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10年08月30日 07: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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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近日在北京召开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指出，依法行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核心。他要求，应加快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政府就提出了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而以制度化的形式强调自身的依法行政，则始于2004年。这年3月，国务院制定并实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决策者相信，推进依法行政，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保证，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是反腐败的重要举措。
距离上述纲要的实施，如今已经6年有余。必须肯定，这6年多来，中国法治建设在不断进步中，其中，也包括了依法行政的推进。比如，在行政立法方面，制度建设已有明显进展。被誉为中国行政立法“三部曲”的三部单行法中，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已经颁布实施，行政强制法业已经过立法机关的多次审议。又如，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及政府信息公开等方面，进步之处亦可圈可点。
当然，也要看到，依法行政的不到位，仍然是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一块重要短板。当前，依法行政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一些地方和部门不坚持依法行政、不严格依法办事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不少时候，行政权力还在不同程度上压制法律，以权代法、违法行政的乱象还在阻挠中国追求法治清明的步伐。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损伤了政府公信力，也影响了法治政府的建设步伐。
此前不久，有件事情就令人们记忆深刻。某地方政府为一起个案发函最高法院施压，以“维稳”的名义要求改变省高院的判决。这件事情，成为近来地方政府部门不尊重法律、缺少法治精神的一个典型案例。而最近多起行政权力不当干预舆论监督的事件，更增添了社会对公权力缺乏自我约束动力的担忧。
其实，针对中央推进依法行政的要求，问题不是出在认识方面，关键还是落实的不力。这种不力的情形，几乎体现在依法行政许多方面的要求中。比如，政府立法没有完全坚持依法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精神，部门立法中以部门利益“绑架”公共利益的事情，不是个案；决策过程未能有效体现科学民主决策，听证会的功能没有有效发挥，“一把手”不尊重民主原则、独断专行的事情，也不是个案；还有不少不当的行政审批项目有待继续精简，等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大众定会追问：建设法治政府何以困难重重？在我们看来，这跟中国历史上缺少法治传统不无关系。建设法治政府，本就是自上而下推动。在一个契约精神稀缺、缺少法治传统的社会里，推动难度明显增大。一些地方，特别是基层地区，由于多为熟人社会，担负公职者，容易落入“人治”的陷阱里，而对法治精神张扬不够。
更关键的原因则在于，依法行政其实就是政府自我设限、自我规范，乃至“自我革命”。而若没有强有力的外部推动力量与监督力量，“自我革命”终究是件难事。这当中，由于涉及部门的、个人的利益，法治政府的建设步伐更容易受到阻滞。正因此，我们也常说，当前突出的难题，不在于如何教育我们的民众知法守法，而在于如何依法治官与治权。建设法治政府与一些部门、一些官员不当的利益诉求相悖，故消极执行甚至暗中抵制的事情，绝不鲜见。当前的腐败形势严峻，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建设法治政府尚不到位的体现。
对于如何加快推进依法行政，中央的要求其实是十分清晰的。具体而言，就是要加强政府立法和制度建设，要深入推进科学民主决策，要严格依法办事，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要健全行政监督体系和问责制度，要强化行政首长作为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同时，中央也强调，要高度重视舆论监督，保障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因此，要建设法治政府，就必须落实上述要求。不依法行政，则权力市场经济的陷阱难以避免，则社会中的种种矛盾难以消解，则法治的清明与政治的文明只能停留于文字的憧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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