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经济参考报 |
发布时间： |
2010年05月19日 09:34 |
作者： |
方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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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石小敏
石小敏：“经济改革这条腿往前滑，政治改革这条腿抬不起来，就形成劈叉，站不稳了。”
人物简介
石小敏，生于1950年8月。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高级经济师。
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83-1991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1991至今，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工作，历任调研室主任、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会长。
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运行与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现代化探索历史进程中的复杂性、曲折性与规律性有切身的体会与认识。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168期日前召开。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石小敏发表题为“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的主题演讲。在谈到中国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时，石小敏强调，中国突出的结构问题是贫富分化问题，而解决这一矛盾还是要依靠改革。
中国突出的结构问题是贫富二元
石小敏说，现在全球都在调结构。比如美国，它的消费率在下降，储蓄率在上升，它在加大对新能源、新技术的研究。但是国内学者更关心的，是中国怎么调结构。这不是一个新话题了。在“十二五”制订之前，争论比较多的就是保增长和调结构孰前孰后、孰轻孰重的问题。后来还是选择把稳增长和调结构更好地结合起来。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们认为调结构比保增长更重要。
中国现在的结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现在一般认为，中国的结构问题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主要是消费不足。大家现在谈消费一般用居民消费率占比这个数据说明问题。中国居民消费率占G D P比重是35%左右，近几年来大体都在这个水平上，有时高一点，有时低一点，比发达国家平均低20个百分点以上。消费率这么低，大家对形成的原因达成了共识：就是收入分配严重不公正。中国是一个二元社会，在中国的结构中间，存在诸多的所谓二元问题，如经常讲的城乡二元结构，内向经济、外向经济的内外二元结构，垄断和竞争二元结构，政治和经济二元结构。但是现在从现象上，最为凸现的是贫富二元结构。
中国的社会结构从收入等级这个角度来看，像个什么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强教授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 根 据2005年 人 口 普 查 材 料 得 出 结论，中国的社会结构如果按照收入来判断，就像一个倒钉子形。它既不是枣核型，也不是橄榄形，也不是改革开放前的金字塔型。80%到90%的人是在钉子的横杠上，10%左右的人在钉子的竖杠上。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博士2006年做了一个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用非常特殊的办法做了一个调查，发现中国的收入统计严重不实，富人阶层大概隐瞒了3/4的收入没报出来。王小鲁用的是2005年的数据，当 时 隐 瞒 的3 / 4的 收 入 是4万 多 亿元，当年全国的G D P大概是18万亿元左右。他根据调查的样本做了一个测算，把城市居民分成十等份，最富有的10%的家庭人均收入和最贫穷的10%的家庭的人均收入比，统计局公布的是9 .1倍，王小鲁调查的是31倍。如果把农村再加上，大分类分成十等份，最富有的10%的家庭人均收入和最贫穷的10%的家庭的人均收入比，统计局公布的是21倍，王小鲁调查出来的是55倍。把这两组数字放到网上听听意见，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后边的这组数据更符合真实情况。而且在支持王小鲁的投票中，90%以上认为这个数字还不够高，实际情况比这个数字还要高。
2009年大家最关心的是房地产，“两会”期间大家议论最多的也是房子。中国房子的供给结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2009年是像一个正钉子型的结构。建设部部长说我们2009年一共盖了20亿平方米的房子，但是公布的房地产数字显示，城市的商品房去年盖了10亿平方米，其中公共住宅8亿多平方米。总理说有200万套的经济适用房，一套如果按50平方米算就是1亿平方米。还要考虑到，这200万套经济适用房里，有一些要给特定人群，如一部分要给公务员，一部分要用于老工业区的棚户区改造。真正给城里一般的老百姓提供的保障性住房有多少呢？大概就剩1000万平方米。1000万跟10亿比是1%，也就是说城里供给的房子1%是给穷人的。一般国家是多少呢？保障性住房大都占当年全部商品房面积的50%以上，越是贫富差距大的国家，这个比例越会相对高一点。
中国的现状是，收入分配是倒钉子型，住房供给是钉子型，一正一反反映出很大的一个矛盾。这是中国结构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化问题，服务业比重问题，就业机会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财税结构问题，都是中国面临的结构问题。但是现在最使人们忧虑的是贫富结构，是在重要的物品的供给上，这种正钉子和倒钉子的尖锐冲突，是中国未来十年必须面对的。
调整结构需要大项目的支撑
原中央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最近在几个场合，包括公开的和内部的，都在建议能不能把中国的居民消费率用三年的时间提高10个百分点，从现在的35%提高到45%。郑新立说，现在国内有很多很富有的人老了，已经是白发老人，钱花不出去，老出国花钱去，买奢侈品，因为国外的便宜、免税，而且很多旅游、养老、医疗的措施国内也没有。能不能搞一批相关的东西出来，让他们把钱花在国内。石小敏认为，这当然也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提高中低收入层的收入。怎么提高他们的收入，这是个很难的问题。
石小敏表示，别说三年，十年提高10个百分点也行。一年提一个百分点，把消费率提上去。中国现在35%的消费率差不多也是十多年来逐渐降下来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消费率也超过了40%。
“可是措施在哪儿呢？”石小敏问。他说，中国这几年有一个大措施起了很好的效果，就是前几年实行的对农民的免税政策，还给农民种粮各种各样的补贴，包括种子、机械、化肥等，种粮补贴直补到农民头上。2003年开始实行这项政策，2008年基本到位了。按2008年的情况，当年给农民总的好处是2000亿元。2000亿元是什么概念？假如农民把这2000亿都消费了，等于穷人、中低收入阶层提高了2000亿元的消费能力。现在中国全年的G D P是33万亿元，2000亿元的消费相当于提高了居民消费率0 .6个百分点。如果中国今年想把居民消费力提高一个百分点的话，这样力度的措施要有两个。也就是说，在正常的增长情况下，对农民免税的政策要有两个才能让居民消费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十年要提高10个百分点，也就是要有20个类似的项目。
据他介绍，上个世纪90年代政府就开始议论农民增收的问题，议论了10年，然后又在安徽实验了5年，才下决心免农业税。再用了5年的时间推广，到2008年才成就了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政策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希望，使中国的农村变得比以前稳定。但是它前前后后从准备到完成用了20年的时间。像这样量级的政策现在还有几个？
去年1月份建设部提出，用三年的时间花9000亿元，每年3000亿元搞保障性住房。每年3000亿元可不少，1500元一平方米就是2亿平方米，2亿平方米的保障性住房体系足够大。但是后来不喊了，因为找不到资金来源。建设部到去年四季度喊的是要保证700万平方米廉租房的建设，但是到地方上督察发现，在各地政府的保障性住房体系中，廉租房的完成率最差，只有23%。这个计划后来就没了生命力。
还有一个是医疗改革。国家说3年拿出8000多亿元，平均每年2800亿元，用以改善医疗，建基层医院，补医疗费用，补给医保。但是医改到现在总的方案还没完全出齐。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中非常大的一块。前不久卫生部组织各地的卫生局长讨论公立医院改革的问题，听说有的地方卫生局长说，现在真难，以前搞改革像奥运会，枪一响朝一个方向跑，跑到第一名拿金奖。现在是枪一响，往这个方向的也有，往那个方向的也有，蹲着不动的也有，没有一个方向。公立医院改革缺乏方向，所以到现在为止，医疗改革喊了一两年了，但是第一个方案拿出来的时候，央视的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说看不懂，为此还写了检查。不光他看不懂，其实大多数人都看不懂，所以后来又修改，到现在政策还没有完全出齐。
如果中国计划用十年的时间，将居民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那还要考虑十年的时间，G D P很可能从33万亿元 翻 到 了66万 亿 元 ， 消 费 率 提 高 到45%，规模就要有30万亿元。现在只有33万亿元的35%，也就是11万亿元，这中间差着19万亿元的缺口。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个动态的十年过程，像这样农民减税和补贴的政策，恐怕累计起来得20个、30个都不够，我们的政策储备在哪儿？
调结构的核心动力是改革
石小敏认为，结构调整真正的核心动力是改革。结构调整难，归根到底，是因为现在改革存在困难。他说，中国这30年从一个世界体系之外的穷国，发展到现在经济总量接近世界第二，确实让世人瞩目，它依赖的核心是改革开放。但是现在，改革已经改不动了。
石小敏说，我想用一个动作来表示对改革开放的看法。中国改革开始的时候是两条腿走路，第一步是农村联产承包，迈出去了。第二步取消人民公社体制，也就是恢复历史传统的乡村管理，也迈出去了。城里改革也是一样，主要是国有企业改革。第一步是恢复经济激励，奖金、利润留成。第二步就开始试行厂长负责制，进行国企内部的政治改革。但是到了1985年，当中国整个经济改革在城市开始全面铺开的时候，价格改革、开放、特区、中心城市、工资、劳动制度都开始推进的时候，经济改革这条腿开始迅速地往外迈，政治这条腿却抬不起来了。
当时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总书记领导的政治改革领导小组，按照邓小平的部署，研究政治改革怎么适应经济改革的变化。因为当时虽然经济发展很快，老百姓生活改善也很明显，但是也出现了很多意见，叫做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当时研究政治改革，研讨了很多问题，有了成果以后，有一部分内容写在了十六大报告里，不幸的是随后遇到了一场风波，政治改革这条腿始终没有抬起来。经济改革这条腿往前滑，政治改革这条腿抬不起来，就形成劈叉，站不稳了。所以那场风波以后，中国就把经济改革这条腿往后抽。邓小平南巡后又把经济改革这条腿伸了出去。
这时改革的动力也发生了变化，开放开始带动改革，于是前腿拖着后腿走。比如把很多国有企业实行了破产清算，比如建立了社保制度。虽然走得很累，但还是移动了很远的距离。一直到2001年WT O签订，后腿也就挂在了开放的车上，被人家拖着走。正好还有一段高速全球化的发展时期，又走了一段距离。这两年遇上了国际金融危机，全球化受挫停下来了，于是我们这条腿也放下来了，卧在了这儿。
石小敏说，现在最大的担忧是改革没劲了。现在正好是全球都需要选择新的方向和战略的时候，也是考验新的勇气和决断的时候，不进则退。现在中国已经不像30年前那样，开放只是引进资金、技术、管理了。W T O后，开放上了一个新台阶，开始成套的引进规则。如W T O是一套规则，环保是一套规则，安全是一套规则，人权是一套规则，都引了进来。这些规则背后的理念实际上是相同的，公平、公正、透明等等，相当于引进了全球的普适价值体系。这是很大的进步。80后、90后，甚至更年轻的一代，潜移默化地接收了这种价值体系，政府如果再像以前一样不加快改革，就可能会受到舆论越来越大的批评。
这场危机何以是二战后第一次全球性危机
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石小敏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第168期新浪·长安讲坛上提出，2008年爆发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二战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性危机。
三大事件导致全球化走入新阶段
石小敏说，2008年爆发的这场危机，格林斯潘的话叫“百年未遇”。还有一句话叫“二战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性危机”。这两句话好像大家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对于真正的全球性，要有一点解释。现在学术界普遍感到，近20多年来经济的全球化已经走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叫做“全球化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主要是在三大事件发生的基础上产生的。
一个事件是互联网的发展导致全球信息一体化。互联网的发展深入到了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角落，从根本上刷新了人们的交往方式，极大地改变了生产、流通、交换的方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它使得近二十几年金融一体化和信息一体化几乎同步，而且速度比以往一两百年以来的投资全球化、贸易全球化速度要高得多。
第二个事件是“冷战”的结束使得全球市场在空间上实现了一体化。原来是两个阵营、两个市场，现在合二为一了，跨国公司得以在全球发展。经过20年的发展，很多跨国公司已经演变成全球性的公司，甚至有人在研究全球性产业，这都是跟以往不同的概念。
第三个事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步入全球体系，这是近30年来发生的一个绝大的事件。尤其是中国，因为坚持了改革开放，发展起来。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远远高出原来西方发达市场总人口规模的大市场进入国际分工体系，彻底地颠覆了以往的分工体系，使得全球经济总流程发生了重组。
由于这样三个变化，特别是这些变化集中在这20年中，几乎同时发生。所以，经济全球一体化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今的全球化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金字塔的等级分工体系，整个体系内在的有机联系已经大大加强。
2008年危机属于资产负债表危机
石小敏说，对于这次危机，人们做出了很多分析。从经济学上来说，日本野村证券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分析得最为深刻。他把日本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的那场一直延续到现在也没有全部退去的危机称为资产负债表危机，跟传统的一两百年以来经典的商业周期危机是有重大不同的。在资产负债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企业这一微观主体的行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般厂商理论告诉我们，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但是在资产负债表危机期间，企业的目标开始转成负债最小化，企业的目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以危机的性质不同。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辜朝明分析说，自从上个世纪20、30年代以来，由于资本市场的发展，证券市场的发展，各种金融机构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市场出现了一批大到不能倒的机构。尤其是银行，它一倒就会带来毁灭式的影响。在危机期间，国家必须出手来挽救他们。在法制的市场，资产负债状况是企业的主要行为基础。所以当危机发生以后，有很大比例的公司和家庭不再去用自身获得的资金去创业，去创造新的需求，发展新的技术，而是率先修补自己的负债表，使资产大于负债，使负债的比例缩小，以期能得到市场的基本信任。
根据辜朝明的研究，日本大概在1990年发生的危机，一直到1997年，一般企业才把自己的负债状况修补到接近危机前的水平。在资产负债表危机期间，日本出现了三大宏观特征：第一，增长低迷，经济老在很低的速度，甚至是负的零点几、负一的速度徘徊。第二点，通货紧缩，物价老是在阴跌的状态中。第三点，流动性陷阱。利率非常低，日本央行基本利率甚至降到了零，但是也没人借钱。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两手战略”
这次经济危机，有时还被外界叫做双重危机，因为金融危机跟气候危机几乎是同步到来。危机发生以后，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大的集团都在找自己的应对办法。石小敏重点介绍了美国的应对办法。
他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之后，构想了一套解决危机的办法———这套办法能不能行得通另当别论———粗糙地概括，可以叫做“两手战略”：一个推手一个拉手。拉手就是他的新能源战略。新能源囊括了几乎所有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是风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
他想用这样一个新能源战略来一石三鸟地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解决眼下的经济危机。第二，创造未来一个可预见的、可持续增长阶段的大产业。有人预测过，新能源这个产业如果能够形成，可以达到20-30亿美元的规模，规模足够大。第三，要解决气候危机。找到一个大产业，同时解决能源气候危机，这样美国就能在产业发展和道义的角度上重新获得全球经济的主导权。
他的推手则是负利率政策。负利率政策用什么达到呢？就是几乎为零的利率加上货币贬值。去年3月起美联储开始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结果美元指数从86掉到最低74，这就是个货币贬值的过程。你不是不借钱吗？不是有流动性陷阱吗？大家都不愿意借钱，经济怎么恢复呢？那么政府就逼着你借，不借钱你就吃亏。当然最近几个月，由于希腊欧元出了点问题，美元指数又回升，但是这次回升有一个很显著的现象，就是美元指数坚挺了，但是黄金和石油的价格并不随着美元的走强而下跌。所以，美元实际上对于实物来说还是在继续贬值。
“奥巴马的这个两手战略到底能不能行得通，现在很难说。因为这么一个大产业，靠政府和企业的合作能不能在若干年之内把它真正地推出来，真正形成新能源产业的雏形，现在还很难看出来。”石小敏说。 (方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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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收入分配改革要更重公平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胡锦涛指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符合国情、科学合理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是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收入分配问题，中共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强调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胡锦涛强调，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涉及方方面面，涉及广大干部群众的切身利益。要加强领导，统一认识，齐心协力，扎扎实实把工作做好。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讲党性、讲大局、讲纪律，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制定周密方案，完善工作机制，严格落实政策。 （据《新京报》）
统计显示我国行业收入差距可能已达10倍
2000年，我国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2.63倍，到2005年，这一比例已增至4.88倍。而国际上公认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超过3倍则需要加以调控。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最近10年来，我国行业间收入分配总的趋势是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某些垄断行业的收入更高，而传统的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收入则相对较低。
“尽管目前高收入行业也包括计算机服务业等高科技行业，但总体来看，收入水平比较高的都是像金融、电信、电力等具有垄断色彩的行业。垄断行业收入畸高是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也是引起社会非议最大的诱因。”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 （据《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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