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上海金融报 |
发布时间： |
2010年07月27日 10:56 |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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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年初，各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扩张型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退出问题，不过，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断恶化，政策退出陡生变数。中国经济也明显降温。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政策导向很可能重新转向宽松。理想的宏观政策组合应该是“宽财政、紧货币”，但是，我们应该避免重复过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做法，比如再次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包括保障老百姓“免于匮乏、恐惧的自由”。
增长速度可能继续下降得益于超常的经济扩张政策和全球经济复苏，中国的GDP增长自2009年一季度之后一直稳步加速，2010年一季度增长速度达到了周期高峰，不过，二季度已经显著下降。这一变化加剧了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资本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反复。不过，投资者担心的恐怕不是单纯的增长减速，而是市场崩溃的风险。
目前看来，这样的担心似乎尚无必要，尽管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多个经济体再次出现了疲软现象，但是，全球经济发生二次危机的可能仍然非常低。
考虑到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经济增长的偏好，如果增长持续减速，今年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很可能再次发生变化。当然，政策转向不一定意味着政府会再次采取一年半以前实施的极度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决策者甚至不一定会明确宣布政策转向。但是，起码从政策实施的层面来看，今年上半年开始的收紧政策环境的努力将会停止，甚至发生逆转。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年底以前政府推出新一轮支持经济增长政策措施的可能。
紧货币宽财政如果政府采取新的刺激政策，短期内经济增长当然不会有问题，从长期来看却不见得是件好事。从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可持续增长。但是，由于我们一直不愿意牺牲增长的数量来达到改善增长质量的目的，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成功地保住了经济高速增长，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却变得更加严重，比如，投资占GDP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得以明显改善的是，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已经大幅度下降，2009年，消费占
GDP的比例也略有上升。但是，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世界经济危机，各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明显下降。危机过后，顺差会不会再次反弹，消费占比会不会再次下滑，还有待观察。
保持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支持增长模式转型，而不是支持经济增长的水平。总体看来，中国的财政状况尚算健康。目前，公共债务占
GDP的比例不到20%，即使加上所有的隐形与或有债务，其占
GDP的比例也应该在50%左右，仍然远低于美国近100%和日本200%的水平。因此，中国政府应该还有空间，将宽松的财政政策维持一段时间。
免于匮乏和恐惧关键当然在于宽松财政政策的目的。从短期看，消除结构失衡，调整产业结构，意味着有些企业将被淘汰，有些工人将会失业。从长期看更是如此，生产成本将很快上升，这同样会迫使经济结构调整。这些调整是必要的：只有不断调整，经济增长才可能长期持续。要调整，就会有成本。财政政策所能够做的就是支持产业升级换代，支持工人技能培训。
这些可以帮助企业和工人降低调整成本，使得经济转型变得更加平稳。
换句话说，如果再次增加财政投入，应该将重点转向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制度环境，而不是仅仅修建更多的机场和铁路。
有许多专家曾经将中国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与“大萧条”时期的罗斯福新政相提并论，其实这是个误解。罗斯福新政确实包括一些基础设施项目，但那并非政策重点。“大萧条”发生的时候，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占
GDP的比例只有3%，因此，政府也没有大兴土木的财力。罗斯福新政的核心是建立了一整套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保护农民收入、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权益、保障失业和退休人员福利等新制度。这其实与罗斯福的一个重要施政理念是吻合的。他认为，政策的重要目标是让国民享受言论、信仰和免于匮乏、恐惧的自由。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但如果有一整套保障制度，国民就有能力应对风险。
这一点其实对中国的当政者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如果也能够建立一套制度让老百姓免于经济恐惧的自由，那么，当经济增长减速的时候，政府大可不必不惜一切代价地保增长。
———摘自《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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