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上海金融报 |
发布时间： |
2010年07月09日 13:36 |
作者： |
张茉楠 |
| |
西部大开发再添政策性利好。世界经济危机客观上为我们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加快改革，提供了比较强有力的倒逼机制，中央适时启动内需发展战略，区域发展规划逐级展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新跨越”加速推进，中国有望进入新一轮大的增长周期。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转弯”进行时，世界经济格局在大调整大变革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积极变化的趋势，全面复苏将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原有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未来各种不确定性风险正在不断加大。国际货币体系动荡、贸易结构调整、流动性泛滥、各国公共债务约束以及全球金融发展模式修正等深层次重大问题的解决，都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实质性进展，后危机时期多极博弈格局的复杂性将使世界经济重返平稳增长轨道面临巨大挑战，中国需要多轮驱动开启增长新周期。
首先是通过区域轮动与产业轮动启动中国经济增长新周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驱动力是工业化、城市化释放出的巨大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生产力能量。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区位优势各异，在经济规模、发展水平上的互补性发展是其它国家所不具备的比较优势。那么在中、东、西、北各区域整合和轮动的过程中，资源配置、产业分工、基础设施建设、原材料供应、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范围都将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一系列需求扩大、结构升级、经济增长的循环，会真正从区域“发展红利”中获取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
那么产业轮动的路径如何选择？可以说，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一般制造业到高科技先进制造业，将是未来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两大方向。“中国制造”的战略重点已非过去的加工贸易/轻工业的低端制造，而是占领装备制造业、信息技术产业、航空航天等全球战略产业的高端。因此，产业关联度高、需求弹性大、资金技术密集的先导产业不仅决定了中国工业拓展的范围、深度和效率，也必将对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改变世界失衡格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这里涉及两个着力点。第一，整合壮大战略性大产业。关注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命脉的大产业，构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装备制造业、信息产业、航空航天制造业、物流产业等现代工业体系，这是国家长久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
第二，发展资源性大产业。中国资源丰富，在矿产、农林、海洋、生态等多个方面具有优势。要坚持以“资源换产业”、以“资源兴产业”的发展理念，积极重组大企业集团，深度开发和利用各地具有优势的资源，延长产业链，培育自主品牌，提高附加值，实现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转化。
其次是稳步推进中国金融经济的整体布局。首先，金融危机可能提前催生两大基础（理论和估值）体系的构建。要敢于挑战西方经典理论，强大的经济一定要有一个强大而科学的经济理论的支持。中国在大国崛起中，需要建立自己的经济学和金融学体系，要符合中国国情，不能盲从。另外就是必须建立中国自己的、科学有效的资本/资产估值定价体系，以及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合理定价机制，这样不仅能够避免价值虚高和估值不足，发挥资本/资产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避免经济发展过多地受到国际定价体系和价值体系的牵制。
其次，优化金融体系结构，促进金融转型。应该说，中国要成为金融大国、金融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近年来中国金融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内金融机构从资本充足率、治理结构、盈利水平等方面，都较过去有了较大提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金融总体还处于潜化阶段，金融体系资本利用效率不高，金融机构竞争力弱，缺乏金融资产的科学定价体系和机制等，制约中国金融的发展。当前，可以因势利导推动金融体系由间接融资主导向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举的结构性转型；金融类型由一般商业金融向商业金融、能源金融、农业金融、创业金融等政策性金融并举的三大转型，这些都是推进中国金融深化的发展方向。
再次，借助金融危机的契机，加快中国资本的全球化战略布局。中国资本要在全球失衡中寻求破局，变“危”为“机”，积极展开包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在内的“中国资本”的全球化配置，这不仅是破除中国在全球贸易分工体系与金融分工体系中处于劣势的关键抉择，更是提高资本投入产出效率，推进经济增长向集约化转型的必由之路。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