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个月，出生于1951年的迟福林就满60周岁了，如果时光倒流20多年，当他在1987年走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来到海南出任省委政策研究室、省体制改革办公室主要负责人时，他成了当年第一个到海南工作的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即使时隔多年，现在身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的他仍对当日的海南存有深刻的记忆：

　　“20多年前，我刚去海口的时候，从自己观察来说，没有红绿灯，每一家门口都摆一个小发电机，晚上睡觉，发电机震耳欲聋，要用棉花把两个耳朵塞住。当时去的人特别多，海南接待条件非常有限，我们很多大学生，拿一张报纸、一个席子就铺地而睡。后来我住在6楼，看着电视老鼠就爬上来了，因为没有下水道。”

　　那时的海南，作为中国最大的特区，恰恰也是国家经济战略布局的重点。但在此后几年时间，海南的发展并不顺利。先是1989年因为土地使用权出让引发的“洋浦风波”；紧接着上世纪90年代初，又出现了房地产“泡沫经济”和随后而至的金融信用危机等事件，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不少渴望大展拳脚的公务员和怀着创富梦的淘金者纷纷撤离，海南经济特区的地位开始被人们遗忘。

　　但迟福林却在海南扎下了根。在亲历了海南20多年发展历程中的困惑和矛盾后，他希望国际旅游岛建设能成为促进海南新一轮开放的推手。因为在他看来，海南20多年最大的经验就是，“开放的程度就是发展的程度。”

　　“海南在20多年里曾经错失了很多大开放、大发展的机遇。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海南迎来了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每次重提往事，迟福林总是感慨良多，追溯起“国际旅游岛”这个构想的诞生原因，他解释：“海南是一个岛屿，不开放就没有出路，我们当时就在以产业开放拉动产业升级的路子上进行探讨，因此就想出建国际旅游岛这样一个招数。”

　　根据迟福林和他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早在2001年，中改院就开始向海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建立国际旅游岛的建议，但一直没有进展。从最初由学者和科研机构的提出倡导，到现在作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一个决策，这个过程漫长得会让一般人失去希望，但迟福林和他所在的中改院却有足够的耐心。

　　“对于要不要建国际旅游岛，先前在海南省也有过一些不同的观点，这需要一步步的论证。”中改院海南研究所所长夏锋这样回顾国际旅游岛所走过的10年光阴。在去年的12月中旬，海南国际旅游岛获批传闻频频出现之时，面对时代周报记者“何时会获得批准”的提问，睿智沉稳的迟福林微微一笑说：“中央正在研究决策中。”

　　终于，在2009年的最后一天，国务院出台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意见，在之后的1个多月里，　海口、三亚房价涨幅领跑全国，在三亚的凤凰岛公寓，一平方米的房子最高报价超过10万元。“特区”的标签曾给这块土地带来膨胀的虚荣，而现在的“国际旅游岛”，同样给人提供了一个相当庞大的想象空间。沉寂了将近20年以后，海南岛再一次变得炙手可热。

　　如今，“下一个拉斯维加斯”，“又一个夏威夷”，“中国人的北海道、济州岛”等极具诱惑的提法似乎已经把海南叫得风生水起。但作为国际旅游岛这一概念的缔造者和推动者，迟福林却倾向于将佛罗里达的现在看作是海南的未来：“与海南拥有同样阳光、海洋、沙滩美景的佛州，GDP逼近8000亿美元，居全美第四，旅游业所占比重最大，迪士尼成了世界范围内人人向往的度假天堂。”