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时代周报 |
发布时间： |
2010年07月01日 14:36 |
作者： |
吴晓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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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到“民间”，从管理者转变为真正的参与者，公益事业是王振耀不变的追求。
自6月21日有媒体传出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辞职、受聘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的消息后，外界的猜测就没有停止：性子直，太“另类”；想法太“超前”，在目前体制内无法实现……“我觉得在现在的公民社会中，回到民间也许能为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王振耀倒是很坦然。从“政府”到“民间”，从管理者转变为真正的参与者，公益事业是王振耀不变的追求。
王振耀不爱喝酒。但是6月28日这天晚上，他却喝了近三两白酒。
自1982年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20年间，王振耀甚少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母校。这一天，他再次回到天津，故地重游，还和几个校友小酌了几杯。无奈酒力有限，没多久，他就满脸通红，不得不提前离席。
“看来，振耀最近的压力确实不小啊！”在座有人说。
“是啊，比原来累多了。”王振耀摆摆手，却又露出标志性的微笑。
离开是为了实现理想
“这段时间振耀可是出名了！”同为南开77级毕业生、现天津行政学院院长祝宝钟开玩笑似地说。
自6月21日有媒体传出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辞职、受聘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的消息后，关于他的报道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记者来了一批又一批，少说也有十几家媒体了。”尽管此前王振耀也因敢言而成为最受媒体记者欢迎的官员之一，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离开竟然也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
在外人看来，56岁的王振耀官至司长，本来还有三四年便能光荣退休，而后能享受稳定的退休待遇。他在此时选择离开，着实令人费解。
有人说，王振耀是个在官场特别“孤独”的人，性子直，太“另类”，因此选择离开；也有人说，王振耀的一些想法太“超前”，在目前体制内无法实现，于是回到民间；甚至还有人猜测，是不是因为他对媒体“说了太多”……
面对这些猜测，王振耀只是耸耸肩膀，笑着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选择离开，只是为了实现理想。“我觉得在现在的公民社会中，回到民间也许能为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贡献更多。”
事实上，王振耀要走的决定，并不是一时之间的头脑发热。
李连杰在去年11月壹基金做“典范工程”时，首次提出在中国做慈善研究的想法，但一直到今年3月，壹基金和北师大联合开办研究院的想法才被确立下来。
然而要找一个合适的院长并不容易了。要在行政体系、企业和社会慈善团体中都有威望、得到认同的人太少了，更何况还需要一定的学术背景。而草根出身、在体制内有多年行政经验、被称为“专家型官员”的王振耀无疑是“不二人选”。
因此，从去年底开始，壹基金和北师大就轮番来“动员”王振耀。“经不住他们的软磨硬泡，我也确实很乐于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才动了心。”
但王振耀坦承，自己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的。“我如果在体制内退休，工资确实比较高，还有公务员医疗保障的待遇。这些都让我犹豫过。”
然而真正让王振耀下定决心离开的，却是近期频发的屠童事件。“我是搞儿童福利的，这样的事件暴露了我们这个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可以说，屠童事件是让我离开的加速器。更何况，待遇什么的都是身外之物。说到底，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那些高校的教授们不一样活得好好的？”
因此，4月底，王振耀向组织递上了一纸调离申请，在领导和同事意外的眼光中，从此告别“官员”的身份。
与公益事业结缘
熟悉王振耀的人都说，振耀辞官，转做慈善研究，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生于河南农村的王振耀，在从政之前，当过兵，也当过乡村教师。研究生毕业后，他进入著名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奔走在中国乡村。1988年，民政部组建基层政权建设司，时任司长就是现任民政部部长李学举，王振耀任农村处处长，一路见证了基层民主选举制度的诞生与发展。
如果说在这些基层工作经历的影响下，本就出身草根的王振耀天然地对最底层人民的生活特别关注，那么他后来先后在救灾救济司以及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的工作则可以被看做是由这种关注直接推动而来的。
2001年夏，王振耀担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任务是推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灾害管理制度的建设。在当时的机构改革浪潮中，下岗失业工人增多。如何用最快的速度让不稳定因素稳定下来，成了摆在王振耀面前的首要问题。
“我的任务就是救济最穷、最需要帮助的人。”当时，民政部低保司尚未成立，王振耀几乎每天都要直接和穷人打交道，听取他们的意见、处理他们的问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城市医疗救助制度等一系列基层社会保障制度就是由王振耀先后推动建立起来的。
2005年，王振耀率先提出用5年努力，争取使我国人民捐款数额接近或达到年人均50元的目标，力争使我国的慈善年捐款额达到500亿元的慈善事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钱在我们这儿，力气在我们这儿，我们一人凑一元钱，每人贡献一小时，只要我们稍微行动起来，做一点点联合，就会形成非常大的声势，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
但王振耀本人也没想到，在被称为“中国慈善事业公益元年”的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瞬间将这些一点点联合在一起，曾经被认为是天方夜谭的目标被远远超越。这一年，中国的慈善年度捐赠额达到1000亿元。
“汶川地震确实是我国慈善事业的一个分水岭。”时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的王振耀亲眼见证了民间慈善事业的突然爆发。“除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钱物捐赠之外，有无数来自各地的人放下一切，来到灾区当志愿者，让人感动。”
2008年9月1日，原民政部慈善协调处升格为“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王振耀出任司长。在不到两年的任期内，王振耀提出要建立与中等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的理论，并正在直接推动中国福利制度、特别是养老服务产业的规划与发展。同时，目前中国已注册的慈善组织数量已达到1600多家。
“慈善不能等政府”
“可是，很多事情，包括公益事业，不能一直等着政府来行动。慈善的本质还是在民间。”在体制内工作了20多年的王振耀感慨，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想让一个行政机关不间断地产出现代标准的公共服务体系的要求显然过高。“受到体制内的一些制约，政府的行动力是比较慢的。但是民间慈善的反应则可以很快。尤其是富人捐款，很容易见到效果。”
因此，在出任公益研究院院长的第一天，王振耀就通过媒体呼吁，号召亿万富翁每年捐100万。“按照我的计算，如果所有亿万富翁都行动起来，加上民间的慈善捐款，这个数量每年可以达到2000亿人民币，可以解决很多社会问题。”
但是，王振耀也反对用公共权力强制性地逼迫富人进行捐款。“这需要社会上有善意的压力。”
“善意的压力”，是王振耀在接受采访中一直不断反复“念叨”的词。他向举例：在英国，每年11月11日是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一天，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购买一朵罂粟纸花戴在胸前作为纪念。每朵花一英镑，募集的资金是给退伍老兵及阵亡将士的遗孀们的善款。
“大家都自发地捐赠这一英镑，以至于到了那天你不戴罂粟花就会觉得不好意思。这就是善意的压力。”
“同时，我们可以考虑对这些行为给予一定回报，比如政府在税务上的一些经济利益回报、社会给予他们口碑上的回报等，这种宣传也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好的氛围，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王振耀认为，受目前中国文化的影响，国内慈善事业仍然比较落后。另外一个现实问题是，民间的慈善机构从建设质量到管理水平都不尽如人意。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更加需要在这方面进行鼓励和推广，培养慈善事业专业人才等等，以实现整个社会的“幸福转型”。
王振耀表示，现在的发展趋势是公民社会、特别是公益社会将越来越强大，因此社会应该和政府之间形成一种积极的良性互动。“要自己积极行动起来，而不要老等政府来解决问题。”
“对于很多公益界人士来说，王振耀辞官就任北师大公益研究院院长的消息是一个好消息，有这么一位来自体制内而对体制外充满同情的行动型学者，我们可以期待他带领的团队能演绎出更多的有可行性也有高度的方案与设想出来。要说遗憾，就是在体制内少了一位很熟悉公益而且充满使命感的高级官员，多少觉得有点可惜。”与王振耀相识多年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在博客上如此写到。
从“政府”到“民间”，王振耀的身份已从公益事业的管理者转变为真正的参与者。对这种角色转换，王振耀还在积极适应之中。
“确实有压力，关键是以前国内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我们是第一家。现在研究院成立了，牌子打出去了，但是具体的工作方式、平台制度都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现在最迫切的是需要尽快拿出一个方案来，真正以一个民间的机构为公益事业和公民社会做些事情。”
“我喝酒不行，抽烟也不行，只能做这种事情了，还被别人说我是‘另类’。”王振耀幽默地对记者说。“不过，我觉得‘另类’是个褒义词，说明我和别人不一样。能给大家当实验品，我很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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