分配的机会不同。有些人享有特权，有些人的权利则受到严重限制，甚至被剥夺，比如农民的土地产权、迁徙权、获得政府保障的权利，均被限制或剥夺。权利的等级化分布，导致了收入的绝对不均等。
要改变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的状态，走向均富，就不能不推动权利的平等，而这，就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平权，具体地说，是让最近三十年释放出来的社会新因素组织起来，进入正式治理体系中，压倒官商合谋的分利体系，控制权力运作。由此将消除特权，所有人的权利大体平等。
那么，这样的变革如何展开？也许这一变革的展开逻辑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大体相似。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宪法、法律施加给普通民众的限制被削弱，普通民众可以相对自由地参与各种经济活动，包括进入某些行业，包括自由安排自己的职业。由此，国民成为经济过程中分立而合作的经济决策主体，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支配自己的经济活动。
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与经济体制改革是相同的：让那些已经享有部分自由和权利的民众更为充分地参与公共事务治理，包括参与立法过程，参与行政、司法等决策过程，让他们成为各种类型的公共决策过程的决策主体。
由此可以看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有二：第一，每个民众均可更为自由、便利地参与各个领域、各个层级的自治。第二，各个层级的政治性代表日益真实地代表民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从而让民众意见支配立法与决策过程。
因此，自治制度发育和人大制度变革，应当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两个主要战线。如果这两方面的变革逐渐推进，那么，过去三十年市场化和社会发育所形成的新兴精英将以不同方式分享治理权，体制内外的对立将会逐渐弱化，政府治理的社会基础将会扩大，全民共和将有可能实现。民众将有能力对权力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监督，让权力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这样，财富在人群中的配置将比较均衡，政府建立的必要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可以发挥缩小贫富差距的正当功能。
如果这两方面的变革不能推展，那么，财富将仍在人群中间不均衡地分配，官民之间、贫富之间的紧张、对立无从化解，中国就可能走向温家宝总理所警告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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